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昂、陈伦炯父子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军事将领，长期任职于滨海之地，对海防事尤为留心，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渐颇有感受。雍正八年，陈伦炯积父子两世之阅历，撰写了《海国闻见录》。这是我国18世纪的一部地理名著，对后来的海洋地理、世界地理研究影响颇大。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十分贫乏。《海国闻见录》的问世难能可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此书颇为重视，出版了《海国闻见录》校注，发表了数篇论文。[1] 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陈伦炯的生平事迹还缺乏足够的研究，介绍较为简略。对陈昂关注不够，很少研究。本文依据《清实录》、清宫档案、清人文集和地方志等史料，对陈昂、陈伦炯父子的生平事迹进行考察，对《海国闻见录》的特色略作分析。

 

一、陈昂的生平事迹

 

陈昂，字英士，福建同安人，世居高浦，顺治年间因迁海令，徙居灌口。他的生卒年未见记载。清代学者方苞在《陈太夫人王氏墓表》中指出：“夫人姓王氏，陈赠公讳健之继室，广东右翼汉军副都统昂之母。……海寇滋蔓，迁滨海居民徙灌口，赠公时年六十余矣，生计一倚长子光。光死，赠公大恸，寻卒。昂年始十有一。……太夫人卒于康熙辛未年，后赠公之卒凡三十一年。”[2] 康熙辛未年即康熙三十年（1691年），此前31年即顺治十七年(1660年)。这段记载表明，陈昂之母卒于康熙三十年。陈昂之父卒于顺治十七年，当时陈昂11岁。古人记年皆为虚岁，由此推算，陈昂生于顺治七年（1650年）。

 

另外，《国朝耆献类征初编·陈昂》和道光《厦门志》、民国《同安县志》皆称：“朝廷颁布南洋禁航令，陈昂欲上言，力争之，会疾作，将终，命其子以遗疏进。卒年六十八。”南洋禁航令颁布于康熙五十六年。《清圣祖实录》卷277记载，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原任碣石总兵官陈昂条奏。这是我们目前所见陈昂的最后条奏，而“原任碣石总兵官”的称谓，有可能是陈昂此时已不在人世。由此推算，陈昂生于顺治七年（1650），可能卒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年底。

 

陈昂11岁时，父兄相继去世，家境贫困。史料记载：“虚室中惟鸡一栅，母子号泣与鸡鸣之声相应，哀动邻里。凶饥寇乱相乘，米至石八千。夫人拮据，日作糜半釜，漉厚者饲子，次及女，自啜水浆，饥不可忍，则更急束要带。”[3] 孤儿寡母艰难度日，陈昂不得不放弃攻读，从事海上贸易。因屡经风险，来往于东西洋，熟知其风潮土俗，地形险易。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抵达厦门，准备攻打台湾。陈昂受到施琅的召见，他的人生道路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陈昂进见施琅的时间，史书记载不一。江日昇称：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施琅抵闽视事，即咨会姚启圣修造战船，但未知澎湖情形如何。忽传闻有同守高浦人陈昂，其母在厦，迩日从台来。十三日，琅急召入密室，询问澎、台情节。昂详陈‘郑经已死，长次争立，权臣执政，悍将恃威。自闻大老爷奉旨出京，兵士莫不胆战心寒。’……又画澎地形势呈上。琅曰：‘彼将可湾泊之处，设立炮台，我师岂不艰于停泊收舟宗？’昂曰：‘刘国轩必紧守娘妈宫、东西峙、内外堑诸屿，至于八罩、花屿、猫屿等虽有哨船，亦是无几之兵。大兵一至，彼必自走， 则任我们寄碇收舟宗。’琅曰：‘宜用何风信？’昂曰：‘澎坐东北，当用西南风可去。’琅见昂言语诚恪，颇有经济，遂用为督理坐驾外委把总。”[4]

 

陈昂的儿子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中称：“康熙壬戌（二十一年），圣祖仁皇帝命征澎、台，遣靖海侯施公琅提督诸军，旁求习于海道者。先公进见，聚米为山，指画形势，定计候南风以入澎湖。遂藉神策庙算，应时戡定。”[5]

