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本元明杂剧》编印的前前后后
1941年秋，上海处于“孤岛”最后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即将伸向租界，物价飞涨，经济萎缩，一片萧瑟景象。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一部《孤本元明杂剧》，学人闻之，趋之若鹜，初版350部，一销而空。沉埋数百年的民族瑰宝，在这烽火弥漫的岁月重见天日并整理出版，本身就有重大意义。
众所周知，它是以《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整理校订的，郑振铎先生是发现者与保护者，功不可没。王季烈（君九）先生校订此书花了大量功夫，也举世公认。然而，“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出版家张元济先生为此书问世所贡献的力量，却鲜为人知。要不是王季烈在序中提及“覆校者为海盐张菊生君元济”，后人恐怕根本不知道此书与这位戊戌老人有关。张元济何止一个“覆校者”，实际上是主编和总其大成者。笔者从张菊老哲嗣树年生处读到一批有关书札和资料，始知此书编印的前前后后。现特介绍如下，以飨同好。
《脉望馆古今杂剧》书影
元明杂剧是继唐诗宋词以后我国文化的瑰宝。历代统治者均视为“词曲之末”，因此年代虽近于唐宋，传本却比唐诗宋词少得多。直到20世纪初，研究元曲者还只能从臧懋循的《元曲选》所收的百来种剧为依据。后来陆续发现的几种元明刻本，能补臧选的不过寥寥几种而已。明代盛行杂剧。《永乐大典》录有元杂剧21种；宁献王朱权、周宪王朱有燉还是两位著名的杂剧作家。然而，传世剧本屈指可数。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元明杂剧未解之谜实在太多了。直到1938年5月，《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在上海出现，元明杂剧这座宝库才得以发掘。这批杂剧计64册，242种，其中刻本69种，抄本173种。原为明代常熟藏书家赵琦美（清常）脉望馆藏本。明末归钱谦益（牧斋）绛云楼。绛云毁于火，书传至钱曾（遵王）也是园（故此书又名《也是园古今杂剧》），其时尚有100余册、340种。又经清初张远、季苍苇、何煌，传至吴门藏书家黄丕烈（荛圃），存66册、266种。最后归常熟丁祖荫（初我）所得，又阙佚2册、24种。三百余年，它辗转易主，均因藏家们秘而不宣，险些淹没于世。抗战军兴，虞山被扰，丁氏藏书散出，流入沪渎。这些举世无双的国宝一半归潘承厚（博山），一半归古玩商孙伯渊。后来潘氏的一半也归孙贾所得，于是他奇货可居，非万元不售。郑振铎闻知此消息，欣喜若狂，克服种种困难，以九千元价代替教育部购下。这是1938年6月中旬的事。郑振铎认为，脉望馆古剧的发现，是近五十年来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重要发现[1]。
张元济于1938年6月初在潘承厚家见到此书，因书即将归孙贾，两小时后将来取书，只能匆匆一阅，惊叹“不能不谓为奇书”[2]。当日即致函潘承厚，说：“书一出国，此后恐不可复见。可否请宽留数日，将不见于《元曲选》中者，许敝馆照留作底本，以壹千元为酬。”[3]这是张元济最早拟印这批国宝的记载。终于因孙贾急于取走而未果。也是园元明杂剧在沪出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远在北平的傅增湘又是打电报，又是发信函，请张元济打听并代购。张于6月9日复信中一面告诉他一半曾为潘氏所得，一面对书流入孙贾之手，不无惋惜。从此信中似乎可以看出，他当时在潘氏处遇到了孙贾，孙除云非万元不售外，“且云已有购主，即日付定”[4]。其实购主正是郑振铎。就在张元济复傅增湘信的时候，郑振铎也在给张元济写信，商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书：
