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舶庸谭》看董康日本访书
作为20世纪初赴日访书的代表人物之一，董康访书以造访公私藏书机构为方式，以珍本典籍和戏曲小说为目标，涉及读书、借书、购书、校书、录书、论书、印书等活动。《书舶庸谭》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董康四次赴日的活动，书中有大量关于访书的记录，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文章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董康日本访书的背景、经过、成果，并在历史视角下评析《书舶庸谭》的地位及意义。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董康的学术成就遍及藏书、刻书、古籍整理、法学、戏曲、通俗文学等多个领域。身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深厚的国学积淀、精深的学术造诣、清末民初独特的经历造就了其坚实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学术贡献。但是因为董康晚节有亏，政治上的污点掩盖了学术成就，人们对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不甚了解。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董康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例如何勤华教授以董康的法律思想和法制改革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从总体上看，董康仍然是功大于过。除了在中国戏曲文献、版本学领域中的特殊贡献之外，就他在中国近代法与法学方面的活动而言，他在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做出了突出的功绩，值得后人永远铭记”[1]。崔鸣敏致力于探讨董康从事的敦煌文献研究工作以及在几次访日过程中与日本学界的学术交流[2]1-4。孙书磊教授对《书舶庸谭》所载中国戏曲文献进行了梳理[3]。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以中华书局2013年版繁体本《书舶庸谭》为切入点，着力探讨董康四次赴日访书活动，梳理其访书的方式及主要成果，评析《书舶庸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以促进人们对董康的全面认识。
一、董康其人
董康(1867—1948)，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原名寿金，字授经，又字绶经、绶金，自署诵芬室主人。董康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参加戊子科乡试并中式举人，次年参加己丑科会试，通过后未参加当年殿试，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补殿试并中庚寅恩科进士，授刑部主事。光绪十八年(1892年)，丁母忧回籍。后进入《时务报》，1897年与赵元益(静涵)在上海共创译书公会，以翻译东西洋实用书籍为宗旨。董康在戊戌政变后入京复职，庚子事变时留署治事。1902年任修订法律馆提调，后于1906年任京师法律学堂教务提调，4月以刑部候补员外郎的身份赴日本考察法制，结识版本目录学家岛田翰。辛亥革命时董康避居日本京都，1913年回国后应梁启超之请担任北洋政府法律编查会副会长并兼任大理院院长。1914年至1922年董康四度任职大理院院长。1922年8月从财政总长任上辞职后赴欧美考察财政、司法，1923年初归航途中滞留日本一月有余。1926年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年底因军阀孙传芳的通缉而避走日本，次年5月回国。在日本期间以日记的形式记录日常活动，编为《书舶庸谭》(四卷本)。1932年至1934年董康任国民政府法官训练所教务主任、所长。1935年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抗战爆发后，董康违背民族大义，出任华北伪临时政府委员、司法委员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逮捕，于1948年因病去世。
董康作为由清而民国的著名学者，在法律、古籍、文学、戏曲等方面有精深造诣。董康以访书、读书、藏书、刻书为癖，其访书大旨为旧椠孤本、旧本小说。他一生钟情于典籍文物，笃志书海，积习成癖。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藏书家，除了收书藏书之外，他还以刻书、印书为业。傅增湘在为《书舶庸谭》作序时说：“君之好书也，取之以鉴藏，用之以雌校，公之以传布。”[4]3这正是董康一生爱书的写照，体现了董康以书籍为天下利的胸襟。一味地以人废言，忽视甚至掩盖董康在文献学上的成就和贡献，不仅会造成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潜在损失，还会使历史研究者缺失治史所应有的客观态度。
二、《书舶庸谭》内容及版本
《书舶庸谭》是一部日记体的目录学著作，全书按日排列记述董康在日本活动的过程和所见所闻的珍本文献，具有很高的文献学研究价值。董康将自己在1926年底至1927年5月留居日本时的所见所录逐日编排，著为《书舶庸谭》四卷本。该版于1930年由大东书局石印刊行。此后，董康由于其他原因前后三次赴日，并把历次赴日所记的日记补充修改，将《书舶庸谭》四卷本扩充为九卷本。
据书中自序，《书舶庸谭》大旨有三：访求古书、搜集旧本小说、吟咏寄情。董康自述“凡遇旧椠孤本，记其版式，存其题识，积时未久，居然成帙”[4]11，同时又感慨日本“德川氏于此类书籍搜罗綦付，悉储于内阁文库，今酌录回目，所憾东鳞西爪，未尽表章之能事也”[4]12，于是致力于搜书、录书以及购书。据《书舶庸谭》检目，书中涉及的文献中，书籍类包括古抄本、宋本、元本、明本、小说等120种。傅增湘评价此书“万品千名，各区分其义类；异书古录，间附著以解题。记版式行格之异同，辨镌梓时地之先后。录其序跋，可以知一书校刻之源；详其印章，可以考此本传授之绪”[4]3；赵尊岳称赞此书“或则详考板本，缕述渊源。摩挲断墨，荛翁无恤佞宋之名；综掇遗芬，惺吾别开留真之谱”[4]9。
