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书肆记

       金陵三山街书肆和夫子庙地区，是明清以来在江南乃至全国都相当有影响的图书集散之地，也是数百年间南北方藏书家所喜爱的淘书之地。

       金陵三山书肆街位于今南京市区三山街一带，原系明代中国四大书业中心之一。胡应麟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而金陵不仅“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而且其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

       所谓聚书之地，即各地刊本荟萃之地。外埠本地书贾将刊印之书贩至此地，再由该处批发给各个书肆销售，而金陵一带的刻书和批发业务则集中在三山街。三山街初建于明初，已为1932年拓宽后的中华路所覆盖，位于今中华路中段。但居民在习惯上仍将此路与升州路、建康路交接处，称为“三山街”。相传此街因西对明南京城西门“三山门”（今水西门），而以李白名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得名。

       南京市面上这些包括书贾在内的手艺人行风甚好，“甘与文人为知己，不肯向富贵家乞怜”。据续刊《江宁府志》卷十五所引陈毅（古渔）之《金陵闻见录》中语：“往年金陵市上，有一材一技自负者：或修琴，或补镠，或作竹扇，或鬻古书，或装字画，或刻木石、墨迹……。”下迄清末，此地书肆分布仍很密集，如“世德堂”、“继志斋”等，书业活动颇为活跃。直至清末，废传统科举，兴新式学堂，三山街书肆的线装书刊刻和营销业务才日益萧条，终趋于衰落。但继之而起了南京花牌楼书店街。

       南京夫子庙书肆区，位于秦淮河畔贡院———孔庙（本地居民习称“夫子庙”）附近。夫子庙地区泮宫内外和状元境、贡院西街一带的书肆书坊，不仅是明清两代金陵书业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名播海内，与三山书肆街一起成为士人们所喜踪迹之地。先后开业的知名一时的文林山房、天禄阁、鸿雪山房、瀛州书馆、文渊阁、宏文书店、同文山房等书肆多达30余家，它们经营着诸子百家、四书五经、方志史乘、诗赋词集、历书时艺一类图书。

       其中创业于清初的以刊刻蒙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私塾用书闻名东南的李光明书庄，生意甚隆，后毁于兵火。创办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的金陵官书局，以刊刻史著、经籍和集部书籍著名，具有本善、刊精、价廉的特点，至光绪初年改称“江南官书局”，于20世纪30年代初停业。据甘熙《白下琐言》卷二记载：“书坊皆在状元境，比屋而居有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廿余年来，为浙人开设绸庄，书坊悉变市肆，不过一二存者，可见世之逐末者多矣。”

       夫子庙一带的旧书肆在民国年间多为小本生意，以出售线装旧书为多。科举考试制度终结以后，陆续出现新旧小说的租售活动。

       数百年来，凡是游南京的文化人，一般都会到夫子庙东侧的旧时贡院流连一番。明永乐年间重建的贡院，比现在保留下来的宽大得多。在科举取士的明清两代，这里是江苏、安徽两省读书人前程交关之地。按制，每隔三年为“大比”（指选拔举人的乡试）之年，到此地应试的两省秀才往往多达二万余人。

       由于读书人汇集一时一地，所以这里早就发育成为一个特殊的集市。据记载，该集市与“大比”之年同步，范围从东牌楼沿秦淮河东岸展开，北抵学宫贡院，南达下江考棚。每当“大比”之年，各地商贩争相云集，不啻于举办一次“博览会”。凡是考试所需物品，如书籍、笔墨、纸砚、文玩乃至土特产品、风味餐饮等等，都有摊位出售。集市经营的时间大抵从当年冬春开始。虽然士子们参加考试的时间是从农历八月初九至九月中旬，只有一个月略多一点，但提前来南京的人却很多。所以，南京人特称其为“考市”。

       清初著名的浙江文人吕留良（1629－1683年）就曾经在“大比”之年的四五月间，专程坐船赶此“考市”，把在浙江老家预先印刷好的“时文程墨”等考试用书运到这里发售。他还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此间北客陆续有到者，要等全场会墨出，方买书。而金陵、姑苏近地买者甚众，气色殊噪也。吾所最快者，得黄俞邰、周雪客两家书甚富，而恨不能尽抄耳！