“也是园元曲发现后，几得而复失者再。但此绝世之国宝，万不能听任其流落国外，故几经努力，费尽苦心，始设法代某国家机关购得。……在文化上看来，实较克一城、得一地尤为重要也。”“闻潘博山先生言，先生对于此书亦至为关切，知保存国宝实人同此心。不知商务方面有影印此书之意否？因此种孤本书不流传，终是危险也。如一时不能承印，则最好用黑白纸晒印数份，分数地保存。”[5]
当日张元济“略复”，约郑来寓所详谈。抗战前商务影印古籍《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规模宏大，印刷精良，都由张元济亲自擘画。他素来喜欢古本戏曲，又酷爱昆曲，曾主持过《集成曲谱》和《奢摩他室曲丛》的出版，对这批国宝的发现，怎能不动心？他向来主张书贵流通，以流通来为古书“续命”。但是这时的商务印书馆早已今非昔比，于是张元济与郑振铎商定，一面致函香港办事处[6]联系影印事宜，一面由郑向教育部接洽。
半个多月过去，香港复信未到。郑振铎几次催问，并想先请人抄录。张元济也十分焦急，与上海同人互商，认为“此种罕见之书，际此时艰，自宜藉流通为保存”，决定不等香港回复，“仍照缴前允书主借版权费一千元，拟照出后即行出版。”[7]不料几天后郑振铎来告，教育部不准出版此书，影印事遂告吹。这是第一次波折。
经过郑振铎的努力（词曲家卢前此时在教育部工作，对促成此事也起了作用），四个月后，教育部同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园元明杂剧。1938年11月3日，郑致函告诉张元济。第二天，张复郑信云：“今复得部函允许，至为欣幸。惟时局又变，敝馆营业范围及工作情形愈缩愈小，不知能否效劳，容即转达香港办事处斟酌，俟得复即行奉告。”[8]战时的交通和通信是可想而知的，直到年底才得到港处的答复，影印也是园元曲事“允为承办”，并嘱订立契约[9]。经过张、郑二人磋商，张元济亲自拟定了租赁版权契约，共五条：
一、商馆允出租金壹千元，印成之后另送全书十部与教育部。
二、教育部以全书移交商馆，由商馆出具收条，并保险费壹万元。保险费由商馆承担。
三、商馆将本书分期出版，其中若干种已有流行之本，印否由商馆自行决定。
四、商馆声明用商务印书馆名义，于收到一年内出齐。版式及售价由商馆自定，教育部以允以应收租金一千元作为购买本书之用，书价照特价计算。
五、教育部对于本书，允于十年内不收回自印，亦不另租他家印行。但收回自印或另租时，应将商馆印存之书照售价同时收回。[10]
契约草就后寄香港王云五核定。1939年1月23日，张元济收到王复信并契约两份，第二天即寄送郑振铎签署（代表教育部），并说：“全目可否即惠示一阅？其中有通行本，尊意可以撤出勿印者，并祈指示。”[11]
筹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从1938年6月至此时，历时八个月，总算告一段落。
契约既定，忽又生出一段波折。教育部与商务港处直接联系中，不知在什么问题上发生龃龉，通知郑振铎暂不移交全书。经过各方协商，才“复允”。1939年3月10日，张元济在转交教育部致郑振铎函时，向郑提出“所有移交全书手续，敝处当遣员趋前先行商定”。并告“契约定明影印一年完毕，现已空过两个月，理应除去计算，并祈函请教部，鉴允为幸。”[12]真是好事多磨啊！
郑振铎分两批移交全书。第一次，1939年4月初。张元济花数日时间几乎一口气读完前32册[13]，同时布置照相工作。为了便于随时查对部分已有通行本的杂剧，还向郑振铎借阅《古名家杂剧选》《杂剧十段锦》[14]，嘱馆员对校，“记出异同字句”，“先校二三种交下一商，以便斟酌印行与否。”[15]现存他的一张亲笔便笺，写道：
《古今杂剧》，江南国学图书馆印。《诗酒扬州梦》《两世姻缘》《红梨民》《竹坞听琴》《金锁记》。凡二十七种，仅上五种不见也是园本。[16]
《孤本元明杂剧提要》书影
由此可见张元济亲自参加对校，对后来考订也是园本中的孤本起了重要作用。
经过短时期的紧张工作，张元济作出了两项重要决策：
第一，改影印为排印。检阅全书后，他认为，原书有刻本，有抄本，抄本亦非出一手，行款各个不同，有的字迹即不清朗。若用影印，不仅毫不美观，而且为读者带来迷惘，这是其一。其二，原书经赵琦美、何煌、董其昌等多人校过，或详或略，赵校最详，随笔将校改之字，蒙盖在本字之上。若用影印，则原字及所改之字并为墨堆，无从辨别。而且有的校注为蝇头细楷，若求清晰，非用珂罗版不可。其三，原抄本多经伶工辗转传抄，讹字脱字不胜枚举。若用影印，简直误人子弟，更会招世人薄视。[17]照书影印，省工省时；校订排印，费工费时。然而，张元济怀着出版家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毅然决然放弃前者，选择了后者。