此书最初为1930年大东书局石印本，书套题签为《董康东游日记》，书中包含胡适序、赵尊岳序以及董康自序。董康增补此书为九卷本之后，于1939年由董氏诵芬室重校定本，删去序言，增加郭则云跋和董康自跋。1940年重印此版本时除将胡适、赵尊岳序和自序补入之外，又增加了傅增湘序，后附《课花庵词》，使得此版本比较完整。另外，相对于四卷本，九卷本的前四卷在文字上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除了删除四卷本中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之外，九卷本还增加了一些内容，以董康所作的诗词为主。在部分文字的表述上两个版本也有区别。因此，四卷本仍有其价值，不能因为九卷本的存在而忽视了最初的四卷本。
此后，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于1967年出版影印本《书舶庸谭》，此本为四卷本，繁体竖版。世界书局于1971年出版了精装版九卷本《书舶庸谭》，繁体竖版。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排印四卷本《书舶庸谭》，作为《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种。但是“显然九卷本是足本，初出四卷本只是四次访日当中第一次访日的记录。今天出版整理本，显然应以九卷本为底本，四卷本可作为校本，这样才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内容足，错误少的新版本”[5]。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九卷本，命名为《董康东游日记》，内容足、点校精，同时加编人名、书名索引。2013年中华书局以1940年庚辰本为底本，删去了所附《课花庵词》，同时也参考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四卷本《书舶庸谭》以及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九卷本《董康东游日记》，出版了繁体本《书舶庸谭》。笔者此文参考的主要就是该版本。
三、《书舶庸谭》所记赴日访书
(一)四次赴日活动
据考证，董康一生赴日八次[6]9，其中后四次赴日活动被记入《书舶庸谭》一书。除去前四次外，第五次赴日为1926年12月30日至1927年5月1日。在北伐战争的大潮中，董康不慎卷入与军阀孙传芳的政治冲突中，被孙通缉，于是赴日避祸。此次东渡，董康褪去政客身份，访书论道，潜心学术，并逐日记载主要活动，成《书舶庸谭》前四卷。第六次赴日为1933年11月8日至1934年1月22日。寄望于其法学功底，东京法学博士松本蒸治等组织的中国法制研究会邀请董康在日本东京学士院作《中国法制史》系列演讲。此次赴日之活动被编为《书舶庸谭》第五、六、七卷。第七次赴日为1935年4月23日至5月18日，董康应日本斯文会邀请，到东京参加汤岛孔子圣堂落成典礼。《书舶庸谭》第八卷记载此番行程。最后一次赴日为1936年8月19日至9月15日，董康携家眷赴日避暑，以《书舶庸谭》第九卷记载此次经历。
(二)访书的主要方式
关于访书、购书、读书等活动，《书舶庸谭》中有大量记载，如卷一“午后，诣佐佐木、山田、汇文堂各书店，苦无佳本”[4]9(一月六日)，卷三“谈及《二刻拍案惊奇》为明人度曲家所取材，中国绝无传本，恳其设法借印，以备《曲海》之参考，湖南允之”[4]110(三月二十九日)，卷四“午后一时，偕小林赴佐佐木书店，偶见架头有吾乡邹程材《倚声集》一部，以五十元购得。与《瑶华集》皆清词人最善之选本，而此尤罕觏”[4]145(四月十七日)，卷五“小林自京都至，谈影印各书。从此惊人秘笈传布人间，大慰余之宿望”[4]187(十一月二十二日)，卷六“归途经文求堂，见万历刻《明初四杰集》首二册，以二百五十元购之”[4]208(十二月十六日)，卷八“内阁文库为幕府德川氏储书之所。就累代幕府之历史观之，诚一右文之时代也。不惟所藏宋元旧椠俱流传有绪，即小说一类秘笈尤多。往时国人已分储宋本于宫内省之图书寮，刊有目录行世。余每游踪至此，必托人介绍作数日之摩挲，复鉴定宋本十余种”[4]259(五月六日)，卷九“小林邮寄《九宫正始》至，此书为余昔年购自震泽王氏，尝据以辑《南曲韵目》。丙寅避嚣居洛，以赠内藤湖南。卷中引元明人传奇多至二百余种，皆绝无传本。曾留一目交慎芳典守，旋沪遍索末获。兹嘱小林借之，备录如后”[4]312(九月五日)。
在日本访书时，董康除了到东京文求堂、京都汇文堂等地之外，主要是到日本著名的藏书机构，如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等。由于前几次访日时已经与日本一些学者结下了深厚友谊，如京都大学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稻叶岩吉等著名的汉学家，董康自辛亥避居时便与他们相识相交，并由此结识了他们的学生，如神田喜一郎、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董康在访书过程中便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访书提供便利。例如，董康能够进入门禁森严的图书寮翻阅其中秘籍，正是得益于神田喜一郎的帮助。20世纪30年代赴日，无论是讲学还是参加典礼，对于董康来说，能够动用的社会关系更加丰富。这也是董康在访书过程中收获颇丰的重要原因。
除了借助于他人进入公私藏书机构饱览书籍之外，董康还与一些学者直接进行书籍往来。例如，1927年刚到日本京都，董康便于1月2日偕同小林忠次郎拜访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向此二人出示自己昔年得自竹添井井的北宋本《史记》和《毛诗正义》两本书[4]3。1934年1月12日，董康与小林忠次郎等人前往内藤湖南住所恭仁山庄探望。内藤知道董康要来，一早就准备好了藤原朝写本古文《孝经》《周易》，莫子偲旧藏唐写本《说文》木部等古书。虽在病中，仍与董康一起探讨品评[4]230。
