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宋神宗赵顼（xū）赐书名。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横跨了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极高。《四库全书总目》评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

主编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编写成一部巨著，“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在该书的流传过程中，有一个版本极为重要，由于是在南宋年间由官方在余姚制版刻印，故称为“余姚官刻本”。是在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重刻孝宗朝（南宋最杰出的皇帝宋孝宗执政时期――笔者注）或稍后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诸种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这一版本。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时期)两浙东路茶盐司刻过《外台秘要方》四十卷。绍兴三年(1133年)刻《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杨雄《太玄经》十卷。绍兴六年(1136年)刻《事类赋》三十卷，以及无年号《唐书》二百卷。

当时余姚的绢、茶、盐业极为发达，“姚黄”竹纸更是驰名全国，并由此带动了印刷业的发展，也正是这个原因，294卷巨著《资治通鉴》才会选在余姚校刊印行。

从《资治通鉴》的几次刻印的过程来看，虽然《资治通鉴》成书后，在宋神宗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但是，元祐本已不可见。因此有理由认为，目前《资治通鉴》余姚官刻本成为存世的最早版本了。

此版书卷后有刊板题识:“绍兴二年(1132)七月初一日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刊板，绍兴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毕工，印造进入”。该版本版框高21厘米，宽14.1厘米，半叶12行24字，白口、左右双边。白麻纸印本，纸墨莹润，刀法规整，字体方整端重，宋讳缺笔至构字，慎字间有剜去末划痕迹，当是孝宗朝稍后印本。版心下记刻工名，皆南宋初期杭州地区习见良工，多见于同时所刻他书。卷末原有绍兴二年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校勘官衔名钤有“天禄琳琅”、“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等印，迭经文徵明、顾从德、季振宜、徐乾学等名家所珍藏，清初又为内府天禄琳琅收藏，现藏北京图书馆。

在北宋末期，由于金兵南下所迫，只得在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王朝偏安一隅。而原北宋国子监书版由于兵灾全遭毁弃，秘书省、国子监的刻书力量被大大削弱了。因此，在南宋建国初期，只得搜寻一些北宋旧监本书籍作为蓝本。由于此时的国子监已无力重雕，故令临安府及两浙、两淮、江东等地方政府部门负责刻版，然后送归国子监，这就是地方官刻的由来。

当时，由于条件所限，只刻印了九经白文、十三经古注、十二经正文，以及一部分正史书和《资治通鉴》。其它书版多存在原地印卖，或由读者赎买。因此，南宋时期地方官刻书迅速发展起来。如：各地方公使库，中央在地方各路设置的各路使司、地方州(府、郡)县军学、郡学、县学、书院等等都普遍刻书、印书。

南宋的地方官刻包括“公使库刻书”、“各路使司刻书”、“各州(府、县)刻书”、“州(府、军)郡”、“县学刻书”、 “书院刻书”几个种类。

其中，“公使库”是指宋代地方接待中央来往官吏安寓的所在，这种部门有着较为殷实的经济力量，加之往来客寓都是政府官员，因此多附庸风雅，从事刻书印书。

其中，“各路使司”，则与宋代的官制有关。据《宋史•地理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析为二十三：京东东、西，京西南、北，河北东、西，永兴，秦风，河东，淮南东，两浙，两淮，江南东、西，荆湖南、北，成都，樟，利，夔，福建，广南东、西。高宗南渡后，所存者，两浙、江东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广东、广西等十五路。”

政府在各路设置茶盐司、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等机构主管茶盐专卖、民政、水路转运、财政税收、提点刑狱诉讼等事务。这些机构，掌握着各地方的政治经济命脉，有较雄厚的力量和条件，也竞相从事刻书、印书。

而《资治通鉴》的余姚官刻本就是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在余姚所刻，而民间很难刻这部宏著的原因，可能与资金来源和工程庞大不无关系。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