王季烈像
第二，聘请王季烈担任校订。王素有曲学根底，曾编《集成曲谱》，著有《螾庐谈曲》等。当时虽居北平，又在病中，但知道校订的是也是园古本，欣然接受了张元济的邀请。仅一个月他就拟定了校例，寄回了《保成公径赴渑池会》《董秀英花月东墙记》校本两种[18]。张元济看了王的校本，极为称赞，让馆中校员“奉为圭臬”。同时他建议“凡校补之词句，不论多少，拟另加一符号，似较慎重，亦不没吾兄校阅之劳”。从此，平沪两地“函牍往还，推敲入细”[19]，俩人为书的校订与出版，真是费尽了心机。
郑振铎似乎不反对排印，但对校订体例上与张元济、王季烈观点不尽相同。当郑读了王季烈《东墙记》等校本后，写信给张元济，提出了八点意见。他认为，“原本不分折，不必分折”；“原书不分大小字者，亦不宜代为分别”；“交字不宜改为教字”；“曲牌上原书不注宫调者，不宜注”；“原书有朱墨校者应留原字”等。[20]总的观点是：整理也是园元明杂剧“应竭力保全原书面目”，对王的校订不太放心。1939年6月27日，张元济写了一封一千余字的长信，逐条答复郑振铎的疑虑。他完全用平等商量的口吻，以实例解释。如原本“交”“教”不分，赵琦美就先有改正之处。一些别字（如“道”作“到”，“踏”作“搭”）、不符音韵的抄误（如“各西东”抄成“各东西”），他认为“此等讹误，不必曲从”。又如一些明显的错字，按原字读不通，或意义不明，“原字无可留之价值，不敢勉遵。”至于加注宫调，他以为“王君于曲学素有研究，所加宫调，当不致误”。最后他说：“尊意爱护古书，至所钦佩。弟前此为商务印书馆校印古籍千数百册，亦同此意。王君研究曲学有素，当必不肯贸焉从事也。”[21]事实证明，张元济从实际出发，对原本既不曲从，又不窜乱古书[22]，有利于古籍的普及与流传。郑振铎“竭力保全原书面目”的意见，当然也有其理由，作为供专家研究用，就必须保持古本原来面目。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影印编入《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就是为此目的。
也是园元明杂剧后半部32册，郑振铎于8月初移交商务。有一封张元济致丁英桂的信告诉我们，是张借了商务经理李拔可的汽车亲自上郑振铎家取回的[23]。他又从涵芬楼烬余图书中找出《顾曲斋元人杂剧》，向书肆购来元刻《古今杂剧三种》《元明杂剧》石印本，交商务馆员胡文楷对校。一部好书的问世，没有这些出版家的“幕后活动”，是不可想象的。张元济的编辑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从1939年6月至10月，商务印书馆对也是园古今杂剧边摄边校。姜殿扬担任初校，张元济复校，随后寄王季烈校订。王寄回的稿子，张又仔细复看，有的还提出商榷意见。对全书的次序、分集，甚至用几号字体排印，他们都交换过意见。商谈较多的则是选定孤本问题。
前已谈过，原书刻本、抄本混编，其中已有通行本的不少。赵琦美等人的校订限于文字，并未考证版本，在当时也无所谓孤本和通行本可言。三百年过去了，究竟哪些是人间孤本呢？现存一批编印《孤本元明杂剧》的来往信札资料，其中有三份目录，仔细研究后能够看出张元济他们在选定孤本上，是颇花一番周折的。我们以郑振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序》中记述的原书242种全目称甲目，这三份目录分别定为乙目、丙目和丁目：
乙目题为“王君九删去十一种”；
丙目题为“校印也是园曲丛总目”，共150种；
丁目题为“元明杂剧”，共144种，附有页数、字数等排印用资料，剧目与成书相符，但顺序有较大不同。
可惜这三份目录均未标明日期。乙目11种不见于丙目，由此可推定在丙目以前。还有一份至少161种的选目，比甲目少81种。这可能是张元济对校《元曲选》《顾曲斋元人杂剧》后较早的选目。查1939年7月28日张有致胡文楷、丁英桂一信，写道：
校《元曲选》札记一册亦收到。请即依此进行。惟异同在三四字以下者，可请勿抄曲文。全异较多者，如《马陵道》《连环计》《留鞋记》《忍字记》等，拟请将也是园本全文用别纸录出（千万勿将札记重抄），粘于本札记上。《元曲选》本则仅抄首二句子于也是园之后，以便寄于王君九先生对校。[24]
