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图书馆馆藏南宋刻本

《汉隽》：

《汉书》词语注释畅销宋元明三朝

 

       辽宁省图书馆馆藏十卷本《汉隽》是南宋刻本，内容是宋代学者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汉书》中的疑难词语所作的注释，该书是当时学子研习《汉书》的工具书。这样一部《汉书》词典性质的书籍曾长期翻刻，再版不断。令人惊讶的是，或许已经意识到了此书的市场前景，这部古籍的“后记”和牌记竟然有宋代的推销广告，并记录了详细的刻书成本和售价信息，为人们研究宋代出版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据。

       明朝项家珍藏的古籍

       《汉隽》是一部什么书？粗浅地说，就是给《汉书》中的词语作注释。

       在辽宁省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正在查看这部珍贵古籍的数字化图片。辽宁省图书馆珍藏宋刻《汉隽》十卷本，在首卷印有编者林钺所写的序，时间是南宋“绍兴壬午六月”，即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农历六月，距今已经800多年。序言写道：“汉隽者，摘班史而为之，考当时之遗范，摽史氏之精语，犹蒯子之为书，其说甘美，得以隽称也……”这段话说的是，这部书从班超编修的《汉书》中选取那些深奥的词语，这些词语就像汉初的辩士蒯通的作品，文辞优美，所以用“隽”来代称。通俗地讲，就是作者从《汉书》中摘出来的古语汇编成书，同时作者还根据唐代训诂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对《汉书》的注释，对这些词语进行简明解释。

 

《汉隽》的牌记 图片由辽宁省图书馆提供
 

       由于古籍跨越了800多年时光，书页呈暗黄色，每页大字九列，另有小字注释，双行排列。版心的下方雕有“陈真”“孙济”“王进”等刻工的名字，比较规范地对宋代皇帝避讳。根据古籍的后记，人们知道书籍刊刻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

       刘冰介绍，古籍的字体使用的是规整的楷书，但是风格特征全书并不太一致，有的带有欧体楷书特点，有的又近似柳体。

       书中留了较多鉴藏印章，其中有“天籁阁”“项子京家珍藏”等，这些鉴藏印章属于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项墨林。在我国传世著名书画、古籍藏品中，有很多项墨林的鉴藏印章，样式多达50种，反映出项墨林对这些书画古籍的喜爱，经常会将其拿出来翻阅并与亲朋一起赏鉴。

       项墨林原名项元汴，出生于明嘉靖四年（1525年），其父项诠曾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当时严嵩之子严世蕃曾私下列了一个富人榜，嘉兴项氏位列全天下首等17家之中。项元汴的藏宝楼以所收藏的晋代古琴“天籁”命名。明嘉靖年间，这里几乎是天下古籍书画爱好者的圣殿，关于项元汴的收藏，有一个很著名的评价是“半部中国美术史”。

       项元汴临终前将其珍藏分给六个儿子，天籁阁中书画从此开始星散，不过项家既豪富，又以书香传家，大部分天籁阁藏品保存完好。直到半个世纪后，明清战火烧到嘉兴。据明末清初藏书家姜绍书在他的《韵石斋笔谈》中记载：“乙酉岁（即清顺治二年，1645年），大兵至嘉禾（今浙江嘉兴），项氏累世之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荡然无遗。”姜绍书写道：“讵非枉作千年计乎？物之尤者，应如烟云过眼观可也。”意思是说，那些珍品怎么可能藏上千年，不过是过眼云烟，看看也就足够了。

 

辽宁省图书馆馆藏宋刻《汉隽》的书盒 图片由辽宁省图书馆提供
 

       在宋元明三朝是畅销书

       刘冰说：“这部宋刻《汉隽》也是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私带出宫的。”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继续留居清宫期间，以赏其弟溥杰为名，从清宫中盗出大量珍贵书画。此后，这部宋刻《汉隽》被携带至天津，后又被其一路带到长春伪皇宫。日本战败投降后，溥仪仓皇出逃，这部宋刻《汉隽》才回到了人民手中，几经辗转入藏东北图书馆，即现在的辽宁省图书馆。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人员钱超较早注意到了这部古籍。钱超专门梳理了《汉隽》版本流传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林钺编撰的这部《汉隽》受到宋元明三朝读书人的喜爱，直到明代仍然是一部畅销书。

       可查对的信息表明，林钺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完成《汉隽》的编著。因此，首次刊刻是在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介绍：“按淳熙戊戌乃五年，距钺成书甫十七年，魏汝功守徐州，命工刊之。”据考证，南宋时的魏汝功担任的是滁州太守，清宫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记述有误，因此，《汉隽》首刊本又称为滁州本。