 

陈昂墓志铭及地方志提出第三种说法。墓志铭称：“康熙癸亥（二十二年），上命闽浙总督姚启圣经略台湾，遣靖海伯施琅统诸军进战，求习于海道者。公入见，时制府以水战宜乘上风，公独谓北风剽劲，非人力可挽，船不得成舟宗，不若南风，解散可按队而进，施意合，遂参机密。”[6]《厦门志》记载：“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征台湾，闻其名，召与计事，指划南北风信、港澳险夷，了如指掌。置麾下，参密划，定计以南风攻澎湖。”[7]《同安县志》记载：“康熙癸亥，姚公启圣奉命总督闽浙，经略台湾，遣靖海侯施琅统诸军进战，求习于海道者。昂应征入见。制府以水战宜乘上风，昂独谓北风剽劲，非人力可挽，船不得成舟宗，不若南风，解散可按队而进。施意合，遂参机密。”[8]

 

显而易见，方志是沿袭墓志铭之说。而墓志铭的作者方苞与陈昂并不相识，据他在墓志铭中所说，是因“公之子伦炯介吾友杨君干木请铭”。他所依据的材料很可能是由陈伦炯提供。他们的记载皆为事后追忆，似将清军进征台湾之年与陈昂进见施琅的时间混为一谈。陈伦炯的生年不详，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记载，伦炯卒于乾隆十六年。[9] 民国《同安县志》记载，伦炯“卒年六十有四。”[10] 以此推算，伦炯当生于康熙二十七年。清朝收复台湾时，他尚未出生。他的《海国闻见录》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年），距清朝收复台湾已近半个世纪，他的记忆似已不太准确，写成了康熙二十一年。

 

墓志铭、《海国闻见录》和方志的记载，均有不确切之处。如称施琅为靖海伯、靖海侯，称姚启圣为闽浙总督等等。施琅被封为靖海侯系收复台湾以后的事，此前他虽被授以伯的爵位，但并非靖海伯。姚启圣时为福建总督，而非闽浙总督。《同安县志》称：“康熙癸亥（二十二年），姚公启圣奉命总督闽浙，经略台湾，遣靖海侯施琅统诸军进战。”也与史实不符。施琅征台非姚启圣所遣，而是康熙帝授权专征，一人领兵进剿，姚启圣与福建巡抚同心协力，办理粮饷，确保军需。[11]

 

比较起来，《台湾外记》的记载较为可信。其言 “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施琅抵闽视事，即咨会姚启圣修造战舰。”记载施琅抵闽上任的时间和所做的事，都与施琅本人所言相符。且所记施琅召见陈昂的时间和经过，都十分具体，并载有他们交谈的详细内容。

 

综上所述，陈昂进见施琅的时间以康熙二十年十月较为合理。当时的情况是：施琅得知陈昂刚从台湾来厦门探母，立即召见。陈昂向施琅详述：台湾郑经已死，长次争立，权臣执政，悍将恃威。得知清军即将攻台，士卒胆战心惊。且台湾粮食歉收，米价飞涨，灾异频现，讹言四起。刘国轩正加紧防范，将所有熕船、战舰一概修整；镇将有眷属者，皆移于安平居住，令其统兵来澎湖防御；其无眷属者，拨守不紧要地方。陈昂又聚米为山，指画澎湖形势，提出：大兵一到，澎湖可取。若得澎湖，则台湾自危。在澎湖，所有可泊船之处，虽有郑军设立的炮台，但刘国轩必紧守娘妈宫、东西峙、内外堑诸屿，至于八罩、花屿、猫屿等虽有哨船，兵力不多。清军一至，必然逃走。清军战船可泊于此处。

 