8月8日在另一封致丁英桂的信中，特附去查到《顾曲斋元人杂剧选》剧目，并嘱向郑振铎查示有关书目。[25]《顾曲斋元人杂剧选》，明玉阳仙史选刊。1929年涵芬楼购入残本16种，其中有关汉卿《绯衣梦》剧。此16种剧，与也是园本相同者有9种。此份剧目，至今也存于元明杂剧编印资料当中。汰去的基本属于前32册“元人所著的杂剧”与“明人杂剧”两类的本子（按郑振铎分法），与甲目郑注“今有通行本者”也基本一致。《马陵道》是钞本，《连环计》《月夜寻鞋记》是息机子刻本，经核对，显然不及《元曲选》好，故删去。保留的也有。如《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好酒赵元遇上皇》，虽有印本而宾白不全，曲文也有歧异，“是二本迥然不同，各有胜出”[26]。王季烈进一步删去《豫让吞炭》等11种，查甲目，全为古名家刻本，虽较稀见，但并非孤本。从现存张元济1939年10月几封指示查对也是园本几种重出本的信分析，丙目当成于此年年底前后。
1940年3月14日，张元济请丁英桂查定《元明杂剧》全部字数及各种所排页数。丁目当为此事所定。从丙目到丁目，又删去6种：
1.《钱达尹智力勘绯衣梦》
2.《敬德不服老》
3.《赵匡义智娶符金锭》
4.《伍子胥鞭伏柳盗跖》
5.《司马相如题桥记》
6.《善知识苦海回头》
这与年初查到《杂剧十段锦》与生活书店《世界文库》刊载元明杂剧两事有关。张元济亲自查对了《杂剧十段锦》，告诉馆员，该书中有《题桥记》《苦海回头》《绯衣梦》《敬德不服老》四剧与也是园本相同，嘱请对校[27]。不久，闻讯《世界文学》刊登杂剧，他又写信让馆员代查该杂志，“所采元明杂剧（须查明已出几期），与本馆所影也是园元明杂剧相同者共有几种”[28]。此时，《孤本元明杂剧》已准备开印，王季烈也将大部分校本寄回。为了慎重起见，张元济一面让人查对，一面去信与王季烈商量建议撤去《敬德不服老》等剧，认为“如此，则此次所印者全为世间未见之本，似更整齐”[29]。至于《伍子胥鞭伏柳盗跖》一剧，为窜取《十八国临潼斗宝》前半本，割裂凑合而成，“故不复著录”。[30]对于个别剧本，张元济与王季烈经过反复商讨才确定下来。如张在好几封信中提到的《僧尼共犯》一剧，原抄本标题下有“传奇”二字，因与杂剧题材不同，原拟撤去。后经考定，“实际以仙吕、南吕、越调、双调北曲四套合成一本的是杂剧体裁”[31]，故重新予以采录。
在选定孤本问题上，有个传讹需要澄清。郑振铎在《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自序中写道：“至予得赵清常钞校元明剧二百四十本，择印其中孤本百许，颇谓取之尽锱铢矣。”郑氏言下之意是嫌取得太少。这里所说的“择印”二字，有的研究者据此把《孤本元明杂剧》归于郑氏“编印”书目之列[32]。笔者以为，前面提到的商务与教育部契约，明明订明“择印”的权利在商务，张元济在编印中向郑征求过意见，郑振铎曾建议书名用“脉望馆”名字，这是事实。但大量材料证明，“择印”者应该是张元济与王季烈。如果为郑振铎所“择印”，王序中不可能不提到，而现在连郑的名字也未出现。
《孤本元明杂剧》的整理还有哪些特点呢？我以为有以下三点：
第一，文字校订，既认真又慎重。该书校注，用小字夹注形式。赵琦美已校者，并不盲从，而“择而从之”；原文的误，则参考他剧有关文字校改。如《阀阅舞射柳蕤丸记》，“蕤丸”二字，不得其解。而《请赏端阳》中屡云“捶丸射柳”，其事与《阀阅舞》第四折射柳打球相同。“射柳捶丸”为古代端阳节一种角艺风俗，乃知“蕤丸”实“捶丸”之误。1940年9月9日，张元济在信中请丁英桂将《射柳蕤丸记》与《请赏端阳》两种先行发排，“因其中有关系，须同时寄与王君九先生阅看”[33]，即是此事。张元济当初校订《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是不主张用校改的。他最痛恨明人妄改古书的行径。他在《北齐书跋》中指出：“明人刻书，每喜窜易，遇旧本不可解者，即臆改之，使其文从字顺。然以言行文则可，以言读书则不可。”[34]因此他在校勘古籍时，及时发现衍文讹字，也只在校记中说明，保持原书式样。现在怎么主张校改呢？因为这里许多抄本，大都出自伶工之手，程度高下不一，形声近似之字、袭用俗字层见叠出，如不改正，读者怎能卒读？如“交、教”互见，“道”作“到”，“则”作“子”，“者”作“咱”，“彀”作“勾”，音近而义不同，混用今人费解。又如戏中人名，舛错更多，邳浵误作邳仝，铫期误作姚期，徐懋公误作徐茂公，康君立误作康军利，本是历史人物，有史可考，当然应该据史更正。[35]然而张元济他们并不轻易改动，“其无从推测者，则未敢率改，仅加注疑误字样于下。”[36]以“疑误”入注，表示存疑。即使改正之字，也在注中说明。张元济对文字校改，十分认真，直到该书底板已打出若干种后，还在一封信中问：“王君翁复校各种有无尚需商榷之字？久无来件，是否已经完毕？”[37]
