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书局刻印书籍考论
金陵书局是晚清设立较早、影响较大的官书局，亦是晚清官刻由中央向地方转移的重要代表。金陵书局之设，为“当事诸公，因时立制，以经济一时之变者”，虽是官办但又不在朝廷官制之列，故原始档案文献大多散佚，除当事者的文集、书信、日记等一手文献外，存世最多的只有刻印之书。百余年来，有关金陵书局的论述，考史实者多，研刻本者少。为此，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以《中国古籍总目》《中国丛书综录》等公藏书目、《官书局书目汇编》等发行书目以及《书目答问补订》等推荐书目的著录为基础，梳理出题金陵书局和江南书局牌记的书112种、3046卷（重刻重印者不计）。本文将以此为基础，论述金陵书局的兴盛衰落、编校活动以及与晚清社会在刻印和传播方面的互动。
一、金陵书局的兴盛衰落
金陵书局从同治四年七月成立到民国三年归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存世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从书籍刻印看，金陵书局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同治四年至同治十三年，集中刻印经史，突出经世意识，共刻印书籍61种。同治四年七月，李鸿章设立金陵书局，刊刻的都是五经、四书等童蒙书。同治六年三月，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抵达金陵后，开始谋划长远，与书局人员共同商定刻书计划，继续刊刻《十三经》和前四史，还刊刻了《文选》《渔洋山人古诗选》《五七言今体诗钞》《五种遗规》。同治八年任直隶总督后，又命张文虎校刻《读书杂志》。曾国藩主张“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兼而取之，但强调根柢义理之学而求经世，读书不在多而在“慎择”，因此所选的书都是各门学问的经典。虽然同治八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与浙江书局、湖北崇文书局、江苏书局公议合刻《二十四史》（后淮南书局加入），金陵书局承担了“十四史”的校刻，但这只是刻书范围的延伸。同治九年十月，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曾氏去世后，均以校刻“十四史”为主，并于同治十二年刊刻了《曾文正公奏疏文钞合刊》，以纪念曾国藩。
第二阶段是光绪元年至光绪十六年，以刊刻史地和钦定义疏为主，新刻印书籍26种，重刻同治间金陵书局本经部书籍10种。这一时期，刘坤一、沈葆桢、彭玉麟、左宗棠、裕禄、曾国荃先后任两江总督。光绪初年的刻书，主要是由提调洪汝奎组织，基本延续同治间刻印经史的计划，新刻印的多是史部书籍，如光绪四年刻仿汲古阁本《史记》，光绪六年至八年刻成《元和郡县图志》《舆地广记》《元和郡县补志》《元丰九域志》《元和姓纂》等史地和传记类书籍。曾国荃于光绪十年至十六年任两江总督时，共刻印了《御纂七经》《古文苑》《近思录集注》《王船山年谱》《湘军记》等17种，是书局刻书的一个小高潮。但相比同治年间，此期已明显后继乏力。
第三阶段是光绪十七年至宣统元年，刻印书籍涉及史、子、集三部，新刻印20种，重刻同治金陵书局本经部书籍11种。光绪十七年曾国荃去世，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后又与张之洞交替任两江总督。在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四年刻印了《徐骑省集》《劝学篇》等书，其中《李氏五种》为李鸿章于同治九年出资刻印，光绪十八年又题金陵书局牌记印行；重刻了同治间金陵书局的易、诗、礼、小学等6种。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后，刘坤一命裁撤书局人员、停止拨款，金陵书局只能靠卖书周转，只刻印了《酿斋训蒙杂编》《异闻益智丛录》《续古文类纂》。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和刘坤一联名奏请设立江楚编译局，主译西书，金陵书局和淮南书局都归入。直至清朝覆亡，金陵书局只刻印了《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权言》两种书。
