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从石刻到木刻

 
       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契刻，青铜彝器铸刻，到汉代大量的篆隶石刻，构成了整整一个“刻、拓”的时代。虽然有曹操的禁碑令，虽然有竹木简牍与纸张的出现所导致的墨迹书写的广泛兴起，但先书后刻，刻后墨拓为其最终结果，则举彼为刻、拓时代自非过言，是故沙孟海先生对魏碑研究有写手刻手异同论，正在于对刻手（而不仅仅是作为书法家的写手）的作用不肯稍有怠忽也。
 

 
       汉唐的丰碑大额告诉我们这是个书法的石刻墨拓时代。唐代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先有一手铜墙铁壁的遒劲端庄的楷书碑刻，才能自立于书法史，墨迹行书习惯上则被归为他们的二等业绩。但石刻太沉重，并不能大批生产，于是书法开始转向木版。借助于印刷术的逐渐成熟，唐代已经有以木版刻佛经的做法。比如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目前存世最早的木版刻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其第一段刻《释迦牟尼说法图》，图像精美，刀法娴熟。早期木刻文字图像，多为弘扬佛法的目的，故多为佛经、造像、咒语等等。取其木质轻便，印刷量多，发行范围有限，正合佛家刚起时在一定场合一定人群中流行推广之旨。直到五代冯道见有如此效果，遂用此法来刻书，以取代笨重的石块。于是就有了国子监校刻经典，先刻九经（932），卷帙浩繁，号称旧监本，于是木刻本与雕版印刷遂大行于世间矣！

       宋初刻《澄心堂帖》尤其是王著《淳化阁帖》，书法题材，第一次成书刻书，用的是硬度很高的枣木版而不是石板。连记录古印章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也是用木刻复制印面形式文字。许多当时的青铜彝器铭文拓本，也皆是以木刻为之。它与宋初盛行雕版印刷、印了大批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文选》《文苑精华》等文学类诗文总集的大背景是一致的。
 

 
       研究雕版印刷史与活字印刷史的专家成果不少，研究从石刻到木刻的图像印刷史，却不多见。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王伯敏《中国版画史》。其实，唐宋以来，木版刻书，已成主流，尤其是宋版书，在拍卖会上论页以黄金卖，可见其弥足珍贵。但木版刻图，从书法图像如《淳化阁帖》、《大观帖》以及宋元明各家书法刻帖（它虽有文字但却属于图像传播性质），到绘画图像，如唐宋早期菩萨像、文学、医学、考古、证类本草、事林广记、平话小说、三礼图……明代安徽徽州版画刻工创立徽州派版画，活跃于苏、杭、徽、宁的江南一带，在戏曲小说的插图方面以造型生动、刀功细腻而独领风骚。比如，绣像版《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等，仅仅提出版画就可以独立成册，精美绝伦而古意盎然。更有陈洪绶的《博古叶子》为斯界一代名作。而且不仅限于书籍印刷；墨绽浮刻、信笺纹样，都是木版画刻工大展身手的驰骋场，涉及的名画家如丁云鹏、陈老莲、萧尺木等等绘画史上的大家，可见其丰厚的文化含义。

       有如上古时期，钟鼎彝器是郑重的场合使用，庄严肃穆端正权威是它的特点。但先民们日常起居使用的都是陶器，简单易得。石刻都是重碑巨碣，非有一定的正规目的，不会轻易去投入制作，必须有反复修改的美文、书风优雅的技法、撰文。那么转成木刻即以雕版、活字印刷等相对轻捷的材料与过程，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木刻图版除了对书法图像的精确细节和神气等等，复制和传递尚不够胜任之外，其他的文字印刷的书籍传播，或绘画中白描图像的传播，木刻都可以胜任且绰绰有余。它造成了宋元明清以来一千年的文字印刷、绘画（白描勾线）印刷和书法图像印刷的大时代。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清末民国的木刻版画还借助于古籍插图的方法，让很多画家很快入到商业市场。比如张子祥画谱、任熊任薰画谱、《芥子园画谱》中的近代名人如任伯年、吴昌硕、钱慧安、胡铁梅、巣勋、俞礼、王冶梅等，借助于木刻和石印（可以大批量印刷），一夜之间驰名沪上，以致成为当时书画市场的宠儿。待到珂锣版（照相制版）印刷技术风靡大上海和京津等地，木刻版画也逐渐进入了消歇时期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印刷出版已经健全体格之后，文化巨人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先生，还是对《北平笺谱》与《十竹斋笺谱》的编刻，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尤其是六大册一套的《北平笺谱》成功面世，被认为是复活了原汁原味的木刻笺谱的传统。它的目的不在于实用的改善，而是基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美意识的承传。它成为石刻到木刻大段历史的最后一抹鲜艳的余晖；也催生了今天对作为纯美术的木版刻制传统工艺进行重新检视、复活的艺术新视角。我们过去习惯于把秦碣汉碑等等碑刻上的文字，称为“石刻文字”，而把雕版木刻文字称之为“木版文字”。最近看到一本小册子，讲历代碑刻，书名叫“石版文字”。以木版倒推石刻，创造“石版”的概念，足证“木版文字”概念之主导且影响深远。但“版”者，固定尺寸固定格式是也。石刻文字，并无固定版式，一概套用为“版”，可乎？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