第二，作者考证，既博采众说又自有主意。原本注明作者的极少。张元济等从《录鬼簿》《太和正音谱》《曲录》和赵琦美校语一一考定37种杂剧作者，13种定为元人撰。古书记载当然是可靠的依据，但从剧本本身研究也十分重要。元人杂剧总的特点是曲文质朴，关、白、马、郑各人又有各自的风格。因此。有些本子虽记某人撰，其实很可能伪托。如《伊尹耕莘》，抄本记元郑德辉撰，王季烈认为“曲文尚为本色，然少俊语。郑撰是否伪托，不得而知。”[38]这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
对于作者的考证，直至全书校印之后，张元济还留意着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傅增湘的弟子孙楷第于1939年8月特从北平来沪阅读《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遇有“疑似难明”之处，都向张元济请教。他回北平后，写成《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一文。[39]1941年4月初，张元济读到这篇文章，即函告王季烈，将该文所考作者与《孤本元明杂剧》有异同者6种，列出表格[40]。现将此表简化若干内容抄录于后：
这里，三种已考出作者姓名，三种确定为提要元人所撰。不久，王季烈复函表示“元明杂剧采用孙君之说”[41]，并在《序》后附记一段文字：“沧州孙子书君楷第，著有述也是园藏剧之图书专刊二十万言，考订甚详，足使此书增价。余于校印毕后，始得读之，因略采其说，如提要中。”但是，他仍取从剧本本身出发的研究态度，有他自己的看法。《衣锦还乡》《十样锦》二种他就没有采用孙说，并在《提要》中一一辨正。王季烈认为，《衣锦还乡》第四折多颂扬语，似乎以汉高祖平项羽定天下，比明太祖战胜群雄，统一全国，因此“改入元剧中未之敢从”。《十样锦》据称为元尚忠贤所作，虽有依据，但“曲文铺述平妥，乏古拙之风。且曲文中圣明君字样屡见，疑为明人颂圣之作。是否仲贤笔，不敢遽定。”
第三，书前提要，集梗概、考证和点评于一身。每则提要，少则一二百字，多则千余字，实为一篇独具慧眼的剧评。好处说好，劣处说劣；观点鲜明，依据确凿，时有俊语新论，读来很有启迪。如《渑池会》：“此本四折而有两楔子，与《罗李郎》《马陵道》相同。吴氏梅以为一本中不应有两楔子，非定论也。”如《洞天玄记》：“不屑寻宫数调，信笔挥洒，故拗折天下人嗓子，……皆其不守元人规律处。”又如《宝光殿》：“切末繁多，……搬演时必有绝妙布景。盖明代内廷万寿供奉之剧也。”由此可见作者曲学之精深与广博。这样的整理古剧，是一个创举。
此外，在编排全书次第、标点及统一全书体例方面，《孤本元明杂剧》都有其重大的成就。这些工作虽是集体的成果，但张元济作为复校和事实上的主编，其贡献尤为突出。
商务印书馆与教育部原订契约规定一年出书，实际上到1941年秋《孤本元明杂剧》才出版。如果加上接洽筹印的几个月，整整三年。原因很多。
首先，这时的张元济已不能像以前辑印《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时那样专心于一事。“孤岛”上商务这一摊子由他挑着大梁。他要管董事会的决策，要负责同内地、香港的联络，要过问印行其他书籍，甚至书栈管理、物资调配、股东纠纷，都要他出面处理。1940年五六月间，他不顾七十四岁的高龄，冒着危险，还独自一人赴香港与总经理王云五商洽馆务。在沪时他参与郑振铎、张咏霓等人组成的古书保存同志会，从敌伪和书贾手中抢救出大批藏书家散出的珍贵古籍，他负责版本鉴定工作。又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担任董事。