       所谓“北客”，当指苏北、皖北来应试的秀才们。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有一位年轻的秀才夏颂莱（名清贻，笔名公奴，生平事迹不详）应长辈要求，从上海到南京来赶考。由于夏家在上海有一家开明书店，他就同伙计们一起，顺便选择一些他们认为年轻读书人可能感兴趣的图书，到此地边备试边卖书。没想到，此番生意做下来，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太多了。回到上海以后，他便写下了一篇长文，这就是颇有文献价值的《金陵卖书记》。这篇文章后来被张静庐（1898－1969年）选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当时上海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最直接，所以文化观念较南京等内地要开放。此次开明书店选出供应南京考市的图书是：历史类38种，后销出893部；地理类19种，销出337部；政法类27种，销出533部；经济类6种，销出168部；教育类7种，销出94部；科学类28种，销出427种；报章5种，销出189册；文编类9种，销出282部；科举辅导书5种，销出46部。作者的《金陵卖书记》，就是一篇根据营销实况分析来南京赶考的考生购书心理的市场报告。

       历来图书的销售，同时尚和考试的导向大有关系。此番开明书店南京临时门市部所销图书以历史书为最多。据公奴分析，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史皆事实，故译笔率皆畅达，便于省览”；二是“此次科场，兼问各国政事，故（考生）不得不略求其端绪”。从公奴的文章来看，作者是一位很有头脑的新型读书人。他指出：“盖销书之数，即输入文明之数，至无疑义也”，“试思书果不销，人何由见其书，又何所用？”

       他进而指出当时人们的购书心理：

       内地人购书，第一先择版式，洋装大字，朗若列星，则书之善否不暇问也。其次问价值，版即不良，价在一元内而裒然三四册，则其他亦不问矣。其稍有辨别力者，则视译笔，明白了解，无所留难，则其说之果当与否，亦所不计矣。若夫有用无用，盖视科场为衡。苟科场所不需，则虽佳亦从缓。能越此范围，殆百不及一。

       《金陵卖书记》的下半部分，是谈考生百态的。其中谈及南京有“金陵书社”，系“彼都人士所创以广见闻者也。主其事者，见解颇高，顾披寻阅书之人，寥落乃若晨星。现在藏书未富，动人自难，然渺此种子，将来必鲜巨大之结果”。

       然而，发达的南京状元境书业，却也孕育过一位后来横空出世、歆动江南的大藏书家。那就是卒以嘉业藏书楼名扬一时的刘承干（1882－1963年，浙江吴兴人）。话说1910年4月28日，在清王朝的支持下，两江总督端方暨江苏巡抚陈启泰在南京丁家桥—青石村一带举办了历时半年、声势浩大的“南洋劝业会”，刘承干也闻讯赶来南京参加。但他对人人争趋的工商业品并不发生兴趣，却对状元境书肆情有独钟。据他在《嘉业藏书楼记》中的回忆：“……南洋开劝业会于金陵，瑰货骈集，人争趋之。余独徒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至，自是即有志聚书。”

       关于1927年前后的南京书肆业态，我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2卷第4期上，发现了一份刘纯编撰的《南京书肆调查表》，他按当日书店名称的首字笔画多少为序，将南京书店的名称、店址、经理名称、经营方向、卖书种类、有无营业书目、买书有无折扣、创办时间一一作了调查，并列表公布。

       在《南京书肆调查表》的前言后记中，刘纯先生分别有两段说明文字：

       南京素为文物中枢，书业向称发达，就其性质可分新、旧两种。凡售石印、铅印或西籍、教科等书者，皆属新书业。所谓旧书业者，即专售木版书籍，此种书贾大都贩卖性质。其能全售自刊之书者，在官局方面，仅有江南、淮南、江楚三局，今已归并江南书局矣。商店方面，亦只李光明、汤明林二书铺，近汤明林已改营石印，所有版片大都为李光明吸收。此外自刊善书者，则有一得斋善书局。关于佛学者，则有金陵刻经处、佛经流通所、支那内学院三处。余皆随收随卖，毫无定准。纵有一二书肆印有署名，因系贩卖贩买，故恒有目无书，有书无目，学者欲购何书，势非挨铺搜求，难期必获。然木版旧书，又非在此中觅取不可。今依作者见闻所及，将南京书肆列为一表如左（从略）。

