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韦力 藏书之变：古籍书店倒闭 拍卖会兴起

记者：近二三十年国内的藏书市场格局如何变化的？

韦力：我一直认为，古籍拍卖对中国古书收藏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有拍卖之前中国的古籍流通史都是近似的。

在1993年有拍卖之前，大多数藏书者得书的渠道主要来自于古籍书店。因为上世纪50年代之后公私合营，很多城市只保留一家古籍书店，私人开个体旧书店已无可能。书源也都是这些古籍商店最多，当年主要主要就是和古籍书店打交道。那时候古籍书店最好的好书都是先供应公家，重要领导之后，普通的书籍才进入流通。所以藏书者要想办法动用关系才能买到好书。

到了90年代末，古籍拍卖兴起后，这些古籍书店有的受不了冲击，像扬州、无锡古籍书店就纷纷倒闭或转产。不过，古籍书店倒闭时成批处理书，对于藏书人来说是个机会。记得无锡古籍书店倒闭时，资料书一元一本，一次可以买上一堆。

真正的善本出现是从1993年古籍拍卖开始的。因为拍卖会的价格远远高于市面价格，使得卖家对拍出高价的期望值很高，纷纷将手里的古书送到拍卖会，这就产生了吸金效应。有了拍卖以来，私下交易古书的概率越来越低。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拍卖行成了好书的聚集地，卖家和买家都在这里交易，慢慢成为大多数古籍爱好者的主要得书渠道。预估今后的古籍市场古籍拍卖仍然是得书的主渠道。

由于早年的信息不对称，拍卖市场上能卖几万十几万的书，古书店里就在架子上摆着，只卖几百块钱。我还在质疑这样能拍出去吗？结果一场下来一看，居然60%都被买走了。

海王村公园冲刺抢古书

记者：当时您购书历程又是怎样的？

韦力：出售古籍最多的书店是中国书店。记得中国书店总经理曾经带队去美国考察美国的古籍书店如何管理，回国后在琉璃厂建立了一家“文化遗产书店”。为了产生轰动效应，经理从书库中拿出一些不错的古籍善本，从这个店里流出不少好东西。这是自有古籍拍卖来，中国书店卖出过最多的一批善本。

在此之前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书店也卖古籍，但是以线装书和残本为主。印象最深的是80年代初期在海王村公园的古籍书市，用卡车拉书，一来就是20多辆卡车。当时的海王村公园堆起了小山一样的书，许多爱书人蜂拥而至，公园一开门就往里冲刺。书不分什么种类，一律五毛一本，全是线装书。很多人就一堆一堆地从地上往身上抱，拿到的就是自己的。还有人索性往书堆上一趴，覆盖在身子底下的都归自己，然后再坐下来慢慢挑。

那时候古书还没有市场的概念，买书大家尽挑自己喜欢的，也没有版本意识。人们非常激动是因为很久没有古书可买了。我当时是中学生，攒下从家里“骗出”的零花钱买了不少书，但当时并不懂书，现在看来买的书多半没有价值。

这个古籍书市一直存在了20多年，第一届只有5毛钱一本，之后涨到两、三元，再后来是20元，越来越贵。类似的书市还有，已经变成销售旧书，而不是古书。

藏书追求“四部齐备”

记者：您个人收藏古书兴趣点在哪里？

韦力：从收藏角度说，近十几年，藏书人大都走是走专题收藏的路线。一是因为古书书源的枯竭，第二也是发展个人研究兴趣。

我个人收藏路数不太相同，我对书属于“贪得无厌”的那种人，走的是古代藏书家的路数，以四部齐备为追求目标。这也会让我在经济上、知识储备上都很有压力。

在四部齐备的格局之内，我也收集专题，比如活字本专题。活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是因为特殊原因，中国古籍活字本只占传世古籍的2%左右，比例非常小。作为发明国，中国并没有把活字本普及化，这很不合理。因此，我比较注重活字本，现在藏品也是国内最多的。此外还发展出几个专藏，比如稿抄校本，就是我的专长，芷兰斋书跋就是稿抄校本。

好书在民间流传的概率很低

记者：您有捡漏的经历吗？现在藏书捡漏的机会还多吗？

韦力：喜藏书的文人都会谈到捡漏的经历，并津津乐道。但我个人认为，几十年来其实捡漏的概率很低，真正好书流传在民间的概率很低。

古书是中国传统收藏最大的一项，古人认为藏书是单独一个体系，不同于其他收藏。对于今天人们热衷的字画、珠宝玉器，在古代看来都是不登大雅之堂之物，只有藏书才是最有品味的。到了今天，人们的价值观本末倒置，想扭转局面无异于螳臂当车。

