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书法”和“民间书法”

的区别和互补

 
       近日，“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展出。展览分为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四大专题，集中展示国家图书馆馆藏甲骨、敦煌遗书，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汉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清档案等珍贵文物文献。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是20世纪初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清内阁大库档案学是中国近现代“四大显学”。本文拟通过居延汉简和敦煌经书分析“精英书法”与“民间书法”的区别与互补，探讨早期非名家书法对当下书法研究、创作的启发。
 

《姨母帖》 王羲之 辽宁省博物馆藏
 

       敦煌“经生书”的书法价值

       敦煌写经的书法样式非常丰富，最早可以上溯到西晋，最晚至宋元，其中大部分是唐人写经。翻阅敦煌写经出版物，从晋人写经，一步一步往下看，一直看到唐人写经，都会感觉很亮眼。

       第一个亮眼处是当时抄写的墨迹。它真实展示了当时民间流行的“写经”笔法；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当时字体、笔法演变的真实“留驻”。文人书法会有更多个人风格的“塑造”，但基本技术、动作，应该都是遵从“体”的规范。“写经”为我们展示了“笔法”的演变路径。从西晋到唐代，汉字书法是怎么一步步发展的？从写经可以看到时代的脉络。

       第二个亮眼处是探寻写经的经生。经生以抄经为生计，或者以抄经做功德，内心很虔诚，精神很投入，长期的高强度训练，技术至精至熟，书写中会出现一些偶发的精彩动作和笔墨。所以多数的经卷，总有点能打动人的地方。“经生书”有艺术价值且书法价值之高自不待言，其创造汉字书写的技术美，是后代多数书家所不及的。特定时代、特定环境造就特定的技术高度。即便是一些不怎么娴熟的甚至是稚拙的经卷也有生拙趣味，有可挖掘利用的艺术养分。

       居延汉简在书法史上的意义

       居延汉简的历史跨度没有敦煌写经大，它主要集中在西汉中期到东汉前期。不过从书写遗迹看，它的“形式跨度”不亚于敦煌写经。从中能窥探到篆、隶、草等书体的演变过程。往前靠，有半篆半隶、篆隶杂糅的；往后看，有接近成熟隶书的，类似汉碑；与此并行的还有“离形去智”“散乱其形”的草书。居延汉简向我们展示了一部真实的汉代书法史，弥补了过去学隶书只能取法汉碑“隔廉听琵琶”的缺憾。从居延汉简可以清晰看到“隶变”——汉字书法由篆书向隶书演变的“风俗史”。可以说，汉简是汉碑的酝酿过程，汉碑是时代锤炼的高峰。居延汉简，为我们理解认知汉碑提供了“方法论”。唯其是过程中的“破体”，技术系统还在“营构”当中，它的语言系统是开放的，也是相对简单的，所以适合隶书早期入门，上手很快，易见学习成效。但是停留在汉简阶段还是不够的，隶书境界的高端还在汉碑。所以笔者认为，类似居延汉简一类民间书法，应该作为学习进阶的拐杖，而不是终极目标。

       “精英书法”和“民间书法”的互动

       书法史的前期是由生活实用功能推动书体变革。这个历史时期相当长——从殷商甲骨文到唐代楷书形成。如何保证汉字书写“实用高效”的同时又“赏心悦目”，是书法史前期的主要课题。大概皇室和贵族强调愉悦，平民需要便捷。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书法变化出新。民间需要便捷，不断推动字体“变”“破”；上流社会需要典雅、端庄、稳定，不断进行“维护”“构建”“修饰”。大小篆、隶书、正书的形成，均相隔数百年，可以看作是历史的酝酿、推动、变革、接纳、标准化的“大周期”循环过程。而行、草则是民间活跃因素的特定遗存，是“变”和“破”的过渡形式，为“隶变”“楷化”输送历史养料，促成新体的产生。最终，出于满足生活快捷记录书写需要，它们也独立成体。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东晋书家，其历史贡献就是“包前孕后”，集时代之大成，完成从“民间书法”资料性攒聚，到“精英书法”最终成果推出这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行进了两千多年，到唐代终结。唐代楷书完成汉字字体形式的多维度探索；唐代科举和官员铨选确立了汉字书写的标准是“楷法遒美”。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民间书法作为书法史“探索新体”发动机的机制突然消失了，代之以“唯精英马首是瞻”。所以唐代之后的民间书法，不再具有书法史的“前锋”意义，而沦落为“精英书法”的“追随者”。

（作者 郑晓华 系中国书法家协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美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