而他自己的家庭生活，这时也在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物价飞涨，经济越来越拮据，不得已卖掉了极斯菲尔路40号的寓所，连珍藏多年心爱的古书也开始一部部地出让，变成桌上之餐。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他以惊人的毅力主持着《孤本元明杂剧》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其次，从香港回沪，张元济身体一直不好。1940年12月，因患前列腺炎，住院动了两次手术。如此高龄动大手术，医生冒了险，他自己也做了准备，特请来老朋友伍光建作证人立下遗嘱。住院三个月，对还未最后校印完毕的《孤本元明杂剧》出版来说，不免有较大影响。他当然也惦念着这部书，就在住院的当天，他致丁英桂信叮嘱应办各事：
敝体患膀胱发炎，今日进医院，不能再复看排样，但请随校随寄北平，万勿延误。所有粘签，务请我兄复核；姜君有可从之言，亦有不可从之言……[42]
翌年春，他刚出院，就马上着手排印事。虽然“体力瘦乏，复患脚肿及皮肤发痒”[43]，然而为了使书早日出版，他全不顾这些。几天不见校样送到，他就写信催问，直至校样送到。不巧，王季烈这时也患前列腺炎住进了北平协和医院动手术。张元济一面发电报、发函慰问，告诉自己开刀经验，劝慰王早日动手术；一面还继续与他磋商全书提要、校例、序言等。王季烈在病中写出了序，校改了全书提要。两位可敬的老人，为了民族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1941年5月，商务印刷厂工人罢工，各方面找董事长的人很多，有一段时期他不得不“避客”。张告诉王季烈：“暂时不免停顿，是书出版恐又须耽搁若干时日”[44]。直至7月，工厂复工，才又续印元明杂剧。张元济亲自修订该书广告，嘱登各报。秋后出书，出版350部顷刻告罄，有的书商抢购居奇，连王季烈后来想再要几部也无法满足[45]。
半个世纪过去了，《孤本元明杂剧》整理并出版的意义越来越被人们所理解。它是戏曲史上的创举，也是古籍整理的一个杰出范例。王绍曾先生在论及此书时曾指出：张元济、王季烈“他们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荟萃长期沉埋的脉望馆钞校本的精华，使它公诸社会，广泛流传，更重要的还在于使原来讹文脱字较多，体例较为混乱，抄校字体不一的一个抄校本，经过整理，变为校勘精细、体例统一、句读清晰、便于阅读的一个本子，为古典戏曲研究者、文学史工作者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46]我以为极是。《孤本元明杂剧》出版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只是印数太少，流传不广。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人们研读的需要，中国戏曲出版社于1957年根据商务纸型又重印了一版，将原书线装32册改为精装四册。迄今又过了几十年了，除了图书馆有藏本，私人所藏恐怕也不多了，更觉此书的珍贵。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据《中国戏曲曲艺词典》“孤本元明杂剧”条，称其书“校刻不精”[47]。我以为，此说不妥。若指印本，明明是排印的，何以说“刻”？若指原书，大部分为抄本，刻本很少。友人抄示潘景郑先生《丁芝孙古今杂剧校语跋》一文（录自《著砚楼书跋》），内提到脉望馆古今杂剧的发现，说“此书旋由商务印书馆流传，并倩王君九表丈为之校定，惜经王丈恣意窜改，致失真面，犹不免白圭之玷耳。”上述“校刻不精”之说，恐怕盖出于此。潘先生这一评价，似有失公允。前已所述，张元济、王季烈他们对校改文字既认真又谨慎，对有怀疑的字句，均保持原样，用夹注标明，或在提要内写明。如《乐毅图齐》：“惜传抄多误，无从校勘，兹因矜慎起见，悉仍其旧。”又如《龙门隐秀》：“惟抄写草率，脱误甚多，无从校正，只可仍其原文，以示阙异。”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交代如此清楚，怎么能说“恣意窜改”呢？我以为，既然是孤本，谁能有他本校勘呢？再说，如按传抄有误的本子一字不改印行，让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有何意义呢？从明代臧懋循编印《元曲选》开始，各种元明杂剧汇编本，从整理、校订角度上看，没有一部能与《孤本元明杂剧》相比拟的。当然，并不是说此书完美无缺，但其开创古典戏剧整理先河之功，不能轻易否定。所谓“校刻不精”，决非定论，出现在工具书内更是极不妥当的。（柳和城）