时福建总督姚启圣主张在冬季乘北风攻打台湾。陈昂认为北风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和停泊。作战时，如果船队被海风吹散，就不易集结。而在夏季，南风成信，风平浪轻。澎湖位于东北，应乘西南风进取。陈昂的看法与施琅相合，遂被置于麾下，参与机密，任督理坐驾外委把总。翌年三月初一日，施琅在《密陈专征疏》中提出：夏至南风成信，从铜山开驾，顺风坐浪，攻打台湾。[12] 七月十三日，在《决计进剿疏》中，他再次强调在夏季乘南风进取，风轻浪平，将士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上游，势如破竹，可一鼓而收全胜。[13] 得到清廷的批准。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亲统大军，由铜山启航出征，进军澎湖，陈昂随行。途中，氛雾冥冥，他利用天气的特点，向施琅进言：“此杀气也。将军毋以父兄之仇欲效楚伍员倒行而逆施乎？” [14] 施琅表示决不以私仇而致多伤生命，并在陈昂布置的香案前对天发誓。十五日，清军抵达澎湖。十六日，施琅发起进攻，郑军迎战，双方各有伤亡。十七日，施琅将船队集中在澎湖的八罩屿。二十二日，清军与郑军决战，大获全胜。

 

攻占澎湖后，施琅履行誓言，没有立即向台湾进兵，而是稳定人心，并派人为投降的郑氏官兵治伤，对被俘官兵予以口粮，放其归台，又向郑氏的亲信人员郑重宣布：“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15] 不久，郑氏投降，台湾收复。陈昂奉施琅之命，出入东西洋，招访郑氏遗人，前后达五年之久，叙功授职。[16]

 

三十八年，陈昂任苏州城守营游击，[17] 寻调定海左军，[18] 后任总河督标副将。五十四年四月，擢为广东碣石镇总兵。[19] 五十六年十月任广东右翼副都统。[20] 长期任职于滨海之地，陈昂十分重视海防，警惕西方势力。

 

康熙末年，东南沿海常有海盗出没，南洋华侨与日俱增，清廷十分不安，惟恐出现郑成功第二。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至海外。”[21]“海外有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两处地方。噶喇吧乃红毛国（指荷兰）泊船之处。吕宋乃西洋（指西班牙）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不可不预为措置。”[22] 加之通过与罗马教廷的矛盾冲突，康熙帝体会到西方教会势力的骄横，觉察到西力东渐的潜在威胁。他为国人敲响了警钟，明确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23]

 

五十六年四月，陈昂疏言：“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敕早为禁绝，毋使滋蔓。”[24] 此时因礼仪之争，康熙帝对入华传教士及其天主教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清廷采纳了陈昂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命令，明确宣布：“查康熙八年，会议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其直隶各省立堂入教，著严行晓谕禁止。但年久法弛，应令八旗直隶各省并奉天等处，再行严禁。”[25]

 

随即，陈昂又根据他对日本、暹罗（今泰国）、噶罗巴、吕宋等国的观察，条奏指出：“臣详察海上日本、暹罗、广南、噶罗巴、吕宋诸国形势，东海惟日本为大，其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番族最多，如文莱等数十国尽皆小邦，惟噶罗巴、吕宋最强。噶罗巴为红毛市泊之所。吕宋为西洋市泊之所。而红毛一种，奸宄莫测。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蜡和荷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惟有和兰西一族，凶狠异常。且澳门一种，是其同派，熟悉广省情形。请敕督抚关差诸臣，设法防备。或于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进口。或另设一所，关束彝人，每年不许多船并集，祗许轮流贸易。” [26] 这一建议未获批准。史料记载：“碣石镇陈昂疏请洋船入港，先行查取大炮，方许进口贸易。部议不行。”[27] 但是，陈昂加强海防的思想受到了两广总督及兵部的重视。五十七年二月，广东广西总督杨琳疏言：“粤东沿海地方，东连福建，西达交趾，南面一路汪洋，诸番罗列，素称险要。请于通省沿海泊船上岸之处，据高临险，相地制宜，修筑炮台城垣，添设汛地，建造营房，分拨官兵，以靖海洋。”兵部议复：“应如所请。”康熙帝批示：“从之。”[28]

 

