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天禄琳琅”珍籍在东北的聚散
对清宫“天禄琳琅”专藏的建立、焚毁和复建、“天禄琳琅”藏书的主要特征、部分“天禄”珍籍流寓东北的曲折历史及东北光复后这些藏书的去向等问题进行了考述。
在辽宁省图书馆数千部古籍善本中，有几十部非常珍贵的清代内府善本，即“天禄琳琅”藏书。其中既有明代皇宫遗留下来的宋元旧椠，也有康乾之际朝廷在全国各地搜访的善本佳刻。而今开卷检阅，仍觉朱墨粲然，美不胜收。流连于尚余墨香的字里行间，审视着皇家藏书特有的印鉴，我们不禁要问，如此珍贵的内府藏书是怎么流散出宫、辗转来到东北的呢？它们的身后一定隐含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1 丹函萃蕴：“天禄琳琅”专藏的创建、焚毁与复建
清政权建立后，非常重视对汉文典籍的收集与整理。特别是满族人入关以后，朝廷除了接收前明皇室的旧藏外，还数次在全国范围内访求图书。到了乾隆时期，内府藏书数量已相当可观。乾隆九年(1744年)，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利用宫中的善本，高宗下令内廷诸臣检点内府宋、元、明善本进呈御览，阅毕于乾清宫东之昭仁殿列架庋藏，并亲自为昭仁殿题写匾额“天禄琳琅”。“天禄”二字是借用汉代宫中藏书之所“天禄阁”之名，“琳琅”意为美玉，以此寓意内府藏书价值非凡、琳琅满目，足见乾隆帝对这些书的珍爱。从此，“天禄琳琅”藏书成了清内府善本特藏的代称，并不断得到充实续藏。我们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编制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一书可以统计出当时有明确记载的“天禄琳琅”藏书共有429部。依该书目所作版本鉴定，计有宋版71部，影宋钞20部，金版1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可以说集中了自宋至明五朝典籍的精华。
好景仅仅维持了五十余年，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乾清宫、交泰殿失火，昭仁殿因毗连而受到殃及，善本专藏尽付一炬。集数十年辛苦建立的“天禄琳琅”专藏顷刻间化为灰烬，中国藏书史上又多了一场让人不堪回首的浩劫。
大火过后，当时已是耄耋之年、身为太上皇的弘历决心重现昔日的特藏旧观。于是诏令重修昭仁殿，将宫中藏书再次精选汇集到殿中，仍用“天禄琳琅”命名。由于此时清宫藏书处于极盛时期，续藏之书，比之先前显得更加系统和丰富。随后编制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收录图书660部左右，宋版、元版及明版书的数量都大大超过前编。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就是这些“天禄继鉴”之书了。
2 藏有定制：“天禄琳琅”藏书的主要特征
由于是皇家藏书，书品上乘，书中历代名家收藏印记多，是“天禄琳琅”藏书的普遍特点。此外，作为清内府的善本专藏，“天禄琳琅”藏书在书的装帧形式和印玺的钤盖上还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这在《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中有明确的记载。首先，书的装帧形式规范统一，书函的颜色和质料依据版本时代不同有所区别：“宋、金版及影宋抄，皆函以锦，元版以蓝色绨，明版以褐色绨，以示差等。”其次，印玺的使用也有明确的规定：“诸书每册前后皆钤用御玺二：曰‘乾隆御览之宝’，曰‘天禄琳琅’。”[1]
笔者所见辽宁省图书馆现藏的“天禄继鉴”之书，凡有“乾隆御览之宝”之印的，书上钤盖的藏书印为六枚，每册首前半页紧贴上边栏右上方钤白文小方印“天禄继鉴”，上边栏正中骑栏钤椭圆形朱文印“乾隆御览之宝”；每册末后半页紧帖上边栏左上方钤朱文小方印“天禄琳琅”，上边栏正中骑栏钤“乾隆御览之宝”；每册前后护页自上而下各钤弘历朱文御玺三方，这三方御玺规格基本一致，共有大、中、小三套，视书大小而用，印文为：“五福五代堂宝”(大规格的印文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各套御玺篆刻风格有所不同。嘉庆后期，“天禄琳琅”又有续藏，除仍在上述位置钤盖“天禄琳琅”、“天禄继鉴”两枚专用藏印外，还加盖了“嘉庆御览之宝”。辽宁省图书馆现藏一部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九十六卷附考证》，仿刻清宫收藏的相台岳氏本《五经》(实际为元刻本)，当时仿刻这部书时连同弘历在这部书上使用的收藏印也一并仿刻了，从中可以看到弘历当时还使用了“古希天子”之印。
3 盗运出宫：部分“天禄琳琅”珍籍辗转流寓东北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废帝溥仪还生活在紫禁城，享受着民国政府给予的特殊待遇。中华民国与溥仪小朝廷议定的《清室优待条件》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这个优待条件将紫禁城内的财物，包括字画和古籍等理应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都当作清室的合法财产予以保护，这为以后溥仪盗运古籍文物提供了便利。
