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简牍说话
在纸张发明普及之前，中国先民以竹或木作为文字书写的主要载体，称为“简牍”。始于春秋战国或更早，盛于秦汉，衰于魏晋，简牍的使用持续了一千余年，直至公元4世纪左右，因纸张的广泛使用，简牍才退出历史舞台。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简牍发现，始于20世纪初，地不爱宝，千古宝藏重见天日。迄今已发现总数近37万枚、300多万字，其中湖南地区近20万枚，湖北地区2万余枚，西北地区7万余枚，其他地区合计5万余枚。出土的简牍年代主要集中在战国至秦汉魏晋时期，最早一例是公元前433年或稍晚入葬的随州曾侯乙墓竹简。春秋以前的简牍，由于时代过于久远，可能还有埋藏条件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发现实例。
简牍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古代政治、军事、历史、思想、经济、社会、法律、科技、医药等诸多方面，其中有皇帝的制诏命令，有各级官府的文书，有各个不同部门、单位或机构之间往来的公文、信札，有官府的各种名册、簿籍，有各种不同的法律条文，有形形色色的契约，有各种不同形式与内容的身份证或通行证，有医药处方，有日历记录，有财物登记，有登记随葬物的遣策，有各种古籍的抄本，有大事年表，还有私人的信件。
清华简第十三辑《大夫食礼》局部放大图像（楚文字） 中西书局∕供图
高起点部署、高质量推进简牍整理出版工程
简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整理出版简牍，对赓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中宣部出版局（全国古籍办）的统筹指导下，我国实施了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工程。工程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邀请有关文博学术机构和中西书局、文物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甘肃文化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参与，工程的主旨是为全面摸清简牍家底，做好对简牍的保护修复、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和数字化利用等工作，其中主要解决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统筹协调不足。简牍文献的系统刊布，涉及发掘、存藏、整理、出版等多个环节，需要考古文博机构、高校院所、出版单位等多部门协同，但目前还有不少简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长期搁置库房，数十年未见系统著录，延滞了研究进程，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简牍可能脱失以致损坏，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同时跨出土地区、跨管理部门的简牍文献尚需加强协作、有机整合。
二是标准规范不一。简牍的文献类型多样，存藏情况复杂，整理重点有别，但从成果更好地转化利用的角度来看，需要尽可能对简牍整理的学术规范以及编辑出版的基本标准提出明确要求，比如图版的尺寸、精度，释文、注释的体例，文字、符号的使用等。
三是融合发展不够。出土文献的数字融合出版是大势所趋，目前甲骨、金文领域已经有了比较多的探索。由于简牍缺乏集成性的整理成果，图像、释文版权较为分散，整体数字化水平不高，在资源整合、技术运用、功能迭代等方面与深度融合发展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文物出版社社长张自成告诉记者：“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工程，对推动文博单位、科研院所、出版单位统筹协作，推进简牍整理的速度，提升整理质量和出版质量，扩大简牍文献的学术影响力，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也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经过各方努力，简牍整理出版工程取得积极进展，目前，《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柒、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叁）》《睡虎地西汉简牍·质日》已由中西书局出版，《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选粹》正在印制；《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全五册）》《益阳兔子山七号井西汉简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里耶秦简（叁）》《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木牍》由文物出版社加紧编辑，即将出版；《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已由岳麓书社出版。
进一步丰富了史学研究
千年简牍，带我们见证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有力证明。作为第一手史料，简牍的系统整理研究丰富了史学研究。传统文献多集中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演进等宏观历史方面，多以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为中心，它们多注重宏大叙事，对历史细节的记载不够、描述不多，而简牍改变了这一窘况。它既有大历史，也有小故事、小人物，能以鲜活的文字向后人展示古人多姿多彩的生活，往往比正史的记载更真实、更生动，它既能作为对已有史料的印证、纠谬，也能作为对古史的补充和阐发。