       按右表书肆之中心，旧书业荟萃于状元境，新书业集中于花牌楼。考其历史所在，因清季科试场，邻近状元境，故业旧书者咸以其地邻近贡院，又有“状元”之名，投一班学子之所好，故群众书店均荟萃于此。嗣虽停科，而因历史之关系，至今仍以该境为旧书之窠巢。至新书业，始创于清季光、宣之间，民国以来日渐发达，花牌楼一带本为北城之大市，各种学校大都偏近于北城，业新书者，为营业便利起见，故皆集中于此。

       总之，欲购旧书者，必至状元境；欲买新书者，须赴花牌楼。至善本书籍，无论何种书肆均不易见。另有专作书贩一业者，代人买卖，必须经若辈经手，较易搜求。

       现将刘氏在《南京书肆调查表》中的书店，按其创办历史先后，兼以区域所在，重新分类排比如次。将此项资料与纪庸的《白门买书记》的记载相对照，足以了解20世纪前叶南京书业的盛衰兴废。

       “欲购旧书者，必至状元境。”清末同在状元境的书铺，有清光绪二年创办的时由康祝三经理的“渊海书局”和光绪二十六年创办的“天禄山房”，两家专营四部旧书；同年，由朱俊之经理的“奎照楼”开业，专营木版、石印旧书；光绪三十年创办的“同文书局”，时由钱仁美经理，专营木版、石印旧书。这一带书铺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书目，顾客购书也不给折扣优惠。

       宣统元年（1909年）创办于此的由姚永福经理的“文奎阁”，主营旧书，兼售自刊童蒙读本和石印书籍；同年创办的“昌明书局”，由沈泽山担任经理，主销旧书、石印书；宣统二年创办的由朱甸清经理的“萃文书局”，主营四部旧书，该书局与上述数家书店不同，它备有营销书目，常年以六折优惠淘书客。

       民国元年（1912年）设在状元境的书店，还有冯培基经营的“文海山房”，主要经销木版、石印旧书；同年设址于此的“学海书局”，则由杨开鹏任经理，经销木版、石印旧书；1919年创设的傅氏“华荫堂”，营销石印旧书等；1922年创办的葛氏“集古书局”，主销木版、石印旧书。以上书店既无营销书目，也无折扣。

       1925年设址于此的由王仁权经理的“保文堂”，主要经销四部旧书，有书目，照价九折优惠顾客；同年开设于此地的“聚雅书局”，则由刘少卿任经理，经销碑帖杂书等；次年开业的以洋版石印旧书为营销对象的“聚珍书局”，则既无书目，也不设折扣。此外，还有一家附设在渊海书局内的“一得斋”，亦设址于状元境，时任经理为康祝三，主要经营劝世善书，备有书目，但顾客购书没有折扣优惠。

       位于贡院街的“江南官书局”（清咸丰五年设立的“淮南官书局”、光绪二十五年同地设立的“江楚编译官书局”，时已均并入此），时任经理为李士涛，主要经销自刊自印旧书，编有书目，但无折扣。1917年创办于贡院西街的“文苑阁”，由王晟之担任经理，经销木版、石印旧书；同年创办于此的“萃古山房”，由刘雨亭担任经理，经销四部旧书。这两家书店均无书目，亦无折扣。

       “欲买新书者，须赴花牌楼。”所谓“花牌楼”，大抵是指今日太平南路以杨公井为中心的南北地段。作为新崛起的书店街，一度鳞次栉比，衡宇相望。不仅私家书铺前仆后继，集中于此，而且国内各大出版单位也在此竞设门市部或分店，挂牌经营。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由王成章经理的“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创办于此，专营自刊中、西文书籍，有书目，有统一折扣；同年，设址于此的有唐德元经理的“国学书社”，专营木版、石印旧书。宣统元年开设的史久成经理的“共和书局”，主要经销自刊新书和外版书刊，有书目，折扣划一，顾客不能还价。