第四阶段是宣统元年以后至民国十四年。这一时期书局没有再刻书，只售卖同光年间刻印的书籍。
金陵书局有多个名称，如江宁书局、江南书局、江南官书局等。查考刻本，用于牌记者有“金陵书局”“江南书局”和“金陵官书局”三个。其中，“金陵官书局”只见于《圣门名字纂诂》1种。江南书局牌记最早出现在同治十一年刻印的《毛诗诂训传》。从牌记使用看，题金陵书局刻印者95种，其中重刻者6种；题江南书局刻印者33种，其中新刻印者23种，重刻金陵书局本者10种。江宁书局、江南官书局只是俗称。
二、金陵书局的编校活动
在晚清地方官书局中，金陵书局名士云集，刻印书籍以校勘精审而著称。这主要是就同治年间而言。
同治年间，金陵书局的编校人员，大多是曾国藩幕府中的宿学之士。这些人或如汪士铎精通史地之学，或如张文虎精于天文算学，或如刘毓崧、刘寿曾精治《左传》，或如刘恭冕精治《论语》，或如戴望精治今文经学和《管子》，或如唐仁寿精通音韵等。尤其是，他们大多不愿或不能仕进，专意学问。编校人员的学有专长、校刻经验丰富和心无旁骛，是金陵书局编校质量保持高水平的保障，晚清其他地方官书局可以说无出其右。而曾国藩去世后，同治末年光绪初年，这些人或他出，或去世。这在刻印数量上得到体现。金陵书局在同治年间共刻印书籍61种，光绪年间新刻印50种，宣统年间只刻印1种。
金陵书局刻印书籍中，翻刻本共有71种，占刻印总数的63%；其中，同治年间翻刻本共有45种，占翻刻数的63%。因为多是翻刻，所以校勘尤为重要。在人员保障的同时，金陵书局还有一整套编校流程。同治六年三月，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命周学濬、张文虎草拟章程，四月亲自改定。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曾国藩于同治七年正月廿一日“三更后核定刻字法式四条、书局章程八条，约改三百余字”。这就是《金陵书局章程》。虽然这个章程没有流传下来，但通过《张文虎日记》，我们可以了解到金陵书局编校刻印的基本流程包括：选择底本和参校本、初校、发抄、复校、刻排、校样、挖改修版、校样、刷印装订。
在校勘过程中，编校人员往往广搜博取，如张文虎在校《尔雅》时，就先后参考《艺文类聚》《玉篇》。一些大部头的书，还设有总校和分校，并订立校勘条例。如同治六年十一月，曾国藩计划用聚珍版印顾炎武《肇域志》，底本是朱兰提供的顾炎武手稿本，并由汪士铎拟订了“校编条例”，张文虎、成蓉镜、刘恭冕、刘寿曾参与校勘。其中，张文虎校勘了贵州卷并发抄。同治七年三月，薛福成也看到过刘恭冕所校的部分。《汪梅村先生文集》中也收有《＜肇域志＞跋附校刻＜肇域志＞商例》。可见该书总校为汪士铎，其他几人为分校，并已部分发抄，但不知为何最终没有印成。一般的书大多是一位编校人员始终其事。重要的书，会由不同的人员一起初校，或一人初校、另一人校样。曾国藩平生最重礼学，就亲自校勘了《仪礼》的样本。此外，书局编校人员相互之间还就个人专长，请同仁代为校勘某书的部分篇章。如唐仁寿在校勘汲古阁本《汉书》《晋书》时，就请精于天文的张文虎校勘《汉书》的《律历志》《地理志》等，以及《晋书》的《律历志》。张文虎所校《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和撰写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校刊札记》更成为书局的经典之作。
三、金陵书局的刻印活动
金陵书局在两江总督的领导下，与官府、私刻和学人有很多交流，体现了书局刻书与晚清社会的多重互动。
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收购或受赠了一些私刻版片，可考的有9种书版。同治四年七月，张溥斋听说李鸿章要开设书局刊刻五经，就跟莫友芝说，欲出售家刻《周礼》郑玄注、《尔雅》郭璞注版片，以为进京盘缠。同治六年十二月，曾国藩购买了两书的版片。同治七年五月，曾国藩复信朱兰说：“《周礼》《尔雅》补缺板均已补刻。”《五种遗规》是承自道光三十年歙县洪氏版片，同治七年重修。据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春秋公羊传解诂》为道光四年扬州汪氏问礼堂刻，同治二年魏源的侄子魏彦在上海购得版片，并增补《晋本校勘记》一卷刊行。之后，金陵书局题“同治五年七月金陵书局开雕”牌记印行，纳入《十三经读本》。此外，《五七言今体诗钞》也是继承嘉庆十三年版片，于同治五年八月重修。
