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纸背文献研究的新突破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古籍纸背文献陆续被发现、整理与出版，古籍纸背文献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学者们不仅在宋元明清各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而且逐步对“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这一新学科的全称、通称、简称以及学科性质、学科特色、学科地位、学术价值等理论性问题进行了完善。截至目前，相关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明显突破。
纸背宋代文献研究新突破
对于古籍纸背宋代文献的研究，始于学界对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纸背《宋人佚简》和俄藏黑水城西夏文刻本《文海宝韵》纸背《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两种纸背文献价值的探讨。孙继民先生重点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涉及的宋代家状、荫补官员程序、小胡族内部民族构成及癿族地区分布等问题进行了考证。陈瑞青主要对文书中反映的两宋之际西北军事战役状况、宋夏关系、军职设置、仓司诉讼、军用物资、宋代公文贴黄制度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杨倩描通过分析文书中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将宋代背嵬军的建置时间考证为北宋末年。朱德军等则探讨了文书所反映的西北地区逃兵问题。学者们围绕《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展开的研究，使两宋之际西北地区军事问题研究得以细化，被史金波先生誉为“残页做出大文章”。
《宋人佚简》收录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至隆兴元年（1163）的宋人墨迹，主要包括舒州公库废旧的公文档册和时任舒州官员、将士、学者和文人的书启。魏琳对其中南宋舒州《在城酒务酒账》等文书的错简进行复原，对宋代酒务会计报告文书的意义予以揭示，并对须知册申状公文与劄子在南宋地方官府行政管理制度中的适用范围、应用方式及其书写程式、文书特点等予以归纳。学者们对《宋人佚简》中的笺启、小简双书，笺启、札子双书及笺启、大状双书等进行系统分析，基本厘清了《宋人佚简》所收书简的性质。书简中涉及的宋代舒州地理沿革、宋代酒课分隶制度、南宋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诸问题也一一得到解答。学界对《宋人佚简》的关注与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宋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纸背元代文献研究新突破
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元代公文蕴含丰富信息，能够为研究元代重要制度提供佐证。杜立晖利用《魏书》纸背文献所载录的60 件元代时估文书，钩稽出元代时估制度运作的基本情况。利用《魏书》纸背文献，他还探讨了元代灾伤申检体覆制度的运作步骤、元代的平准行用库与行用库、元代罪囚管理、元代的结揽与官方应对、元代军官承袭程序等，从而勾勒出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的基本面貌。张国旺考证了《魏书》纸背文献所见元代县级官员俸额。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还兼及元代数字式人名、元代税粮簿书式等问题。
上海图书馆藏《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是展示元代江南地区户籍登记总体面貌的大宗史料。王晓欣、郑旭东、魏亦乐等学者剖析了这宗史料的文献学价值，并利用其中的户口事产登记材料，对其格式、户类、户籍、乡村基层组织等情况进行分析，对元代户籍册进行再认定，推断以“青册”为名的户籍册才是贯穿整个元代的核心户籍文书，手状、户籍册、户帖三者是元代户籍系统的关键环节。戴建国先生关注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的制作，他认为这批文书是以南宋户籍为基础演绎而成的户口登记作业草册。耿元骊则通过统计归纳方式，探讨了宋末元初湖州路的乡村建置，分析了乡民居住之所与谋生之业。
纸背明代文献研究新突破
学界关于明初小黄册的讨论，基本依据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在《永乐大典》引《吴兴续志·役法》中发现的唯一一段史料，但该段史料并非小黄册原件，且本身即存在前后抵牾之处。宋坤利用新发现的纸背洪武三年（1370）处州府小黄册，厘清了明初里甲形式的构成、里甲轮役方式、小黄册与赋役黄册的关系等问题，纠正了以往的一些偏颇认识。耿洪利认为，小黄册在人户编排上重田产轻人丁，寄庄户在寄籍地不仅需要缴纳赋税，还须承担里甲正役和其他杂泛差役，这一结论更新了学界关于明代寄庄户的认识。
此前学界已知的黄册遗存文书只有12种，其中黄册原本仅4种，且都属于“草册”“底册”之类，均非县、府、省（布政司）和户部四级官衙收贮的黄册正本。而《新发现古籍纸背明代黄册文献复原与研究》一书公布了一大批不为学界所知的古籍纸背明代后湖黄册进呈本，为研究明代黄册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新资料。张恒等利用新发现的五叶眉批黄册，论证了赋役黄册攒造解贮过程中驳查补造阶段工作方式和文本形式发生的重要变化。尹敏志对日本静嘉堂藏宋刊明印本《汉书》纸背洪武三年浙江试行黄册进行梳理，认为此批试行黄册系元代户帖到明代黄册的过渡形式。
明代曾编订大量清勾文册，作为保障清勾军伍的重要手段。但传世史籍中对清军底册和勾军回答册的式样、内容记载较少，明代档案中也未见勾军回答册的原件。学界对上海图书馆藏公文纸印本《劝忍百箴考注》纸背明嘉靖三十年（1551）杭州仁和县的勾军文册进行了书式复原与解读，指出新发现的文册提供了一个明代州县编造勾军文册的实物，还原了明代县级勾军文册的诸多实相。学者们还利用新发现纸背勾军回答册，探讨了勾军过程中地方里老及军解人户的职责问题。
除上述古籍纸背宋元明文献的研究外，学界还对新发现的上海图书馆藏《酉阳杂俎》纸背明代巡检司文书、《魏书》纸背洪武初年浙江台州卫所文书、《武安王灵签》纸背万历时期浙江水军饷银册、《艺文类聚》纸背明代山西宗藩宗禄册及芷兰斋藏《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纸背康熙时期奏销册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纸背乾隆时期浙江省漕运钱粮奏销文书等稀见册籍展开研究，关系到明代的水军军船、船员配置和饷银、监察管理，以及清代前期奏销册的编纂和浙江、河南地区的财政收支等问题，为古籍纸背文献研究提示了新的研究方向，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在学者们的长期坚持钻研之下，古籍纸背文献研究经历了由版本目录学的著录到历史学专题研究的发展演变过程，终于长成学术园林中一株茁壮的大树。在学者基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和宋人佚简等研究率先提出“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的学科概念后，学界运用“古籍考古”的方法挖掘出一批“已消失”的宋元明清古籍纸背文献，进一步丰富了古籍纸背文献学的理论，拓展了古籍纸背文献学的领域和纵深，推进了古籍纸背文献学这一新兴人文学科的发展。在关注本国古籍纸背文献学发展的同时，学者们还持续关注国外的新文献，譬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公文纸本《重刊併音连声韵学集成》《直音篇》纸背明代中后期黄册文书、日本静嘉堂藏宋刊明印本《汉书》纸背文书等，从而进一步明确“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特色，利用其延展出越来越多的研究选题，为中国史学科的深度创新提供更多帮助。（作者：张春兰，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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