 

《汉隽》的后记 图片由辽宁省图书馆提供
 

       辽宁省图书馆馆藏的这部宋刻《汉隽》所记录的版本信息为南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象山县学所刻，因此被称为象山县学本。从古人著录的版本情况看，其与滁州本大体相同，属于同一著作的再版。

       宋以后，这部古籍热度一直不减，再版不断。到了元代，有元代学官袁桷再版了《汉隽》。另外，我国近代藏书家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述了一部明代翻元刻本《汉隽》：“明翻元刊本，半页九行……前延祐七年袁桷序，后淳熙十年杨王休序。”根据这个著录信息，人们推测元代再版的《汉隽》依据的就是象山县学本。

       到了明代，《汉隽》继续再版，目前存世的明代再刻版有20多个，其中，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明嘉靖和万历年间的再版刻本各有3种。

       到了清代，曾经的畅销书变得沉寂下来，相关著述中甚至将作者的名字都记录错了，以至于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需要对作者姓名进行考证，竟然无法确定“钺”与“越”哪个准确。

       对于这部古籍，《四库全书》评价也不高：“其书取《汉书》中古雅之字，分类排纂为五十篇。每篇即以篇首二字为名，亦间附原注……然割裂字句，漫无端绪，而曰可详其事，其说殊夸。”《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林钺有自夸的成分。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人员李俊青专门研究了宋代史学教育的相关课题。他认为，由于宋代以文治天下，取士不问出身的政策激发了更多人求知的渴望。苦于史书的浩博，那么相对于此，经过删节的历史文献更受学子们的欢迎。《汉隽》便是诞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通过此书，学子们可以提纲挈领地掌握比较深奥的历史知识。也就是说，宋刻《汉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史学发展的盛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末。

       宋代官刻书也精打细算

       刘冰说：“在传世史书当中，《汉书》古字多已是人们的共识。”

       《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从这段记载中不难看出，《汉书》在当时就不能被人们所通习，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汉书》多存古字。

       因此，自《汉书》成书之后，便有注本出现，较有名的是东汉桓帝时官员延笃注本，可惜未能流传下来。根据史料记载，到南北朝时期，先后有东汉著名学者应劭、西晋尚书郎晋灼、三国东吴名士韦昭等注者共20余家。到了唐代，博学多识的训诂学家、历史学家颜师古采取集注的方式，广泛征引唐代以前23家的注释，并加以删改、补充、润色，所编著的《汉书注》被后世称为《汉书》最详、最好的注本，颜师古本人也被誉为“班氏功臣”。辽宁省图书馆藏宋刻《汉隽》中对于所选《汉书》词语的注释，就是依据颜师古的《汉书注》。

       刘冰说：“作为南宋刻本，馆藏的这部《汉隽》还留下关于那个时代经济文化等大量信息。”

       其中古籍的“后记”曾被多篇学术论文引述。这个“后记”出自南宋时期出身象山县的官员杨王休之手，其中写道：“象山县学《汉隽》，每部二册，见卖钱六百文足，印造用纸一百六十幅，碧纸二幅，赁版钱一百文足，工墨装背钱一百六十文足。”

       这一记载留下重要信息。“赁版钱”指的是当时租用书版的费用。这段文字反映了南宋时刻书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成本核算。还有学者根据宋元时期标有售价的古籍推算出这一时期江浙一带印工、雕工及纸张费用变化的情况。

 

《汉隽》首卷的首页 图片由辽宁省图书馆提供
 

       研究这部古籍，有学者注意到，大约是出于刻书成本的考虑，宋刻《汉隽》中基本采摘二字以上的词句，在词句的后面以小字的形式标出该词句所在的原句及注释，在原句中再涉及该词句时，则采用“|”线代替。而且“|”所代替的只是其中一个字，并不代替整个词句，词句的字数增多，“|”也增多。如《汉隽·称制篇》的“称制”后有小字“高后纪临朝||”。这里“高后纪”表明“称制”二字出于《汉书·高后纪》，“临朝||”中的“||”是用来代表“称制”。同理，如果遇到四个字，则用“||||”表示。另外，同一篇中位置相连的词语，在汉书中原句位置也是相同的，就只标明第一个词语的原句位置，第二个用“又”来代替。

       此外，这部古籍的“后记”中还有一句话：“善本锓木，储之县庠，且藉工墨盈余为养士之助。”意思是说，这本书是依据善本刻印的，为县学官刻，能够促进学子们的学业。这句话被视作我国早期书籍广告的实证，是古籍中罕见的广告语，弥足珍贵。
 

来源：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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