这一册《永乐大典》，
入藏国家图书馆背后的故事

——题记

       现藏国家图书馆，曾是加拿大华裔袁女士旧藏的一册《永乐大典》的发现跟“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有关。那么，就让我们从古籍保护开始讲起。

       2007年，无论是对古籍界，还是国家图书馆来讲，都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一个重要文件，也就是常说的国办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此文一出，意味着经过长期酝酿和艰辛筹备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牌子，全国范围内的古籍保护工作拉开帷幕。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古籍保护工程。工程的协调落实主要交给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这个国家图书馆新增的处级部门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不到二十人的队伍，在第一任主任陈红彦的带领下，组织协调全国的古籍保护工作，任务不可谓不艰巨。

       虽然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可谓日新月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我们的双脚必须坚实地踏在脚下这片土地上，了解我们的文化，从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成为独特的自己！在此基础上，纵观古今，放眼寰球，博采众家之长，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有更好的未来。

       古籍虽然离我们有些遥远，发黄的页面，繁体字，竖排版，理解起来艰涩难懂，许多学者皓首穷经，才能把他们的曼妙之处传达给我们，但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世界范围内的中华古籍究竟有多少，中国境内到底现存多少古籍，这个家底谁都说不清楚。虽然不少公藏单位、私人收藏家都编有古籍目录或者是古籍善本目录，但是把全国的统一到一起，算一笔总账还是无比困难的。

       在这种状况下，进行古籍普查就成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内容。但是不能等普查完了才开始号召大家对其进行保护，古籍寿命有限，是等不起的，对大多数优良的手工纸制品来讲，“纸寿千年”已经是极限了。而且纸张又是脆弱的，对保存条件要求很高，在我们观望、等待的时候，它可能就消亡了。那么，就要边普查，边保护，先挑最重要的古籍保护起来。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里，如文物保护，有重要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的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非遗名录，日本有重要文化财的评定。这些优选出的珍贵遗产，有不少堪称“国宝”，就是优先保护的例证。既然如此，古籍保护就有必要评选一些珍贵古籍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把他们优先保护起来，作为古籍保护工作的抓手，这就催生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怎么评选的呢？各地先把申报书和古籍书影等材料交到北京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完由国务院进行公布。古籍是小众，也是一个很专的事情，必须有专业性很强的专家进行指导，不然，万一评选错了国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个很权威的专家团队，是报文化和旅游部批准过的，叫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像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傅熹年、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古籍组组长李致忠、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安平秋等都是专家委员会的执牛耳者。专家们的眼力非凡，一般的申报古籍，根据原有著录以及书影信息就能辨别出真伪，但有条件的话，他们还是希望能尽可能地看到实物，尤其是有争议的古籍，这样更准确。

       铺垫了这么久，其实就为了讲明白一件事。那就是2007年11月2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组织开展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选的过程中，往华东地区派了一个古籍普查督导组，这个督导组是干什么的呢？去核验拿不准的古籍善本原件。这部书到底是不是像申报材料里说的那样？具不具备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条件？

       该组由四人组成，分别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专家杨成凯，国家图书馆古籍专家程有庆，故宫碑帖专家施安昌，文物出版社古籍碑帖专家孟宪钧。说话间，这些专家就抵达了上海。施安昌虽然很早就来了北京，但却是上海人，这就等于说是到了他老家地盘上了。家乡人听说他回来了，就纷纷来拜访，尤其是一些文化人，想和施先生叙叙旧。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早已移民到加拿大，但是因为思乡心切，退休后仍然选择常居上海的老邻居——袁葰文。袁葰文联系施安昌可不纯粹是为了叙旧，她有一件挂在心上很久的事情相托。她悄悄告诉施安昌，家里珍藏了两册《永乐大典》，是已故的父亲留下来的，想拜托他给鉴定下。