在古代真正的藏书都是从一个大藏书家到另一个大藏书家的转让。换言之，藏书不同于收藏器物，自古就没有走进过寻常百姓家。古代学人读的书，都与善本无关，因为并不是所有古书都是可以收藏的。这是个悖论，但却是事实。就如同汉代的粗瓷碗，价值比不过清中期的官窑。这说明真正的好东西不是在民间流传的，捡漏自然也就微乎其微。

但为什么很多藏书人能有捡漏的经历呢？这是因为中国经历了特殊的文革时期，因为文革中抄家的原因，很多古书重新流传下来，人们偶尔能捡到好书。

10年前，我偶然路过在皇城根早市，在一个摊上看到两叠破烂的古书。仔细一看，是柯劭忞《新元史》手稿，价值非常高。中国历代注重修史，但《元史》修得很差，历代学者一致认为要重新修订。柯劭忞利用明清时期有关元史研究的新成果写了《新元史》，被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列入正史，1922年刊行于世。这样，“二十四史”就成了“二十五史”。前二十四史都没有手稿，因此第二十五史的手稿就很珍贵。一问摊主，报价200元，我以为听错了，忙问是200元吗？摊主说，嫌贵可以180元。我就赶紧买了。这完全是一个特殊时机中捡的漏。

现在所谓的捡漏，只能在拍卖场上，其他竞拍者一时没有看出这本书的价值，或者某本书没有手记，不能明确认定作者的情况下没人敢举牌，才有可能发生。但这种概率也很低。

“曾经我眼即我有”

记者：有没有哪本古书是您想收藏但至今没有得到的？

韦力：有。有一些书历代都有记载，但流传中却不知所终。比如民国中发现了一套著名的宋刻版《草窗韵语》，全书是按照作者手稿临摹，制作极为精美，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妖书，后为大藏书家蒋汝藻所得。因甚为喜爱，蒋就用作者周密和书名各取一字，为自己的书楼命名为“密韵楼”。自民国后，这本书一直不知所终。

我一直希望这本书仍在世间，有一天能看到。不过就算以后真出现在拍卖行上，几千万的天价也非我力所及，不过只要能看看也就满足了。就像张大千说的：“曾经我眼即我有”。

另外，现在大多数人藏书都想着升值，这个想法无可厚非。古书既然是有价值的，可以用价钱衡量的东西能够买来，当然也可买卖，投资古书我觉得很正常，但是觉得一切都用钱衡量少了一些情趣。

电子书和纸质书不冲突

记者：对喜爱书的年轻藏书者，您有什么建议吗？

韦力：现在是社会巨变期，不只是经济的转型，还有人们阅读习惯的转型。这个过程中，人们还能亲近传统的纸质书，已经是难得的雅趣了。

纸质书的存在就像电影和电视的关系一样。在电视产生时，很多人感叹电影末日到了，但到今天，仍是各走各路。因此我个人认为，纸质书和电子书也会走进这个结局。

在社会阅读习惯转型后，出版社就更需要把书做得精致一些，因为它的阅读功能不如电子书，容易被取代。它需要能让人们平心静气地读完。这一代人会成为主流，书籍也必然走出阅读功能之外的观赏性、艺术性，需要人们自身修养相呼应。那么这样的书值得收藏吗？我认为是可以的。新的书会走入新的装帧、限量版、签名本、编号本，会从另一个角度突破，作为收藏品来出版。

我个人喜欢古书，也希望年轻人不要断档。从形式看，线装书只有中国才有，和西洋装帧完全不同。有谁认真想过，为什么这种形式为中国人所接受？有条件的话我还是建议年轻人收藏古书，因为古书内在的文化修养不是洋装书所能给予的。

藏书不一定留给子孙

记者：古代都是藏书家之间流通，现在的藏书家的藏书，将来去向如何呢？

韦力：在处理民间艺术品遗产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但西方一些已经成熟艺术品遗产的处理方式，可以给我们以借鉴，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形成我们自己的法律文本，这样才有章可循。

古代藏书都是在大收藏家手中流传。就现在而言，藏书家完整的处置方式还没有形成。我个人也没有传统意义上子女永保的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兴趣和使命，父辈的爱好也是不能强加给后人的。藏书家的后人也并非一定是藏书家，没有传承性。到时怎么办？我也没有完全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