伴随着紫禁城外动荡的政局成长起来的溥仪开始加紧盘算自己的将来。为了筹集去英国留学的费用，从1922年起，他开始有计划地“赏赐”伴读溥杰、溥佳珍宝书画。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溥仪的胞弟溥杰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一情况也有着相近的描述。盗运活动的另一个参与人、也是溥仪宫中伴读的溥佳在其回忆录中写到：“这批古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2]”经过溥佳等人的疏通，办理了在火车站免验、免税的护照，盗运出宫的连同“天禄”珍籍在内的文物被送至天津英租界内。
1924年11月，直系将领冯玉祥进军北京，赶走了仍在紫禁城内南面称孤的溥仪。根据修正后的《清室优待条件》，宫内图书文物属国家所有，由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保管。1925年3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物品时发现，“天禄”续藏图书仅剩下311部(它们现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处不详述)。3月19日查点毓庆宫时发现“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帐”一册，就在他们还在为原来宫中珍宝文物可以随意借出而震惊不已的时候，7月31日又在养心殿发现了溥仪“赏溥杰单”及“收到单”各一束，溥仪赏给其弟共计“宋元明板书籍约二百余种”。清室善后委员会称这批书“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国宝散失，至堪痛惜!”[3]。虽然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非常清楚这些书的去向，但由于这些人大多为前清遗老，他们对旧主子的行为有意装糊涂，而没有立刻请求民国政府予以追查。直到1926年6月，清点情况才被编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公布于世。可以想见，包括“天禄琳琅”藏书在内的大批清宫珍籍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大量流散出宫了。
伪满洲国成立后，1934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和罗振玉将溥仪存于天津的这批图书珍籍，经旅顺运到长春，存放在伪皇宫一座称作“小白楼”的房子里。从此，包括“天禄琳琅”藏书在内的昔日清王朝内府藏书的精华部分，在这座简陋冰冷的水泥建筑中度过了十三年的岁月，这还不是它充满艰辛的命运的终结。
4 难成完璧：长春伪宫“天禄琳琅”藏书的去向
伪满洲国政权的短命注定了流寓东北的这部分“天禄琳琅”珍籍又一次面临着失散的危险。从今天的状况看，它们的命运是有喜有悲。喜的是，虽然历经坎坷，还能有众多的珍籍回到国家的怀抱得到良好的保存；悲的是，经过一次次的动荡，众多的珍籍已经残缺不全，身首分离，甚至不见踪影。
这部分藏书后来的去向有三个：
4.1 通过交换方式入藏国家图书馆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伪满洲国小朝廷惶惶不可终日，溥仪协随从由长春出逃。由于走的匆忙，包括“天禄琳琅”藏书在内的伪皇宫藏书绝大多数都没来得及拿走，幸运地留存下来。国民党接管长春后，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张嘉 于1946年1月命人将伪宫藏书运至长春市政府存放，这批书总计有一百余箱。1946年春，张嘉 又派经委会总务处副处长凌志斌等人从中选出钤有“天禄琳琅”、“天禄继鉴”藏书印的善本装成13箱，空运到沈阳。当年8月17日，张嘉 向当时的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移交了这13箱书，总计92种，1449册。1947年8月，当时的教育部迫于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下令国立沈阳博物院将重要图书档案南迁，这13箱书也一同被运至北平图书馆暂存。1948年底，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与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主任金毓黻及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秘书兼古物馆馆长阎文儒协商，决定用这些清宫藏书交换存于故宫博物院的60件宋元明清丝绣。这批丝绣原为北洋政府时期代国务总理朱启钤所藏，后转让张学良将军，存边业银行。日本人统治东北期间，由伪满中央银行接管。东北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将其运至北平，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北平解放后，1949年4月，东北文物处派人去北平办理接收沈阳博物院运平部分图书文物接收事项时，完成了这次交换工作。金毓黻和马衡在他们4月13日的日记里都对这次文物大交换作了记载[4][5]。之后，故宫博物院将其转交到北京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保存。由于它们在沈阳存放的时间很短，见过的人就很少了。时任国立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主任、后又在辽宁省图书馆任职的陈国庆当时正好参与了对这批书的整理工作，逐一考订编目，并撰写出《长春伪宫残存宋元珍本目录考略》一文，为清宫珍籍流寓东北期间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4.2 入藏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现收藏39部钤盖“天禄琳琅”、“天禄继鉴”藏印的善本古籍，是除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外，藏有“天禄”珍籍较多的机构之一。