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坊书债定须还——
清人笔下的“赊书”
中国的出版业从宋代开始兴盛。至迟在南宋时期，读者、书商之间即有赊书行为。南宋黄简《秋怀寄陈宗之》诗中有“独愧陈征士，赊书不问金”之语，即是作者对陈宗之赊书的感慨。陈宗之，原名陈起，是钱塘有名的书商，他赊书给读者的经营模式，尤为当时和后世学者称道。
元明两代，有关赊书的文献，笔者尚未得见。清代，文人以诗歌或日记的形式，对赊书情况进行了丰富的记录。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录有清代诗人孙枝蔚的《溉堂集》。其中“溉堂续集·卷之一”有《赊书》诗，记载了孙枝蔚漂泊在外，于书坊赊书阅读的故事。“眼昏头白滞江关，把卷能消永日闲。小户酒钱长可省，邻坊书债定须还。”孙枝蔚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富商之家，本来家境优裕，但他性格豪放洒脱，家财很快散尽，此后生活较为窘迫。他对诗歌创作情有独钟，有大量诗作传世。在《赊书》诗中，读者可以看到孙枝蔚对阅读的热爱：即使眼昏头白，滞留江关，也不许一日闲过，不曾一日废弃阅读；经济拮据，便忍痛割爱，用酒钱来偿还赊书债。如此执着于阅读，其人生志趣可谓高远。
清代文史学家李慈铭也有赊书阅读的经历，其赊书的次数之多，让人惊叹。张桂丽《越缦堂书目笺证》所引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多有记录。如清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十一日：“又于火神庙书摊赊得郝兰皋先生《尔雅义疏》一部、明代合刻马陆两家《南唐书》一部，计钱二十六缗。”清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七日：“致文菉堂，赊得张皋文《仪礼图》两册，价十千。”清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十六日：“买殿板《周礼》《左传注疏》各一部，价银六两，赊之。”清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十五日：“诣仓桥沈氏味经堂阅书，赊得微波榭本《孟子赵注》附《音义》一帙。”清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二十九日：“下午买舟诣仓桥阅市，还十三日所赊书直两番金。又赊得王氏鸣盛《尚书后案》，任氏大椿《弁服释例》，共直一番金。”
在李慈铭的日记中，类似的赊书记录还有很多。赊书阅读，已成为李慈铭读书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日记中能够清晰地看出，李慈铭赊书阅读的习惯保持了很多年，他曾在“火神庙书摊”“沈氏味经堂”等店铺赊书。这些有关书坊名称、书籍版本、图书价格、赊书及还钱的记录，构成了他生动的阅读史、学术史之一端，同时也为读者了解清末的出版业以及当时浙江绍兴仓桥一带的图书市场状况，留下了翔实的文献资料。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遇到“赊书不问金”的店家，也不是所有的文人赊书之后，都能像孙枝蔚、李慈铭一样，能够及时将欠款还清。清代潘江《龙眠风雅全编》卷六十二，收录了诗人姚士垐的《嘉平廿四日》诗，其中记载了作者赊书后被催债的事。诗云：“一年怀抱总难舒，今日春光到草庐。扫石看花新酿酒，敲门催债旧赊书。”姚士垐的父亲曾担任地方官，家境不算贫寒，但他“酷好书籍”，不治产业，“迨父致官归，距城邑数舍买郭北近地为园，啸歌其中”。姚士垐或许是自觉怀才不遇、襟抱难开，才终日埋头于典籍之间，吟哦度日；也或许是家无余财之后，仍然执着于赊书读书，因此才遭遇书商催债。但不管怎样，赊书阅读，毕竟算得上是风雅之事。
此外，还有赊书后自知难以及时还款，不得不去募集购书钱，甚至避债的文人。小说家董说即是如此。董说在清初时隐居山中，后出家为僧。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小说、诗歌等领域多有建树。其小说《西游补》曾被鲁迅誉为“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忽（惚）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其《丰草庵诗集》中，亦颇多佳作。该诗集“红蕉编”收录有《浪游》一诗，开篇即是“穷愁难募购书钱，浪迹江村诘曲穿”。正因为生活处境艰难，作者不得不警告自己，不得再去赊书，并为此写下《赊书戒》诗三首。《赊书戒》第一首有诗句“避债台前受羯磨”，第二首有诗句“书满家兼画满厨”，第三首诗为“打点收书欲募钱，绫装册叶结清缘。几番呈似还羞涩，谁仗文章种福田”。由此看来，诗人曾因为书籍多次“募钱”。可以想象，作者写《赊书戒》之时，内心一定是充满矛盾的。他深知藏书已经很多，亦知与书结缘是有福气的，但屡屡赊书，屡屡为之筹钱，总是让人难为情的事。“打点收书欲募钱”，在今天看来，或许能给读者留下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作者是要把藏书打点了去卖钱，用以偿还赊书债，还是继续赊书回来，继续筹钱？这些现在已经难以得知。这或许也是诗无达诂的魅力。还值得一提的是，《丰草庵诗集》“洞庭雨编”有《平凉志》一诗，其中记载了董说宁肯吃粥饿肚子，也要以米换书的故事。诗的小序记载“贾人持《平凉志》八册，余倒瓶中粟易之，作《平凉志》”，诗的开篇为“明朝食粥那须计，倾瓶换得《平凉志》”。将上述董说避债赊书、以米易书的行为两相观照，更可见其对书籍的痴迷。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文人赊书行为的发生，是有复杂历史背景的。这既与书商的经营模式、文人的经济状况有关，也与当时的书籍价格有关。书籍自宋代以来，伴随着出版业的兴盛、发展，在社会中慢慢变得普及，但每个时期的书价又与地域、版本、书籍品种，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
以前述清同治三年（1864年）李慈铭所赊“殿板《周礼》《左传注疏》”为例，两部书“价银六两”，在当时是比较昂贵的价格。“根据李慈铭本人的情形，他的仆媪所得的工资，自同治二年以来，一直到光绪中，男仆每月工资为京钱十千文……这十千文京钱的工资，以同治十一年为例，折合银子，约为九钱五分。用以购米，可得二斗七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版《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张德昌著）男仆的月工资“折合银子，约为九钱五分”，将近一两银子，尚不足上述两部书总价的六分之一。书价之贵，可想而知。当然，买卖双方若以现金交易，书价可能略为优惠，但差别不会太大。除此之外，上述《周礼》《左传注疏》属于“殿板”，即武英殿官刻本，相对于其他版本而言，校勘、刻工、印刷较为精良，因此价格相对较高。而几乎与此同时的清同治六年（1867年）刻本《春晖堂试帖详注》（退思书屋藏版），价格便宜很多，木记标注“每部一百八十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版《2016年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程焕文、沈津、张琦等主编），其价格不足上述男仆月工资“十千文”的五十五分之一，大约是男仆半天的工资。由此可见，不同的书籍，价格差别很大。
综上可知，清代文人赊书，一方面因为经济不宽裕，另一方面因为有些书籍较为昂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购书频率特别高，所以不得不采用赊购的方式。总之，清代文人对赊书生活的记录，内涵丰富而多元。借此可以观照这些文人的生活状态、学术动向、内心世界，以及当时出版物市场之一隅。赊书阅读，作为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的一种较为独特的购阅方式，其记录者从文字中展现出来的热爱书籍、执着阅读的精神，亦值得当代读书人回味与思考。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绥化学院教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