(三)访书成果
据《书舶庸谭》(中华书局2013年版繁体本)检目，书中涉及的书籍类文献中，古钞本共19种，宋本共57种，元本共6种，明本及其他共22种，小说共16种。当然，检目中所列的这120种书籍类文献并不都是董康所校订或刻印的，如《佐伯文库献书目》一册、《佐伯藏书目》一册等仅属所闻所见，抄而录之。此外，董康在访日过程中还伴随着大量的访书、购书、读书、论书以及刻书、印书等活动。据初步统计，董康在日期间经眼、借阅、抄录、购买的书目中，见于、购于私家收藏和书店的书目有73种，图书寮所见书目59种，岩猗文库所见书目14中，东洋文库所见书目5种[2]58-66。此外，董康在卷一中还记录了自己摘录的日本内阁藏书中明版小说戏曲书目100种。
除了访书数量，其访书质量也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古写本《文选集注》，在我国清末以前的公私书目中都不见记载，董康访得残卷32卷，确定为五代写本，“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人国宝”。这个发现引起了中日学界关注[6]10。
在《书舶庸谭》中，董康还以数千字记录丰臣秀次切腹事及姬妾被诛事(见卷四四月二十三日)，以近三千字的长篇补记庚子义和团事件(见卷四四月二十五日)，这些对相关研究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董康在访书的过程中还提到了自己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7]。在提要稿的撰写过程中，尽管有藏书志作为基础，董康还是做了较多改进，做出了部分贡献。
总的来看，董康访书的收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文献及文物双重价值的珍本，这也是文献学家重视《书舶庸谭》的原因；二是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文献。这与当时注重民间通俗文学的时代背景相符合，也是董康之前的访书家杨守敬等不曾关注的。
四、《书舶庸谭》的地位与意义
董康的《书舶庸谭》一经出版，就得到了学界的肯定。胡适称赞董康“是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4]5。傅增湘对董康此举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董康“取之以鉴藏，用之以雠校，公之以传布。能殚毕世之功，卒成不朽之业者，同时朋辈殆鲜比伦……横览当代，通目录版本之专门，合收藏传刻为一手者，毛黄之后，宁属他人？”[4]3这主要是因为董康《书舶庸谭》中大量的访书活动及书目记载契合了时代风气，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此书以日记的形式，较为集中详尽地向国内学界展示了收藏在日本的诸多古籍和通俗戏曲小说，继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之后为国内学人展示了一个来自日本的文化典籍宝库，激发了学者的兴趣和热情。此后，到日本访书成为一种风气并长久延续。
有研究者将近代学者赴日访书的意义总结为三点：文献互补、文物再现、学术研究[8]。这些发掘、积累的工作为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中日之间学术界的交流增添了史话。董康的日本访书活动及其《书舶庸谭》体现了前一辈学者做学问的认真态度和细致的考证功夫，值得后人学习和肯定。
总之，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董康的赴日访书活动及其《书舶庸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除去晚年在政治上的污点之外，董康在学术上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其本人也应该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董康赴日本时将自己诵芬室部分旧藏和谭锡庆正义斋的部分典籍一并售与了大仓文化财团的创始人大仓喜八郎。前几年，经过与大仓财团的谈判并斥巨资购买，这批典籍最终于2013年12月12日被顺利运抵北京大学图书馆[9]。留存在日本一个多世纪的931部、28143册典籍此后由北京大学收藏保管，也算是对中国学界的一个告慰吧。(张向朋)
[1] 何勤华.董康其人其书[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2):138-144.
[2] 崔鸣敏.书海钩沉：董康日本访书述略[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3] 孙书磊.《书舶庸谭》所载日藏中国戏曲文献考略[J].戏曲研究,2006(2):193.
[4] 董康.书舶庸谭[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9.
[6] 钱婉约.董康日本访书述略[J].图书情报工作,2004(3)：9-10.
[7] 张升.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J].新世纪图书馆,2006(5):68-69.
[8] 赵奕.近代中国文人学者日本访书述记[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5(4):48-51.
[9] 李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述略[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5):110-116.
来源：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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