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编的两本读书指南：
为康有为梁启超引路
现如今，“藏书家”已成了公认的美名，翻看近年各大拍卖公司竞拍古籍珍本的光鲜记录，颇有目不暇给之感。而真正如清儒陈澧所说，能够从头到尾读一部注疏的“读书家”，在这个碎片化、数据化、商业化的大藏书时代，却越来越成为稀有动物。即便在号称博雅的文史学界，藏书甚至玩书的名家不少，但究竟有几个算得上“读书家”，大家心里清楚。追求知识积累而忽视书卷涵咏，推崇博雅而省略大体，“横通”之士横行，自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专利。将“藏书家”和“读书家”的对举，则是张之洞《书目答问》发明的说法。
作为晚清致力于洋务新政的督抚重臣，张之洞早年却是以提倡风教的学臣形象知名于世。同治末光绪初，张之洞先后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任考官或学政，先后在武昌和成都设立经心、尊经两所书院。在此期间，组织人力编写的《輶轩语》、《书目答问》二书，从不同层次上指示读书人的入门途径，对乾嘉汉学的地方化与常识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之洞
张之洞：集“文采”与“实用”于一身
张之洞的门生周锡恩，曾称颂他“学术如纪（昀）、阮（元）两文达，而实用过之；经济如林（则徐）、胡（林翼）两文忠，而文采过之”，不免失之于谀。但将乾嘉儒臣的“文采”与道咸督抚的“实用”集于一身，颇能窥得张之洞的心事。
张之洞早岁受学于胡林翼，颇以兵略、经济自负；入京师，却很快融入“清流”考据的圈子。此种复杂的学术背景，影响到后来的视学、办学活动。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曾国藩向新任陕甘学政许振祎传授视学经验，将张之洞与祁寯藻、张金镛等前代学臣相提并论，盛加称赞。至于三者诱掖士子的共同之处，曾国藩指出：
三人者皆宏奖士类，津津乐道。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愿阁下于告示或批评中常假以齿牙之芬，予以华衮之誉，……米汤若醍醐之灌顶，高帽如神山之冠鳌，昔胡文忠（林翼）每以此法诱掖将才。
曾国藩此段议论，暗示了同光学臣与道咸军功一代的联系。胡林翼、曾国藩的经济之学，对于张之洞而言，并非标榜于外的学统，而是左右其处事方式的更为内在的经验。张之洞早期不仅延续了乾嘉儒臣提倡的经古内容，更体谅到不同地域、层次士子的接受能力，不惜奖励劝勉来诱成人才，确实是得到了胡林翼的真传。
胡林翼
《輶轩语》：为不同层次士子指点“汉学”门径
同治、光绪之交，“汉学”考据在京师、江浙等地已显现衰微迹象，各种路数的汉宋融合论正在成为南北学人的共识。但“汉学”考据的惯性仍不容小视，学术风气的地域分布也不尽平衡。尤其对于四川、湖广等较少受考据学风濡染的地域而言，乾嘉时期江南地带“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尚未出现；相对于小楷、八股、试帖诗等“俗学”，课试经古仍不失为一种新学风。
正是基于这种“时间差”的认识，光绪初年张之洞自己虽已倾向理学，但在同时期发落四川士子的《輶轩语》当中，依然强调“宜讲汉学”，以为：“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基本上是在演绎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的观点。而在推荐书目时，亦特地注明：“国朝江藩有《汉学师承记》，当看。阮元《经籍籑诂》，为训诂最要之书。”《輶轩语》已主张“沟通汉、宋”的原则，但明眼人已看出，其折衷门户的背后，仍是“趋重汉学”。（见王锡蕃《光绪乙未福建学署刊本輶轩语序》）
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成都创设尊经书院和尊经书局，以《学海堂集》、《诂经精舍文钞》激励诸生，不课性理、时文。与此同时，更编纂了《輶轩语》与《书目答问》二书，试图使“汉学”门径向更大范围的中下层学子开放。张之洞在《輶轩语》的自序中提到其书“颇甚浅近，间及精深，缘质学非一，深者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僮告戒”。故在“语行”、“语学”、“语文”三篇外，另设有“学究语”一篇，专为“中人以下及乡塾童蒙”说法。但即便在“为高材生劝勉”的主体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条目之下，也会出现“是一书名，省文可偁[称]《四库提要》”的注解，可见其设定的读者水准并不太高。