在曾氏出资刊刻《船山遗书》的影响下，也有多人捐资在书局刻书，并由书局藏版印行。同治五年刻《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是朱兰请刘恭冕校勘，李鸿章捐俸在书局刊刻：“适延宝应刘叔俛茂才在幕，茂才以经学世其家，余属为校刊，经始于今年春，十月蒇事，爬梳抉摘，条分件系，始灿然可读。时李少荃宫保方开书局于金陵，因将是书暨其夫妇诗集，节俸锓诸板，俾少石终其事焉。”《浪语集》牌记题“同治辛未二月金陵书局开雕”。据孙衣言所撰序言，此书也是由李鸿章捐俸在书局刊刻，版归孙衣言。还有《近思录集注》，光绪元年由何璟出资刊刻，光绪十五年又由金陵书局印行。《圣门名字纂诂》则是由时在书局任编校的朱孔彰出资，在书局刊刻藏版。
光绪年间，曾国荃任两江总督时，户部出资，在金陵书局公刊了《御纂七经》，以及《周易传义音训》《书集传音释》《诗集传音释》等11种书籍。这既有曾国荃的个人影响，也体现了朝廷对金陵书局的重视。同时，《御纂七经》不在《官书局书目汇编》所收的江南书局发行书目中，则版片可能归户部了。而该书目中还列有《中兴将帅别传》《吴学士文集》《临阵心法》等书，但牌记都题“江宁藩署”。这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这些书的版片在金陵书局，由书局印刷发行；其次，结合其他未题牌记的情况，可以推论，金陵书局的牌记使用相对严格，本局出资、本局刻印、本局收版三具其二者，方才题书局牌记。
此外，还有两种特殊的情况：一是书局出资为私人刊刻书籍。如同治十一年刊刻的丁晏撰《曹集铨评》。书局提调洪汝奎坚持“私家著述，弗应及”，意思就是不能公款为私人刻书，但曾国藩敬重丁晏，还是坚持由书局刊刻。二是个人集资请金陵书局刻工刊刻书籍。同治五年，杨仁山时在江宁工程局办差，集资刊刻了魏源撰的《净土四经》，书末有“金陵书局甘国有镌板”字样，被视为金陵刻经处首刊之书。光绪间又请刻工甘国有刊刻了《大乘起信论裂纲》《大乘起信论疏解汇集八种》。《总目》将《净土四经》《大乘起信论裂纲》都著录为金陵书局刻本，是不对的。
四、金陵书局的传播活动
金陵书局刻印的书籍通行半个多世纪，与其他地方官书局共同成为传统典籍、学术文化播扬的场域。
赠书是一件雅事。曾国藩在同治六年先后将《五经》《四书》《春秋公羊传解诂》等各二十部，分送幕中诸友。尤其是任直隶总督期间，曾国藩多次向书局索要前四史，赠给了很多枢庭要员和友人。同治八年，李善兰收到曾国藩所赠的《汉书》《后汉书》后，复信说：“承惠大本两《汉书》，照眼光明，汲古阁初印本殆不能及，感甚喜甚！虽千镒之赐，不是过矣。”莫友芝在同治八年四月致信曾纪泽，言及曾国藩曾答应分赠诸友《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泾棉纸初印本，请其印好后给他和李鸿裔各一部。这些赠送的书一般都为初印或前几批的刷印本，除了莫友芝提到的用纸不同外，曾国藩也针对赠送对象，就《史记》《三国志》两书提出不同的装订和版式要求：“《文选》一部其天地之长，两边钉处之阔，大约如此，仆因告缦云、子密，云‘两汉’当仿此刷之。然偶刷数部则可，太多则不相宜。不知目下已刷若干部，寄枢府之五部系用二十一串者乎？用十四串者乎？其余赠送人书均以十一串者为适用。”（同治八年九月初七日《复洪汝奎》）这些赠予对象，集中在官员和学人，不仅联络了感情，也宣传了书局，是同治年间金陵书局迅速扩大影响的口碑基础。
同治六年五月，朝廷奏准江苏学政鲍源深请各省刊书籍疏，颁发学校，培育人才。这是晚清地方官书局的主要功能。同治十年，时任江宁盐法道的孙衣言请曾国藩在惜阴书院设“劝学官书局”，送存了金陵书局、湖北崇文书局、浙江书局、苏州书局刻印书籍，备寒士阅读。其他书院收藏官书局刻印者，有的上奏请求赠送，有的则直接购买。如光绪五年（1879）顺天金台书院成立时，顺天府尹上奏朝廷，请拨金陵书局等官书局书籍；黄彭年在光绪年间任莲池书院山长时，建万卷楼藏书，请李鸿章拨专款购买各地官书局的藏书，《万卷楼藏书总目》中有很多金陵书局刻印书籍。
晚清地方官书局的经费来源都是盐务等闲款，所以经费随地方财政的富余程度，及当政者的支持力度，时多时少，没有定数。同治六年，曾国藩就意识到书局发展会遇到经费问题。他要求周学濬在精刻精印的同时，“至卖价不妨略昂，取其赢余，以为续刻它书之资”。薛福成在同治八年的日记中，记下了金陵书局不同印本的书价：“前、后《汉书》三十二本，重皮宣纸印者，本洋十八元；大料宣纸者，十三元；宣料半纸者十元；色纸者七元。《史记》廿本，价十一元、六元至四元二角止。《三国志》自四元五角至二元八角、二元止。《文选》自五元二角、三元二角至二元四角止。”这一定价长期变化不大。光绪七年《直隶官书局运售各省官刻书籍总目》中，记载的《汉书》《后汉书》四种用纸印本售价，分别只高出五钱、四钱、二钱、九钱。1931年《官书局书目汇编》收录的售书目中，两书的杭连纸印本售洋十七元，赛连纸印本售洋十八元八角六分。不同的用纸和定价反映出金陵书局对个性化需求的考虑。但金陵书局与众多地方官书局一样，都缺乏利润观念，自始至终也没有实现自负盈亏。