       1935年设于今杨公井口太平南路220号的“中华书局（南京分店）”，时任经理为沈仲约，专售自刊中西文书籍，编有书目；1921年在此一带开设的“世界书局（南京分店）”的经理为史久成，主营自刊书籍，兼及其他新书，亦有书目；1923年，由陈子青任经理的“南洋书局”开业于此，该书局专销新书；次年，由冯伯揆任经理的“中国图书公司”挂牌营业，主销中西文新书和石印教科书，编有书目，但折扣时有时无；这一年，还有赵南宫担任经理的“泰东书局”开业，经销自刊新书和外版书籍。

       1925年，先后开设的有钱长美任经理的“合作书店”和由吕镜清任经理的“华东书局”，前者经销木版、石印旧书，后者专售新书，两家均无书目，无折扣。同年开设在花牌楼的，还有魏兆明任经理的“交通图书馆”，专售石印书籍；有黄挺生任经理的“南京书店”，专售新印书籍，该店于1926年与中华图书馆协会联合发行过由知名学者刘国钧先生（1899－1980年）任编辑主任的《图书馆学季刊》。

       除了“旧书业荟萃于状元境，新书业集中于花牌楼”以外，在南京城区的其他一些地方，当年还分布有若干新旧书店，如总店设在秦状元巷、分店位于状元境的“李光明书铺”，始创于清同治初年，时由李仰超经理自刊旧书；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设在黑廊的“汤明林”书铺，时由汤承斌经理，主销自有刊本，时已不常印刷。两家书业“老字号”皆有营业书目，对顾客并无折扣优惠。自民国以后，新文化大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每年都有书店在南京开业。

       如民国初年开设在奇望街的周绍堂“有正书局”，主营碑帖、金石类书籍；1916年开设在益仁巷的杜仁记“幼海书局”，由沈仲约任经理，经销木版、石印旧书；又次年开设在五马街的“崇古山房”，由葛子珍经理，主销木版、石印旧书。

       1919年创办于四象桥的杨老四“蕴古斋”，营销才版、石印旧书；次年创办的蔡氏“天一书局”设在成贤街，营销铅印、石印新书和教科书等；1922年开设在龙门街的孟子卿所办“怀仁书局”，主销木版、石印旧书。

       还有1924年开设在北门桥的“教育图书馆”、“光天书局”，次年开设在龙门街的丁氏“松鹤山房”，它主销木版、石印旧书，以及开设在唱经楼的“华美书局”；1926年设址在马府街的“庆福书局”、专售新书的“金陵图书馆”等。

       此外，清光绪年间创办于延龄巷的“金陵刻经处”，时任经理为萧屏阁；也在光绪年间设址在羊皮巷的“佛经流通所”，时由妙莲和尚主理；1918年创办的设在大中桥的“支那内学院”，时由欧阳渐经营，三家均销自刊佛经佛书，编辑有书目，是当日南京和周边地区人员购买佛经的主要去处，但均标实价，没有折扣优惠。

       以上大致是晚清以迄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京书肆业况的一个梗概。经抗战初期战火延烧、日寇据城践踏以后，南京作为当日全国的一个重要书业中心日益毁坏。以至于当纪庸在40年代初提笔写作《白门买书记》时，竟张口说出这一席令人丧志的话来：“金陵非文物之区，自经丧乱，更精华消尽；徒见诗人咏讽六朝，惓怀风雅，实则秦淮污浊，清凉废墟，莫愁寥落，玄武凋零！售书之肆，惟以旧货居奇，市侩结习，与五洋米面之肆将毋同若南涧所亟亟称道之五柳老陶、延庆老韦、文粹老谢，徒供人憧憬耳……”，这与刘纯在1927年撰写的《南京书肆调查表》前言中曾自豪道出的“南京素为文物中枢，书业向称发达”一语何其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