比如，甘肃地区出土的汉简，为研究两汉时期西北驻防、丝绸之路东西方往来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甘肃是简牍出土大省，素有“汉简之都”的美誉，其所在的河西走廊地区，因干燥的自然环境，使得大量简牍得以保存。迄今为止，甘肃已出土7万多枚简牍，其中又以汉简为主，主要出土地点在武威、敦煌、居延等地。这些简牍，是研究两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证明了汉代从长安到天山廊道路网的存在，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史实根据。悬泉置位于敦煌市与瓜州县交界处的三危山北麓，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座规模较大的官方驿站，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里出土的简牍近2万枚，生动记录了丝绸之路上那些家国往事和文明互鉴，成为当代人解码丝绸之路的一扇窗口。
从数量看，湖南出土的简牍居全国之最，20万枚，近全国的三分之二，种类齐全、序列完整、内容丰富，从战国始，历经秦汉三国至西晋，时代上没有缺环。这些简牍为研究春秋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社会与制度等，提供了许多确信的史料，如著名的湘乡三眼井楚简、里耶秦简、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郴州晋简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6月，在湖南湘西里耶古城一口古井里发现的里耶秦简，有36000多枚，是此前全国出土的秦简总数10倍之多，简文共计20余万字，完整记录、全景展现了秦朝郡县制下一个县城的运行与管理，明确提到的秦朝有洞庭郡和苍梧郡，这是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文献中的，其学术价值足以与敦煌文献、甲骨卜辞媲美，也是篆书的“隶变”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生这一结论的最有说服力的见证，被称为21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是2003年于长沙出土的一批汉武帝时期长沙国的官府文书，其数量达2600多枚，既是了解认知西汉中期长沙国官府的行政运作、司法制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多方面展示西汉中期长沙国通用简牍书体风貌的鲜活墨迹。为了尽快让读者一睹这批西汉简牍的大致内容和书体风貌，整理小组在经过十多次的集体研读和分组讨论后，精选了120枚比较清晰可观，在书体风格式样上具有代表性的简牍，先行出版《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岳麓书社社长崔灿告诉记者，该社即将推出《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并已经启动《湖南出土战国楚简合集》等多个出版项目。
借助简牍，历史洪流中的柔软瞬间历千年而不泯，得以被现代人捕捉、共情。“敦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夫为千秋燧长，往遗衣用，以令出关。敢言之。”这是一枚出自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的简牍。当时临近立冬，敦煌寿陵里一名叫赵负的女子向乡里提出申请，她想冒着严寒为玉门关外戍守的丈夫送去御寒的衣物。一枚汉简，凝聚着淳厚朴实的夫妻深情。
简牍的出土或改写了历史，或填补了历史空白。比如，秦汉律令简牍的出土，极大地拓展了律令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简牍私文书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对古代日常生活史的关注；简牍户籍、租税账簿、名籍等的出土，为深入研究古代基层治理细节提供了可靠资料。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
“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简牍容易保存，而南方保存下来的简牍，多从墓葬、古井中获得，它们离开饱水环境后极易朽化变形，凸显了抢救、保护的重要。中西书局社长秦志华向记者介绍，饱水简牍刚出土时往往字迹清晰可辨，但在空气中暴露数分钟后，简牍胎体的颜色就迅速变暗，最终呈现出黑褐色，使得简面字迹变得不清晰甚至难以识别。在整理工作中，为了使拍照时字迹清晰，需先在简牍上涂抹特制的药剂，使简牍在一定时间内呈现出竹木本色，此时要抓紧时间拍照记录，否则简牍很快就会恢复深褐色。因此，简牍整理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工作。另外，简牍整理对专业能力要求较高，研究者不仅要对文字构形的理据和流变有足够的认知，还要具备古文献相关知识，除文史哲外，有时还涉及数学、医学、律令等多个门类，极其考验知识储备。
在简牍古籍整理保护工作中，清华大学抢救回一批战国中晚期的珍贵竹简，被命名为“清华简”。2008年7月，约2500枚流散境外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大学。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多为经史一类，涉及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并且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从未见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这批竹简由于在境外流散过久，部分已经发生菌害霉变，平均厚度仅为1毫米，如同面条一般，一碰就断，根本拿不起来。清华大学整理团队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揭剥、去污、浸漂、杀菌等工作，将这批竹简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专家学者的努力下，依托这批竹简，自2010年始，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和中西书局以每年一册的速度推出清华简的整理报告，目前已出版了十三辑，完成了全部的五分之四。
尺寸藏万象，抚简阅千年。简牍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一脉相传的重要见证。它的高质量整理出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实践，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厚植文化根基，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记者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