       施先生的父亲和袁女士的父亲有旧，同为文化收藏界好友。施安昌知道他家一向有收藏，但头次听说有《永乐大典》。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永乐大典》？市面上有些日子没有这批国宝级古书的消息了呢！熟悉施安昌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但又谦虚的人，再说古籍涉及种类繁多，他是研究碑帖的，哪里敢去鉴定古籍善本呀！可是同行的专家团队里，有人懂，他马上就想到了热心而又专业的程有庆。程有庆一直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工作，经眼过不少珍贵古籍，他工作的地方就藏有 223册《永乐大典》（其中62册在台湾），更何况他家学渊源深厚，父亲程毅中担任过中华书局的总编辑，也是“古籍通”。于是，施安昌征得了双方的同意，请袁葰文把书带到专家组下榻的宾馆，让程有庆等人帮忙看看。

       忙完督导组的工作，已经晚上8点多钟了。等大家回到宾馆时，远远就看到袁女士还等待在大厅里。鉴定是在杨成凯的房间进行的。灯光下，大家聚精会神地仔细打量这两册《永乐大典》，推举杨成凯主持鉴定，因为他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鉴定经验丰富。杨成凯有点紧张，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深知国家图书馆的程有庆经眼《永乐大典》最多，因为国图是《永乐大典》全世界最大藏家，于是他指定程有庆主导此次鉴定。

       程有庆非常激动，站在最中间，用手擎着它们，在书的字里行间摩挲着。他发现这两册，有一册是原件，另外一件是后来的仿抄本，是照着早年傅熹年先生家收藏并影印过的那册大典仿抄的。观察良久，时间已经过了10点了，他心里已经有了八成把握，但还是赶紧往北京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打给父亲，告诉他这几册大典的卷次，请他帮忙查阅下家里那册中华书局张忱石先生撰写的《〈永乐大典〉史话》中现存《永乐大典》卷目表。另一个电话打给他的领导，当时的古籍馆副馆长张志清（现为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报告他们的惊喜发现。

       张馆长听完很震惊，立刻意识到这是国家图书馆馆藏建设的一件大事，千叮咛万嘱咐，如果买家有意愿，一定要努力争取入藏国图，同时也开始忙活，向当时的馆长詹福瑞、主管副馆长陈力汇报。

       打完这两个电话，程有庆心里更有底了。他确定目前全世界已找到的《永乐大典》里没有这册大典真本，这册书为《永乐大典》嘉靖副本的“模”字韵“湖”字册，包括2272、2273、2274三卷。这时，他突然听到一旁的袁葰文正用上海话和施安昌交谈，跟成长背景有关系，也懂一些上海话的程有庆有点怀疑自己耳朵了，他真切地听到了主人想出手《永乐大典》的想法。他赶紧冲到袁葰文面前，热情地说：“袁女士，如果您要出手这本书，请考虑我们国家图书馆，请给我们一些时间商量这件事！”

       鉴定结束翌日，四位专家就分道扬镳，马不停蹄地继续在江浙地区督导。好在杨成凯和程有庆还在一起，他们二人来到了浙江的天一阁。这时，张志清的电话接连不断地打来，希望专家组共同起草一份关于这册《永乐大典》的书面鉴定材料。

       于是，杨成凯赶紧主笔，和程有庆一起共同草拟了一份鉴定意见，并分别联系了施安昌和孟宪钧，逐字逐句读给两人确认。张志清收到材料后，四处奔波，通过各方协调，将此事报给了国家文物局。这边程有庆、施安昌多次联络袁女士，转达国家图书馆的邀请，请她马上买火车票，一定要买卧铺，为了安全，把一个包厢全买下，带着《永乐大典》进京，费用由国家图书馆来承担。

       之后，国家文物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一起先后组织了四次专家鉴定会，才慎重得出结论，为大典“湖”字册真本无疑。程有庆清晰地记得，在北京召开这册《永乐大典》的第一次鉴定会时，他从江浙地区还没回来，张志清一遍又一遍地给他打电话，催促他参会。等他督导完回来，鉴定已经结束，张志清虽然觉得有些遗憾，但还是兴奋地跟他说：“有庆，傅熹年先生跟咱说了，准备钱吧！”

《永乐大典》原件整体效果图

       国家图书馆上一次入藏一册《永乐大典》是1983年，时隔20余年，又发现一册大典的消息传出，大家非常振奋。古籍普查刚刚拉开帷幕，就发现了这么珍贵的一册书，实乃鼓舞人心之大事，这让古籍同仁们对以后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张忱石在中华书局负责《永乐大典》的影印出版工作，对《永乐大典》深有研究，曾经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邀请参与这册书的鉴定，他后来以一个亲历者的角度写了一段文字收录在他的《﹤永乐大典﹥史话》一书里：