《輶轩语》的成功之处，正在于能兼顾不同层次士子的需求，在教人以治学门径的同时，用大篇幅传授科场程式，详举避讳字、磨勘条例等实用内容。全书“不为大言空论，称心而谈”，既以实用知识诱引士子，而如“读经宜读全本”、“读经宜先识字”、“宜读国朝人经学书”、“宜专治一经”、“贵通大义”等治学原则，或者也能在潜移默化之间及于一般诸生，乃至“乡塾童蒙”。由于具有普及性，《輶轩语》在刊行之初就备受称扬，如光绪二年（1876）湖北退补斋版胡凤丹序即指出：“它人当此，将必高自标置，引己绳物，放言伟论，闳大不经。方闻之士惊若河汉，才人习气往往而然。太史（张之洞）校士之暇，缀为是编，所言独平易近情，笃实切理，无歧涂，无躐级。”
《书目答问》：实为一部乾嘉以降学术史
同时期，张之洞还会同缪荃孙、章寿康等人纂成《书目答问》，用书目的形式普及学术门径。关于《书目答问》一书的撰者，历来颇有争论。我大体认同陈垣先生《〈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一文的考证，即认为该书主要由张之洞编撰，缪荃孙参与助修、订正，并经过王懿荣、潘祖荫等人的审订；而缪荃孙的自述对他在成书过程中的作用有所夸张。又据缪荃孙《章硕卿传》：“乙亥（1875）余为张文襄公撰《书目答问》，时引君为助。”代撰之事未必可信，但章寿康亦应参与了编纂。
《书目答问》附录《国朝箸述诸家姓名略》，依次按照经学、史学、理学、经学史学兼理学、小学、文选学、算学、校勘、金石学、古文、骈体文、诗、词、经济等类别，分门别派列举有清一代著名学者，实际上就是一部按学科分类的学术史。
按语有云：“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主张从训诂文字入手治经史，又以经史为其他一切学问的根柢，大体不出乾嘉老辈成法。而所著录书目“其原书为修《四库全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及时收录了《四库提要》成书近百年来未及入录的著述，带有普及乾嘉以降学术新知的倾向。
据震钧《天咫偶闻》：“咸丰庚申（1860）以后，人家旧书多散出市上，人无买者，故值极贱，宋椠亦多。同治初元以后乃渐贵，然收者终少。至光绪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于是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骥，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提及《书目答问》对于京师藏书风气的影响。
二本书的定位：“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
事实上，《书目答问》着眼于“告语生童”，书后附有“别录”方便初学，并非“藏书家编次目录”，而重在养成“读书家”。编纂者在该书《略例》中特地指出：“兹乃随手记录，欲使初学便于翻检，非若藏书家编次目录，故不尽用前人书目体例。”此外，《书目答问》本文对“读书家”与“藏书家”亦颇有区分，论“目录之学”即指出：“若遂初堂、明文渊阁、焦竑《经籍志》、菉竹堂、世善堂、绛云楼、述古堂《敏求记》、天一阁、传是楼、汲古阁、季沧苇《浙江采进遗书》、文瑞楼、爱日精庐各家书目，或略或误，或别有取义，乃藏书家所贵，非读书家所亟。”
然而，由于《书目答问》所收较为宏博，难免在流传过程中偏离原先目标。如李慈铭就曾批评《书目答问》“意在自炫，稍病贪多，非教中人之法”。随着此后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问世，《书目答问》逐渐变身为藏书家的秘籍。直到最近，还有学者、藏家利用公私藏书丰富、补注之。类似举措，固然有功于学林，却未必符合张之洞等编纂此书的初衷。
关于《輶轩语》、《书目答问》的功能定位，恐怕还要还原张之洞自身的认识。光绪二年（1876）张之洞致信王懿荣，请其与潘祖荫、缪荃孙共同订正《书目答问》，就声称“此书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但是仍可“与潘少宗伯（祖荫）一观”；至于《輶轩语》，则“真是告示、公牍一类物事，……虽潘宗伯亦不可与看，见之徒令其骂耳”。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别，二书均被张之洞看作应一时之需的“公牍”，而非传之久远的“著述”。
清代道光、咸丰以降，随着内外局势的激变，理学、诸子学、今文经学相继兴起，乾嘉考据学似已走过巅峰期，而趋于异变甚至式微。然而，就整个士林社会的接受程度看，“汉学”风气的常识化仍有相当大的空间。从经古书院到官书局，考据学风自江南、京师两大策源地向岭南及内地各省份扩展，逐渐获得更大地域、更多层次士子的认同。
张之洞早年的督学成绩，不出阮元、曾国藩等儒学名臣提倡经古的轨迹；而在与内地风气磨合的过程中，又须对庞杂的学术整体进行整理，条列其要点，铺陈其门径。相对于《皇清经解》、《四库提要》所代表的高端知识，《輶轩语》、《书目答问》等“门径书”的缓冲作用洵为重要，甚至充当了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等许多近代以降学者修治经史的津梁。（陆胤）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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