综上所述，金陵书局存世半个世纪，刻印书籍主要以传统典籍为主，尤其是同治年间，在曾国藩的领导下，金陵书局汇集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名士，他们之间相互商讨，精审校勘，为晚清书院教育和士子学人提供了一批佳本，奠定了金陵书局的声誉。金陵书局与官方和民间、官员和士人有着广泛的刻书与传播互动，与其他地方官书局一起，共同为传统典籍和学术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时代贡献。（朱宝元）
注释：
① [清]蒋启勋，[清]赵佑宸，修，[清]汪士铎，等纂. 同治续纂江宁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六年刻本，1991：49.
②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之四[M]. 长沙：岳麓书社，2011：13.
③ 陈大康，整理. 张文虎日记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13-130.
④ [清]薛福成日记（上册）[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7.
⑤ [清]汪士铎. 汪梅村先生文集[M]. 清代诗文集汇编六一二册影印光绪七年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31-533.
⑥ [清]顾炎武，撰，谭其骧，等点校. 肇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8.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M].长沙：岳麓书社，1986：349.
⑧ 陈大康，整理. 张文虎日记 [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272.
⑨ 张剑，张燕婴，整理. 莫友芝全集·郘亭日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7：263.
⑩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九[M]. 长沙：岳麓书社，2011：415.
⑪ [清]李贻德. 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M]. 同治五年金陵书局刻本.
⑫ [清]张文虎.舒艺室杂著甲编[M].清代诗文集汇编六三〇册影印光绪五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35.
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 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M]. 长沙：岳麓书社，1985：367.
⑭ 张剑，张燕婴，整理.郘亭书札[M].北京：中华书局，2017：708.
⑮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十[M].长沙：岳麓书社，2011：4.
⑯ [清]莫祥芝，[清]甘绍盤，修；[清]汪士铎，等纂. 同治上江两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同治十三年刊本，1991：206.
⑰ 赵连稳，韩修允.顺天府尹在金台书院文化传播中的作用[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40.
⑱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九[M]. 长沙：岳麓书社，2011：309.
⑲ 薛福成.薛福成日记（上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53.
来源：现代出版 2017年6期
（如本站发布的文章涉及版权等知识产权问题，请致电010-6303 6548或136 8150 6222，我们将尽快删除，坚决维护您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