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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弘扬：推进新时代的古籍整理事业
——学习《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体会
张涌泉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2005年入选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2006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年起受聘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评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胡绳青年学术奖、思勉原创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奖项。自选集入选“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和“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系列。先后培养了数十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两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主要从事以下三方面的研究：
1.近代汉字研究。代表作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汉语俗字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汉语俗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等。2.敦煌文献整理。代表作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3.写本文献学。代表作有《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作者/供图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继1981年中央文件后，党和国家又一次对古籍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作为一个伴随着古籍整理成长的学人，我感到很振奋。这里我想谈一点体会。
两次亲历古籍整理文件的春风
四十一年间，国家两次下发关于古籍整理的文件，回顾历史，放眼全球，都是空前的，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党中央对古籍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就我自己而言，则可以说是沐浴着中央关于古籍整理的春风雨露成长起来的。
1981年3月，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义乌文化馆从事馆藏四万多册古籍的整理编目。义乌文化馆的古籍很多来自清末著名学者朱一新旧藏，有不少好书。当时做这件事的正式工作人员就我一人，面对布满灰尘的几万册古书，开始不免感到有些迷茫。当年9月，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给了我很大鼓舞，让我明白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坚定了我一辈子从事古籍工作的决心。
与此同时，借助第一次中央文件的东风，全国成立了一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我的母校杭州大学也成立了古籍研究所，成立之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以研究生班的形式，加快古籍人才的培养。母校的几位老师，包括郭在贻先生、张金泉先生，都鼓励我报考研究生。一方面，两年多古籍整理编目工作的实践，使我古籍方面的知识大大提高，让我考古籍所的研究生有了一点底气；另一方面，我在工作中也经常感到自己专业知识欠缺，很需要进一步充电，去深造学习。1984年9月，通过近三年的辛劳，义乌文化馆四万多册古籍的编目工作完成了，我也考上了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研究生，正式开始了古籍整理的学习、研究之路。
后来我又有机会读了四川大学的古典文献学博士，去北京大学做了我国第一个古典文献学博士后。1997年1月，博士后出站后，我继续回到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副所长、所长，一直从事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相关古籍整理著作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宋云彬古籍整理图书奖，并有两种著作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首届向全国推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可以说，我从古籍中得到了精神的滋养，古籍整理伴着我成长。
四十一年后的今天，中央再次出台关于古籍工作的文件，对新时代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站位更高、措施更有力，也对我们古籍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古籍工作者，能够亲历两次古籍整理文件的春风，真是人生幸事。
传承、弘扬、数字化：
新时代古籍整理的三个关键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献典籍，浩如烟海。自先秦至民国，历代先贤撰著了浩繁的图书典籍，孕育了多元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是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确实值得我们努力传承和弘扬。清代编《四库全书》，收书3462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图书结集。21世纪初，国家组织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收书 5213种，规模达《四库全书》的1.5倍。但即便如此，被这两种大型总集所收载的古籍仍不足传世古籍的十分之一（前几年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古籍书目约20万种）。这些年，各地或多或少推出过若干汇编性的大中小型丛书。但对留存的巨大的文献总量来说，这些汇编整理工作都还仅仅是局部的、少量的或者说是零散的，利用不便的问题依然存在。新时代古籍整理如何继往开来、开创新局？新的中央文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个关键词：传承、弘扬、数字化。
■刘跃进著《中古文学文献学》 作者/供图
第一个关键词是传承。《意见》提出要“加强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推进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推进古籍文献通代断代集成性整理出版”，为新时代古籍文献的系统性、集成性整理出版指明了方向。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在摸清家底、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各省市分工合作，通过影印、建设数据库等形式，编纂超越《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的更大规模的古代文献丛书，打造中国古代典籍大型书库，并上网向全世界公布，使珍稀图书化身百千，从图书馆走进普通百姓的家里，促进优秀文化的普及和弘扬，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代代相传。
第二个关键词是弘扬。古籍整理研究，根子还得落到弘扬、发展上。《意见》有很多篇幅强调古籍的弘扬、发展问题，提出要注重“古籍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做好古籍普及传播”，确实都很重要。古籍整理研究者既要顶天，要阳春白雪，但也不能高高在上，自娱自乐，自我陶醉。我们也需要走出书斋，脚踏实地，做一些普及的工作。最近浙江有关部门正谋划编纂县级的人文读本，把每个县各自历代先贤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汇为一编；然后在此基础上汇编每个地区的人文读本，最后编纂多卷本的《浙江人文读本》，我想这一类的读本很有必要。大部头的影印或整理标点汇编，如《浙江文丛》《江苏文脉》之类，作为一种文化积累，自然是必要的。但普通老百姓看不懂，也没有时间或兴趣看；读本则是一种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可以真正入脑入心，弘扬转化，从而真正实现《意见》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三个关键词是数字化。《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古籍数字化”“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古籍数字化极其重要。很多大型、超大型古籍丛书，主要是资料积累型的，不一定非得印成纸本，可以数字化出版。数字化出版不但方便读者利用，而且可以大大节省资源。我觉得以后我们需要改变出版的概念。古籍整理图书，不一定非得印成纸本才算出版。建议国家实施数据库古籍整理图书准入制，经过编校审读、质量符合要求的古籍整理出版物才能进入数据库。现在各种论文的引文错误很多，源头就在于电子版的图书质量低劣。有了准入制，可以有效改变电子版图书质量参差不齐的乱象。进入了数据库，就视同出版，给书号，照样可以作为科研成果，给予承认；编辑也算工作量，可以得到经济方面的补偿。同时，进入数据库的图书实行动态编校制度，读者可以随时在网上提出商榷或批评意见，责任编辑收集后，约请原来的整理者或评审专家进行审定，审定通过的，就随时吸收改正。当然数字化出版一定程度上是带有公益性的，需要国家出面协调和支持。《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作指导协调机制，统筹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可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让人充满期待。
■浙江大学2022年6月发布的中国写本文献数字资源库首页 作者/供图
提升文献学的学科地位
把国家对古籍工作的重视落到实处
古典文献学是中国语言文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主要依托学科。但在国家的学科目录中文献学却依附于图书情报学之后，后者以图书情报学为主导，含括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博物馆学等，与古籍整理工作性质不同，研究内容差别很大。各级政府部门项目评审、评奖也都没有专门的文献学门类，申报或评审时只能附属于图书情报学或历史学、文学或语言学，似乎有一种到处不着边的感觉，严重挫伤了古籍整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另外，中国史一级学科下有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的关系不明确，互相纠缠不清。《意见》提出要“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极其重要，希望能推动有关部门加快古籍整理相关学科的调整和建设。建议把文献学从图书情报学、历史文献学从中国史分别独立出来，在文学门类下，设置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文献学四个平行的一级学科（各高校也可根据自身研究力量侧重的不同，自行决定这个学科归属的门类，比如历史学、管理学门类），文献学一级学科下设经学、语言文献学（含古文字学）、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写本学）、哲学文献学、艺术文献学等二级学科，纲目清晰，界限分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文学所原所长刘跃进多年前著有《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就是文学文献学领域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北京语言大学华学诚教授近年来一直倡导“文献语言学”（主编有《文献语言学》学术集刊），在“文献语言学”的微信群里聚集了四百多位学者，阵容壮观。同样，文献学门类下也可以有“语言文献学”。这样调整后的学科分类，对古籍整理人才培养和提升古籍学科专业的地位都很重要。
（作者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