注释
[1]郑振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跋》，《西谛书话》。
[2]1938年6月9日《张元济复傅增湘书》，《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郑振铎在《跋》中称一半为“唐某”所得，当误。
[3]1938年6月4日《张元济致潘承厚书》，原件。
[4]1938年6月9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
[5]1938年6月9日《郑振铎致张元济书》，原件。
[6]1937年底商务总管理处迁长沙，于上海、香港设办事处。由于总经理王云五常驻香港，港处成为实际上的商务指挥中心。1942年，总管理处迁往重庆。
[7]1938年7月2日《张元济致郑振铎书》，原信底稿。
[8]1938年11月4日《张元济复郑振铎书》，原件。
[9]见1938年12月27日《张元济致郑振铎书》，原件。
[10]原件副本，上海图书馆藏。
[11]1939年1月24日《张元济致郑振铎书》，原件。
[12]1939年3月10日《张元济致郑振铎书》，原件。
[13]1939年4月20日《张元济致丁英桂书》，《张元济书札》。
[14]同上。
[15]1939年4月24日《张元济致丁英桂书》，原信抄件。
[16]署1939年8月10日，原件。
[17]参见1940年3月14日《张元济复袁同礼书》，原件。
[18]见1939年6月15日《张元济复王季烈书》，原件。
[19]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序》。
[20]原信佚，见1939年6月27日《张元济复郑振铎书》。
[21]原信底稿影印件。
[22]这一问题详见本文第四部分。
[23]1939年8月5日《张元济致丁英桂书》，原信抄件。
[24]原信抄件。
[25]原信抄件。
[26]《孤本元明杂剧·提要》。
[27]1940年2月27日《张元济致任绳祖书》，原信抄件。
[28]1940年3月6日《张元济致胡文楷书》，原信抄件。
[29]1940年2月12日《张元济致王季烈书》，原件。
[30]《孤本元明杂剧·提要》。
[31]同上。
[32]陈福康《郑振铎年谱》，第63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33]原件。
[34]《涉园序跋集录》。
[35]《孤本元明杂剧·校例》。
[36]同上。
[37]1941年3月13日《张元济致丁英桂书》，《张元济书札》。
[38]《孤本元明杂剧·提要》。
[39]孙楷第《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一文首刊于《北平图书馆季刊》（1940年12月），1953年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单行本，更名《也是园古今杂剧考》。
[40]1941年4月8日《张元济致王季烈书》，原件。
[41]引自1941年4月16日《张元济复王季烈书》，原件。
[42]1940年12月5日《张元济致丁英桂书》，《张元济书札》。
[43]1941年2月26日《张元济致王季烈书》，原件。
[44]1941年5月10日《张元济致王季烈书》，原件。
[45]1941年12月10日《张元济复王季烈书》，原件。
[46]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第130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7]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