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吴起其人其书略说
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有一位名将一生从未打过败仗，曾取得“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的辉煌战绩；在古代政治改革史上，他是战国时期唯一一个能与商鞅并称的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在古代军事思想史上，他则是唯一一个能与孙武齐名的大兵学家。早在战国后期，他的大作《吴子》就与《孙子兵法》一起，成为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部经典兵书，达到了“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的风靡程度。北宋神宗时期，《吴子》还被编入《武经七书》。
他就是极具创造革新精神的吴起，曾被郭沫若先生盛赞为中国历史上“永不会磨灭的人物”。
吴起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在今山东定陶西，一说在今山东曹县西北）人，曾任鲁国的将军，魏国的大将、西河守，楚国的苑守、令尹，辗转数国担任军政要职，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国治军经验。这让他往往能站在一国大政方针的高度思考军事问题，其军事理论体系格局阔大、气象非凡。
西方直到19世纪，才由克劳塞维茨明确揭示出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在公元前4世纪，身为大政治家的吴起，便能在其《吴子》一书中，自觉地将军事斗争纳入政治领域加以深入研讨，可见其兵学思想的先进性。
《吴子》全书最核心的论题，便是吴起在首篇《图国》的第一段拈出的8个字——“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8个字，精辟地指出了在国家战略思想的顶层设计中，既要重视政治领域的建设，也要重视军事领域的建设，两者应妥善兼顾，不可偏废其一。《吴子》开创性地探究战争的根源、类型，由此而提出的“争名”“义战”等概念，反映了军事行动要服从于政治目标的用兵法则。吴起认为，在军事工作中，对士卒开展教育能产生巨大的军事效能，即所谓“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这些见解，填充了孙武未及深入开掘而形成的理论空隙，标志着《吴子》对《孙子兵法》战争观的补充和超越。
吴起在沙场拼杀多年，战功赫赫。这使他有别于那些纸上谈兵的文士，能够提出只有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人才能提出的军事思想。围绕军队的训练、管理，他提出了一套独具个性的治军理论。比如，魏武侯请教吴起：“兵何以为胜？”他的回答是：“以治为胜。”他认为衡量一支军队是否强大，最重要的指标不是“数”而是“治”，不是看它的兵力数量有多少，而是看它能否做到严格治军。《吴子》中，“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便是强调如果不能严明法令，依法治军，那么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没多大用处，因为那样的军队实际上是一盘散沙，是打不了胜仗的。
吴起在其精彩纷呈的军事生涯中，能够很好实践自己提出的“以治为胜”原则。据《尉缭子》记载，有一次吴起率领魏军与秦军作战，在他还没有下达冲锋指令的时候，就有一个魏卒按捺不住杀敌情绪，擅自冲向敌人的阵地，一连斩获了两个秦卒的首级。这个士卒一返回军阵，吴起就下令把此人斩杀。军吏求情说：他非常勇敢，很有才干，请将军不要杀他。吴起惋惜地回答：“他的确英勇善战，但他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去杀敌，违反了军令，就该杀掉啊！”吴起如此从严治军，目的是使全军上下人人敬畏法令，服从指挥，做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这样才能形成排山倒海般的强大合力。
除了“以治为胜”，吴起提出的另外一条著名的治军原则是“教戒为先”。他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教戒为先”，强调的是对士卒军事技能的培训。吴起深切意识到军事素质差，是导致无数士卒败死沙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军队是由一个个士兵组成的，要想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就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教戒为先”的治军原则。吴起给出的训练方法是从单兵训练开始，继而由“一”教“十”，再由“十”教“百”，如此不断扩展，就可“教成三军”，使全军上下人人掌握军事技能。
关于吴起早年的求学经历，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吴起师承问题考辨》的文章，认定吴起出仕前曾拜大儒曾参为师。曾参是孔子亲炙弟子之一，《论语》收录了他的一些格言警句，如“吾日三省吾身”“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等。在曾参教导下，吴起深谙儒学门径，常常能从儒家思想出发建构其理论大厦。比如他劝谏君主要效仿商汤、周武等儒家标举的圣王，做到“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要求将帅具备“威、德、仁、勇”；建议对士卒要“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他还提出了“四不和”之说，即“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道”“义”“仁”“礼”“和”等，均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吴起充分借鉴儒学精髓，使其军事理论打上了儒学的深刻烙印。
吴起还是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的重要代表之一。在楚悼王的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下，他在楚国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有力打击了楚国的旧贵族势力，快速扭转了楚国国贫兵弱的局面。吴起和商鞅一样，用严刑峻法推动他们所倡导的各项改革，在狂飙突进的变法进程中难免会遭到敌对势力的记恨。商鞅最终惨遭车裂，吴起则被乱箭射杀。难道他们生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全情投入的改革事业，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吗？非也！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不顾危险、一意前行呢？我想，是因为他们都拥有坚定执着的富国强兵、改造社会的理想信念，故而不惧惊涛骇浪，不怕明枪暗箭，勇于以身殉道。用宝贵的鲜血和生命，吴起演绎了他的老师曾参的理念——“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著有《吴子集释》、中华书局“三全本”（《孙子兵法》《六韬》《吴子 司马法》）等】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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