       2007年11月，国家图书馆来函告知，加拿大华裔袁葰文女士送来《永乐大典》模韵湖字卷2272-2274共3卷1册，邀我于当月27日上午赴馆参加鉴定会议，参与鉴定的专家还有傅熹年、丁瑜、白化文。该册《永乐大典》从封面至纸页皆无缺损，品相完好，其内容为有关“湖”字的唐、宋、元诗文，字迹端工的馆阁体，当是真品无疑。

       据连筠簃《永乐大典》目录，“湖”字韵为卷2260-2292，凡33卷，今存19卷。今国家图书馆藏卷2270-2271这一册，往下正好是鉴定的卷2272-2274这一册，再往下卷2275-2276这一册又为国家图书馆所藏，袁女士带来鉴定的这一册，弥补了“湖”字册的缺卷，达到了承上启下的联结作用。

       但是国家图书馆的领导内心又是苦涩的，因为购书经费有限，即使袁女士同意出让，也买不起，参照当时的市场价，一册差不多要两千万元。程有庆清晰地记得，国家图书馆的领导为此事操碎了心，中间有好几次，袁女士等不及了，到北京来询问消息，张志清都请他去作陪。袁女士极有修养，但张志清和他都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一遍一遍地安慰袁女士，请她再给国家图书馆一些时间。每次提到这些，程有庆都会感慨地说：“我太理解张志清了，这件事办起来真难！”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与国家图书馆一起，通过实施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运用项目专款才将这册大典买归国家所有，借藏在国家图书馆。经过漫长的运作，2013年9月才办理借藏点交手续，正式入藏国家图书馆，这中间差不多有6年多的时间。前几年，这册书方由借藏转为国家图书馆的正式藏品。

图为该册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前的点交场景

       袁女士是一个低调的人，不愿意大张旗鼓地出现在镜头前，这大概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她说他父亲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要把自己藏起来。”但她对党和政府比较信任，同时被国家图书馆专家的业务能力及对书的痴爱所打动，认为书放到国图比较放心，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和利用，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价值。所以，最终，她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这册《永乐大典》出让给了国家。

       至于袁葰文这册《永乐大典》的来源，之前的媒体鲜有报道。张忱石的《﹤永乐大典﹥史话》里提到，他曾经在鉴定现场见到袁葰文时问过她，但她不愿意多讲，只承认书上的两枚藏印——“曾在袁安圃处”“南通沈燕谋藏”，前一枚中的袁安圃为其父亲。

袁樊

       袁安圃（1904—1963），名樊，字梦庵，号安圃，以字行，江苏吴郡（今苏州）人。袁女士的父亲正是这袁樊，虽然搞过金融，是银行的高级职员，但其人雅致多才，诗、词、书法、绘画、昆曲兼擅，且师从名家。诗出于张骞，词出于吴梅，画出于冯超然，还有“昆曲梅兰芳”之称。他尤其喜欢收藏，藏书室名“鱼千里室”，该室名出自《关尹子·宇篇》，“以盆为沼，以石为岛，鱼环游之，不知其几千万里而不穷也。”形容鱼儿混沌无知，盲目游泳，却不知世界之大。另有藏书万卷处，名为“小嘉趣堂”。他还创办“鉴真社”、“安定珂罗版社”，均为上世纪40年代比较活跃的珂罗版出版机构。遗憾得是，1963年，年仅59岁的袁樊在香港探亲时，意外身故于一场车祸之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袁家的一些藏品进了上海博物馆，直到2014年5月才补办了“袁安圃先生捐赠文物清单”，包括书画、碑帖拓片、元龙泉窑盘、犀角杯，其中，《董美人墓志拓本》、《隋元太仆暨夫人姬夫人墓志》尤为出名。袁樊曾娶妻两任，有5位子女，为其办理捐献手续的即为其中一个女儿——袁葰文。

