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阳坊刻兴盛于宋代的思考
以麻沙、崇化（今书坊乡）坊刻为主的建阳刻书业始于五代，在两宋时期空前兴盛，尤其是南宋以后，建阳与杭州、成都并列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并在规模上超越浙本和蜀本，建本书籍萌芽于五代，衰落于清初。祝穆《方舆胜览》将建本书籍列为建阳第一大特产，并称：“建宁府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1］（P479）叶德辉《书林清话》盛赞：“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阳为最。”［2］（P143）清代闽籍文人陈寿祺曰：“建阳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末已。四部巨帙，自吾乡锓版以达四方，盖十之五六。”［3］（P956）
据张秀明的《中国印刷史》统计，宋代建阳麻沙、崇化两地刻书作坊已达37家，较著名的有崇化余文兴的“勤有堂”、余仁仲的“万卷堂”、麻沙刘氏的“三桂堂”、陈氏的“与耕堂”等，群星灿灿。虽然历代学者对建阳刻书褒贬不一，但持肯定意见者为多。朱熹曾云：“向到临安，或云建本误，宜用浙本。后来观之，不如用建本。”［4］（P239）南宋时崇化坊里人魏仲举能著文且善刻，其所刊行的昌黎、河东两集（清内府藏本）受到《四库总目提要》的表扬：“纸墨如新，椠刻精工，在宋刻中亦称善本。”［5］（P262）建安人黄善夫在宋庆元间刻印《史记》一百三十卷，合集解、正义、索隐为一书，刻印异常精美，获历代藏书家的高度肯定，我国近代著名古籍版本学家傅增湘先生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对黄刻《史记》评价为：“是书精雕初印，凌角峭厉，是建本之最精者。”［6］（P210）
宋代建本不仅在国内销量第一，且大量漂洋过海，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云：“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7］（P4082）朱子学者熊禾在崇化同文书院上梁文中载：“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8］（P580）
不少研究者认为建阳刻书业崛起是由于其地出产易于雕刻书版的榕、梨等树木，如叶梦得曾说：“麻沙版多用柔木刻成，取其速成速售，雕刻不精。”［5］（P264）叶梦得为江苏苏州人，对福建地理环境并不熟悉，且其生活于北宋末期，当时福建坊刻中心还在福州，宋人南渡后建阳坊刻才雄视天下，因此他对建阳刻书业的认识难免偏颇。如果我们将建阳刻书业放在宋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去研究，得出的答案或许更为接近事实。
一、社会安定，北人南移
汉武帝时闽越国叛乱被汉军所灭，汉廷对闽越人采取虚地徙民的政策，尽皆迁往江淮间，此后数百年闽北人烟罕至，社会经济的发展停滞近300年。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仍，统治者专横暴戾，滥杀世家缙绅，民不聊生，政客、士子、文人争相逃离，宋人陆游所撰《傅正议墓志铭》云：“唐广明之乱（880～881年），光州人相保聚，南徙闽中，今多为 士家。”［9］（P287）《建 安志》云：“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10］（P29）同时期的闽北则远离战事，成了战乱中较为理想的避难之所。名相李纲曰：“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礼俗淳古，虽斑白未尝识官府者，此与桃源何异？”［5］（P186）建阳刻书业最负盛名的余氏家族也是五代时期避难入闽的，书林《余氏宗谱》之《增修余氏宗谱总序》载：“梁中大通二年（530年），余青为建阳令，避侯景之乱，在闽落籍。传十四世徙书林，以刻书为业。”［5］（P264）
宋室南渡后定都临安（杭州），福建距离金兵占据的北方更远，所以更为安全，很多北人举族入闽，如靖康之难中留京宗室无一幸免，移居在外者获全，部分宗室“建炎三年（1129年），移西外于福州，南外于泉州以避敌。”［11］（P984）在宋朝统治的319年（960～1279年）内，除了个别山区的动乱之外，福建主要地区一直处在和平的环境之中。作为入闽必经之道的闽北，大量北方移民流寓，人口激增，繁荣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成为仅次于都城临安的文化中心，朱熹感叹：“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5］（P238）
北宋末，金兵南侵加剧了北人南下，朱熹云：“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7］（P4303）在靖康之乱中移民入闽的北方移民中有不少是世家名流，如刘子羽家族在抗金失败后举家隐居崇安五夫里。战乱中建阳麻沙、崇化秀美的山水、丰饶的物产与和平的环境吸引了大量南迁的大家族。如洪氏“金人南侵，高宗拜（洪）皓为金国通问使，如金不得归，其子获麟哀痛病没，二子遵其遗嘱，一隐于建宁书坊，一隐于同安小登屿。”［12］（P46）著名理学家张载的九世孙也避居麻沙，“先生九世孙讳德者登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授官知闽之邵武县事，奉木主以行，往来建阳，道经麻沙，见其溪山之胜，中心爱之，时咸淳兵乱，道梗不复西归，遂卜居焉。建横渠书院五十楹，……”［13］（P979）南宋初年，由于宋 金 战 争的影响，闽 北人口增长出现了一个高峰。