2008年3月1日，国务院批准颁布了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辽宁省图书馆有42部馆藏精品榜上有名，其中有9部为“天禄琳琅”藏书。该馆所藏的39部“天禄琳琅”藏书，按现有鉴定，有宋版13种，元版6种，影宋抄本1种，明版18种19部。这其中有20部为残书(《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为残的除外)，现知该馆馆藏除宋版《昌黎先生集》、《礼记》、《周易本义》、《记纂渊海》、元版《学易记》五种所缺部分均藏于国家图书馆，如能相聚，可成完璧外，宋版《自警编》和《童溪王先生易传》、明版《春
秋经传集解》和《六家文选》与国家图书馆所藏部分也只能合为残书。其余各书残缺部分尚下落不明。
这些书主要的来源为以下几种情况：
4. 2. 1 从长春伪宫直接接收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长春时，在长春市政府缴获了国民党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已经装好箱的长春伪宫藏书一百多箱，后经许多周折运至哈尔滨，交由东北图书馆筹备处(辽宁省图书馆前身)保管，它们虽为国民党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挑选出13箱伪宫藏书后的剩余，但因时间仓促，且具体经办人并不懂版本，还是遗留了相当多的善本，其中一些为“天禄”藏书，如《韵补》、《扬子法言》、《汉隽》等都是海内孤本或流传很少的宋版精品。
4. 2. 2 解放后在东北各地收缴
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当时的东北文化部在长春等地清查出长春伪宫流散出去的善本书23部，交付东北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前身)保存。其中《纂图互注荀子》、《孔子家语》、《春秋意林》、《画继》、《纂图互注南华经》、《昌黎先生集》、《新增说文韵府群玉》、《童溪王先生易传》、《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学易记》等宋元版书为“天禄”藏书。1969年12月辽宁省革委会政策研究室向辽宁省图书馆转交一部宋版《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为“赏溥杰单”中的书，也为“天禄”藏书中的精品。
4. 2. 3 购买入藏
1972年辽宁省图书馆曾从辽宁省文物店购入三种“天禄”藏书，有宋版《童溪王先生易传》1册(与上述从长春清查出来的同名书为一部之散出者)、元版《战国策》3册、明木活字版《漫塘刘先生文集》10册。
4. 2. 4 其他机构收藏或流落民间
从1945年8月12日溥仪离开伪宫，到1946年1月国民党接收伪宫藏书并把他们运到长春市政府，再到1946年3月将书筛选装箱，这期间经过七个月的时间，由于当时局势比较混乱，不论是伪宫的留守人员也好，还是在长春市政府看守这批未装箱书籍的国民党管理人员也好，有可能趁火打劫、盗走一些书籍。国民党从长春伪宫运书以后，曾有人看到，藏书室内架上和地面均有散乱图书，有人还曾从中拣出宋元版书的残本。可以想见当时书籍流失的严重程度。
据统计，除前述溥仪“赏溥杰单”中的“天禄”藏书有很多至今下落不明外，上述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天禄”藏书有近三分之一为残本，辽宁省图书馆现藏的也有近半为残本(原书为残的除外)。由于海内外公藏机构还没有对“天禄琳琅”藏书的现状进行过详细的普查和统计，个别图书馆和古籍收藏机构很有可能还有一些“天禄琳琅”藏书的全本或残卷，这其中不排除会有长春伪皇宫收藏过的。此外，从近年“天禄琳琅”藏书在拍卖市场上数度浮出水面的情况看，民间收藏伪皇宫散出的“天禄琳琅”藏书的情况肯定还会有一些。
“天禄琳琅”藏书做为清代内府善本专藏，曾创造了中国藏书史的一世辉煌，同时，其曲折起伏的命运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兴衰荣辱历史的缩影。值得庆幸的是，今天，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公立图书馆中还能看到这些书的绝大部分都被很好地保存着。就像所有炎黄子孙都渴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团圆一样，我们也期待着，能有那么一天，分藏海内外的“天禄琳琅”藏书，能以一定的方式再度相聚，再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周越）
参考文献
1、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
2、溥佳.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前后琐记.文史资料选辑，1980，249：37
3、煮雨山房.故宫藏书目录汇编.北京：线装书局，2004：2393
4、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6802
5、马衡.马衡日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54
原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