上海博物馆藏袁樊旧藏《隋董美人墓志铭册》

       沈燕谋是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和胡适、张骞等人均有交情，他和袁樊是好友，二人常在一起谈诗论画。沈燕谋曾在美国学化学，喜欢收藏古籍，其藏书楼叫“行素堂”。1949年赴港后，藏书星散，山东大学有部分善本书即来自行素堂，现在的拍卖行偶尔会有行素堂藏书展拍。沈燕谋到了香港后，出于相同的文化爱好，认识了钱穆，遂成至交，协助其兴办新亚书院，担任该书院图书馆馆长，负责书籍采购。

袁樊旧藏明代丁云鹏绘《武夷九曲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

       关于袁女士的事情，因为她不太愿意透露自己姓名，所以大家都常用“袁女士”来替代，包括2020年开展，改陈后至今仍在展示中的国家图书馆“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作为策展及文案牵头人之一，笔者都抹去了“葰文”二字。但是笔者发现，近些年，随着袁樊的旧物不断出现在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以及袁女士在2017年整理完毕，帮父亲出版了《鱼千里室诗稿》，并写了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为序，名为《献于父亲灵前最好的礼物：写在〈鱼千里室诗稿〉出版之际》，有些学者、媒体也开始走进袁女士的家对袁樊，也就是袁安圃进行披露。袁葰文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媒体上。我想，这时候再把她的全名披露出来，袁女士应该是可以接受了。

袁安圃“鱼千里室”笺

       2018年10月，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展上，我恰好负责永乐大典原件的选书工作。当时按照《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的顺序，一共选了12册原件，其中我特意选中了这册书做展品，并将之布展到展厅最显眼的中间位置。因为，它是截止到目前，国家图书馆入藏的最新一册，很有意义，而且这册书保存状况良好，字迹清晰，与诸多《永乐大典》入藏时的破败、陈旧相比，非常难得。正如鉴定会上傅熹年所讲：“这册书与国图其它两册“湖”字册的相连，让我们看清楚了《永乐大典》选材、引书、编排的诸多特点，相关文献也得以更加完善。”

       其实，加上这册，此时国图的“湖”字册收藏已经有7册14卷了，这一册的发现和入藏，使得“湖”字册5册相连，国图藏的前一册和后3册因而连续起来，对于认清《永乐大典》“模”字韵“湖”字册的面貌是大有帮助的。

       值得一提的是，此后不久，我到《永乐大典》展厅去，竟然偶遇了这册书的线索人物施安昌，原来是他听说了展览上展示这册书，特意带夫人来国家典籍博物馆参观。那天，我看着他在那册书前伫立良久，指着《永乐大典》给她夫人看，笑的像个孩子，仿佛在描述自己在上海发现这册书时的场景。

       等他参观完出来，我赶紧拉住了他，这一幕恰巧被同样是这册书入藏亲历者，曾经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现在的古籍馆馆长、《永乐大典》研究专家陈红彦看到。她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冲我说：“赶紧的，快去采访下吧，机会难得！”于是，我从施先生那里得知，袁女士已经80多岁了，还生活在上海，她父亲在银行工作过，这书是他父亲当年买的。

       如今，党和国家对古籍工作更加重视，在古籍同仁的共同努力和全社会的共同支持下，古籍渐渐从小众走向了大众，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又新增了“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对古籍的存藏和保护力度越来越大。《永乐大典》和敦煌遗书一起，成为国家的两大重点文化工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上古籍，《永乐大典》也渐渐成为媒体的宠儿。

       为此，我常忍不住浮想联翩，某一天，当在上海居住的袁女士打开电视，荧屏正聚焦《永乐大典》，镜头掠过满架高贵的典雅黄，最后定格在这册书上时，她一定会欣慰地笑道：“嘿，看，我家的那册《永乐大典》！”也许她会想起她年轻的时光，在她那儒雅父亲袁樊的呵护下，在“鱼千里室”或“小嘉趣堂”满屋书香里雀跃，书桌上就摆着这册《永乐大典》。后来，他的父亲不幸出了车祸，她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父亲的这些遗物，这册书跟着她从上海到加拿大，又从加拿大到上海，最终，从私藏变为公藏，让更多人受益。

图为作者本人，摄影人民日报陈斌

（作者：国家版本馆古籍部副主任、研究馆员赵银芳 曾在国图工作10余年，参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永乐大典》展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寻踪〈永乐大典〉》项目阶段性成果 项目号：23VTS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