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修复师——把古老技艺发扬光大

       我与上海图书馆之间，有许多故事。这些故事不仅见证了我的学艺之路，也是文献修复事业的微小缩影。

       20世纪80年代末，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领导推荐我参加一个文献修复技术培训班。尽管我对此一窍不通，完全是门外汉，但我热爱书籍，渴望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艺，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

       培训班是由原文化部图书馆司委托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参加的学员来自各地图书馆。在班上，我遇见了一位对我此后事业影响至深的老师——赵嘉福先生。他是一位精通古籍修复又擅长刻碑技艺的传奇人物，担任培训班的主讲老师。从那时起，我与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结下了不解之缘，更与赵嘉福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

       结束了为期六个月的培训后，领导建议我们继续跟随赵老师学习技艺。当时，上海图书馆有两名职工参加了这次培训，我和一位比我大七岁的男同志，后来我称他为“师兄”。

       上课前，赵老师把我们叫到跟前，严肃地说：“历史文献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容不得任何闪失。你们跟我学习，不容出错。刻碑时只能成功，不许刻错。没有‘万一’两个字，一旦刻错就不要再跟我学了。”老师的叮嘱听着严厉。只能成功、没有“万一”，这一教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刚学艺时，我二十二岁。赵老师曾表示，女同志学习刻碑可能较吃力，因为女生力气相对较小。刻碑是和石头打交道，时不时要搬运石头，这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当时，我对赵老师的看法不认同，内心不服气。我认为女生同样能胜任，而且更细心。至于力气嘛，我在读中学时，一直是班里女生中掰手腕比赛的冠军。我确信自己同样能搬运石头。我在心里暗想。

       好在，赵老师对学生的教导都一视同仁，对我并没有降低要求。有一件事，至今还经常被师兄提起。那是我们刚开始学习做拓碑时，总觉得室内纸张干得太慢，效率不高，于是决定把石碑搬到室外。我俩一起搬起石碑，还下了三四级台阶，放在外面有太阳的地方。那块石碑高四十五厘米、宽一百四十厘米、厚六厘米。师兄诧异于我有如此大的力气。我观察自己的手，看上去修长，手掌却宽大厚实、肌肉发达。或许，我天生就适合干这行吧！

       现在回想起赵老师的话语，我才明白其真正用意。赵老师并非重男轻女，而是考虑到女性从事刻碑工作的艰辛与不便。比如在刻碑的过程中，小石子四处飞溅，脸与石碑的距离近，石粉会溅到脸上，有时还可能崩到眼睛里。我特地跑去南京路一家有名的眼镜店配眼镜，要求镜片用最大尺寸。其实我视力很好，只是配了一副平光镜，每次刻碑时都戴上。有一天，我偶然发现镜片上全都是小石子击出的一个个小坑，心里真有点后怕。可惜那副眼镜已经找不到了，如果还在的话，可以作为一份珍贵的纪念品了。

       2023年，上海图书馆举办了年度大展“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我肩负起了展品修复项目的主持工作。除了保留原裱修复外，展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残缺破损严重，受潮霉蚀，纸张老化，需要重新装裱修复。而且这些展品尺幅较大，最大的原件高二点三米、宽一点三米，修复后裱件高达三点六五米、宽一点五米，工作量浩大。那些日子，拓片铺满了整张裱桌，团队成员有序地清洗、揭旧、托纸、覆背、上板……十人围绕裱桌修复，那场景堪称壮观，同事们忍不住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此次对馆藏拓片立轴进行的大规模修复，每一件展品都要层层把关。对补缺、全色等难度较大的步骤，我自己操作。鉴于拓片大多是黑白色，为了提升展陈的美感，我决定自我加压，为每一件展品都重新设计品式及镶料配色，使其重现昔日风采，实现款式美、色彩美、工艺美、功能美的完美结合。终于，我们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展览时，独特的装潢成为一大亮点，受到观众的好评。

       刚入行时，我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而赵老师则是那位悉心雕刻的艺术家，一点一滴教导着我。在赵老师的无私传授和上海图书馆的培养下，我在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我已经从业三十五年了，在图书馆里日复一日地学习和探索。近年来，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也成为一名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承担着培养新人的重任。

       我与上海图书馆的故事，有欢笑，有泪水，更有对我们这份事业的无尽热爱。我愿意用一生来守护、传承和研究非遗，努力让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这两门几近濒危的古老技艺发扬光大，绽放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