《建瓯县志》载：“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14］（P426）随着北人南迁规模越来越大，闽北文化始盛。“惟昔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15］（P127）建阳崇化、麻沙书坊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正如清末陈衍《补订闽诗录叙》所评：“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16］（P44）北人南迁进入福建的路线主要有3条：一是由江西铅山经分水关入闽；二是由江西临川、黎川经杉关入闽；三是由闽浙边界经浦城仙霞岭入闽。此三条线路中经分水关入闽者居多，而杉关和分水关两条路线于建阳相衔接。建阳地处闽江上游，流寓者居多。但大量移民的涌入，使这里土地迫狭的问题更加突出，闽北俗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南宋朱服评闽北“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17］闽北多梯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水寒，山岚蔽日，而人力抽致，雨露所养，无不少获。”［18］（P359）生籍繁夥，耕耨殆尽，无田可耕迫使部分人口转向刻书等手工业生产和销售。大批文人入闽后生活困顿，刻书业利润较高，文人们在此行业就业也算是学有所用，连安于清贫的大理学家朱熹也曾刻书贴补家用。大批文人学者入闽为建阳刻书业提供了刻书人才和稿源，并成为书坊消费者。
随着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闽北战乱纷扰，闽北逐渐失去区域中心地位，大量家族又迁往他处，以至于民国时刘超然感叹：“柳盛于宋，钱盛于清，而今无其人。曹墩以曹姓得名，萧屯以萧姓得名，哀墩、哀岭后以哀姓得名，而今无其族。”［19］（P75）从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建阳刻书业仅在两宋达到极盛的现象了。
二、文化昌盛，科举发达
（一）地灵人杰
闽北文化在宋代达到极盛，载入《宋史》的人物有82人。宋代的闽北进士有2 092名，位居全国前列。两宋时期闽北籍宰相有13人，其中正宰相8人。“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甲于天下。”［20］由于北方移民的涌入，闽北在两宋名人荟萃，如爱国宰相李纲、创西昆体的杨亿、婉约派诗人柳永、著《春秋传》的胡安国、法医学家宋慈、史学家袁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等。他们大多能著书立说，为建阳书坊提供了丰富的稿源。大量学者、士族进入闽北为建阳刻书提供了人才支持。如崇化书坊林立，刻书人才辈出：著《方舆胜览》的祝穆，南宋《诗人玉屑》的作者魏庆之，注韩柳的魏仲举等都是杰出的书坊人物。
（二）教育发达
宋仁宗以后，朝廷大兴学校，闽北各地都建立了官学，私立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读书蔚然成风，“五步一塾，十步一庠。”［21］（P72）宋大观间（1107～1110年），建州州学课堂达300余间，学生不下千人。闽北各县地方官府普遍设置学田，以解决部分学生生活之需，鼓励学生入学。如建阳县学建于北宋，“其后县伊王渥复增学田，以廪学者。”［10］（P9）崇安知县事赵侯在淳熙七年（1180年）“视境内浮屠之籍，其绝不继者凡五，曰中山、曰白云、曰凤林、曰圣历、曰暨历，而其田不耕者以亩计凡若干。於是悉取而归之于学，盖岁入租米220斛。”［7］（P4111）各县的私学—书院也纷纷成立。闽学的发展推动了闽北教育的发展。在杨时、游酢将理学传入闽北后，罗从彦、胡安国、李侗等学者不断努力，经朱熹融百家之长，终于形成在全国影响极大的闽学学派。朱熹逝世后，黄干、蔡沈、真德秀、陈淳、熊禾等人继续发扬闽学。理学家纷纷创立书院，朱熹一人就在闽北创建4所书院，从史料记载看，建阳宋代有18所书院，为闽北之最，其次为崇安县，有8所。在闽学的影响下，闽北读书之风日盛，如建阳县经“南宋朱、蔡、游、陈诸君子倡明道学，彬彬然为道义之乡。”［22］（P37）
（三）民风重学
宋人刘克庄诗云：“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23］《建瓯县志》载：“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建推邹鲁，乃诗书之薮也。”［14］（P433）闽北民风纯朴，崇文好学之风浓郁，读书人在社会上受人尊敬，乡人每逢宴饮，必请读书人上坐。祖籍武夷山五夫的柳永所著《劝学文》直白地道出了学子苦读的动力：“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24］（P1097）闽北藏书家也大 量出现，如宋咸、余良弼、詹体仁等，建阳人宋咸，北宋天圣乙丑（1025年）进士，任职过邵武军、韶州知府等职，后建霄峰精舍以作藏书楼，“积书充栋，图为讲道开来之计。”［25］（P77）余良弼，闽北顺昌人，建炎二年（1128年）进士，“为政知大体，每以教化为先，聚书几万卷。”［26］（P248）朱熹得意弟子詹体仁生平勤奋好学，聚书达数千卷。
（四）科举兴盛
宋朝崇文重儒，扩大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使布衣寒士有更多读书入仕的机会。闽北山高水寒，农耕生活极为艰苦，公平竞争，及第后直接任官，又给家族带来无上荣誉，因此，读书入仕成为闽北学子普遍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的首要追求，不少应试学子穷经皓首，终生不渝。朱熹也承认：“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4］（P246）宋神宗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因此宋代建阳坊刻中各类经史和类书居多，朱熹曰：“建阳版本书籍……上至六经，下及训传、史记、子集。”［7］（P4082）岳珂（岳飞孙）在《愧郯录》卷九说：“自国家取士场屋，……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5］（P260）应举用书销量的大增直接带动了建阳坊刻的兴盛，“五经四书泽满天下，人称小邹鲁。”［25］（P79）
三、交通便利，原料低廉
建阳交通便利，麻沙、崇化两坊是建阳和邵武两郡走廊，距邵武不足百里，通过古驿道，再过杉关，建阳刻书经此可达赣东重镇信州（上饶）。麻阳溪水路运输便利，闽北地区山高路陡，陆路通行不便，而麻阳溪水路畅通，朱熹一生中在闽北建立的四所书院，除武夷精舍外，寒泉精舍、晦庵草堂、考亭书院都在麻阳溪畔，除山水秀美外，舟楫之利应是朱熹修建书院择址的一个重要原因。图书经麻阳溪扬帆顺流而下便可进入建阳城，通过图书经销商向本地用户出售，部分经风水关和仙霞岭等通道进入邻近的江西和浙江等地。分水关路由崇安至江西铅山是闽赣孔道，车马之声昼夜不息。经风水关驿道进上饶河口，江浙闽粤客商云集于此，由上饶溯信江，经玉山县信江段船行百里至“八省通衢”坊。江浙书籍，由此下船运往南方，闽粤书籍则由此转运到常山县草坪驿，移货江山货船，便可以由钱塘江顺流而下前往杭州。建阳刻本，多由分水关路运销外地。麻阳溪和从武夷山南下的崇阳溪在建阳濯锦桥下汇合流向南平，称闽江，部分建本顺流而下经闽江转福州、泉州等港口转运至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1241年，日本僧人回国时带走了包括祝穆的《方舆胜览》、朱熹《论孟精义》等建本书籍在内的数千本经籍，至今仍有不少宋代建阳刻本精品珍藏在日本，如宋建阳刻本《纂图互注周礼》、《纂图互注礼记》、《新雕名臣纪述老苏先生事实》等。宋庆元间建阳坊刻刘元起刻印《汉书》一百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流入日本后被日本人视为国宝珍藏。
宋代泉州港为国际贸易港，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年），泉州城已达到80万人口，北宋奉例，历次奉使高丽者的座舰，都是委托闽浙监司代雇，由泉州赴新罗、高丽，海船要经过四明（宁波），建阳刻本也有部分通过海路销往浙江等沿海地区。
闽北竹木资源丰富，漫山遍野尽是茂林修竹，刻书版所用的红梨木等原料丰富，造纸业特别发达，造纸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建阳的麻沙镇所产纸张称麻沙纸，色泽稍黄，厚簿韧性与麻纸类似，宋代闽刻中的麻沙本多用麻沙纸。郭柏苍《闽产异录》载：“建阳扣，本地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本，皆用此纸。”［5］（P252）麻沙竹纸就近生产，成本低廉，是当时中国纸张中最便宜的，并使建本书籍售价仅为浙本书籍的一半，倾销全国，建阳一跃成为全国出书最多的地方。
四、结语
五代时王审知治闽的文化政策为宋代建阳刻书业的繁荣打下了基础。王审知一方面大力兴学，采用翁承赞的建议，设学以教闽中秀才；一方面不惜重金，广泛搜求佚书并开始了官方的刻书业，以填补在兵乱中书籍的损失。这些措施或许是建阳刻书业萌芽的催化剂。
宋代采用强干弱支的国策，使中国边疆防御力量日渐薄弱，北方少数民族军事侵扰中原日益严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被迫南移，大量中原士族举族入闽，带来了大量人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铸就了闽北最辉煌的篇章。宋代刻书业顺应历史潮流产生并发展，科举昌盛、读书风气的浓厚使建本图书有了内销的基础，而交通便利，外贸发达则使其规模可以不断扩大，并在规模化生产中降低成本，提升了建阳刻本在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追溯闽北各朝代，只有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才能聚集如此多的编辑刻书人才，也只有这个时期有如此和平的环境和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再加上舟楫的便利和原材料的低廉，建阳刻书业终于在中国刻书史上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苏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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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皖西学院学报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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