在华传教士则对陈昂的奏章十分反感。冯秉正在寄往欧洲的信中写道：“广东省一位总兵趁机上书皇帝，疯狂攻击与中国通商的欧洲人及我们的宗教活动。”“人们可把他的奏章归纳为两个要点：其一是怀疑到中国经商的欧洲商人；其二是使人怀疑在华传教士的品行。说老实话，他走访过这些国家、见过这些国家吗？对它们又了解多少呢？在他经商的青年时代，他有什么职权、有什么能力审察每个国家的情状呢？这与下述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如某个欧洲海员仅到过广州一次，在港口逗留的两三个月中或许溜达过城中几条街道，然后返回欧洲后却炫耀道：我，我知道中华帝国的情状、国力和治国方略。听他如此吹嘘，人们能不嗤之以鼻吗？” 冯秉正还写道：“传教士入华已将近二百年，在这些有幸生活于前朝和本朝的人身上，人们只能看到公正和诚实。……多年来，欧洲人有幸在宫中为皇帝服务而且伴驾出巡，宫中和外省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以前只有杨光先轻率地诬蔑他们，如今的陈昂则以同样的轻率重弹着老调。”[29]

 

陈昂对中西交往持有疑虑，建议朝廷禁止天主教；洋船入港，先行查取大炮，方许进口贸易。但是他了解沿海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深知海外通商的重要性，主张在加强海防的情况下发展对外贸易。五十六年，清政府颁布南洋禁航令，明确宣布：“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准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30] 陈昂得知后，感慨地说道：“滨海生民业在番舶，今禁绝之，则土物滞积，生计无聊。”[31]“滨海之民半失作业。”[32] 他欲上疏建言，为民请命，但疾病发作。临终前，命其子以遗疏进。

 

二、陈伦炯的生平事迹

 

陈伦炯，字次安，号资斋，陈昂长子，康熙二十七年（1688）生，少从其父熟闻海道形势，又博览群书，尤留心外国情况，由荫生恩赏蓝翎侍卫。长身玉立，须眉整然，见多识广，受到康熙帝的关注，曾召询互市诸国情况，奏对明晰，悉与图籍吻合。六十年四月，擢三等侍卫。

 

此时，因台湾知府王珍横征暴敛，激起“众民怨恨”[33]，朱一贵举起义旗，率众抗清。旗上书写“激变良民大明重兴大元帅朱”字样。[34]起义军的队伍迅速壮大，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克台湾府治，占领全岛大部分地区。五月三日，起义军拥戴朱一贵为王，建元“永和”，布告天下。康熙帝得知后一面调兵遣将，一面颁发谕旨，剿抚兼施。伦炯向康熙帝奏称：“刻日可平。”[35] 并详陈所以易平状，引起康熙帝的重视。六月，南澳总兵蓝廷珍率大军抵达澎湖，与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会师。清军攻打台湾。七月，伦炯被发往福建以参将用。十月，署台湾南路参将。[36] 时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伦炯到任后，严纪律，抚疮痍，恩威并用，整理有方。

 

雍正元年（1723）七月，伦炯署台湾协副将。十一月，升澎湖协副将。二年，调台湾水师协副将。四年三月，巡视台湾监察御史索琳等人验阅台湾兵马，伦炯率兵于初八日在陆地操练，十九日在水上操练，均受好评。索琳在奏折中赞道：“陆操，则步伍整齐；水操，则进退合度；施演枪炮藤牌等艺，颇称娴熟。”[37] 时浙闽总督高其倬奏称：台湾总兵林亮不能胜任职责，现在浙闽总兵之中，未有能确胜台湾之任者。雍正帝朱批：“台湾地方又必熟谙水师之员，方始合宜。朕所知者，惟陈伦炯一人。伊尚有求好之心，虽非大器，姑暂行委任。”[38] 十月，伦炯升台湾总兵。他洁己率属，以至出现“总镇清廉补破靴”之谣。五年，凤山县发生农民起义，高其倬饬伦炯立即会同研审，究出同党，加紧严缉，逐一捕获，主谋之人，一经审明，即当众正法。伦炯接到来文，立即行动，严厉镇压。将起义首领陈三奇当众处死枭示，林居、黄允、黄万三当众杖毙，徐宁、郑国龙、王裕等人予以监禁。[39] 同年，台湾地区考察军政，伦炯揭报台湾参将林子龙招摇婪赃，纵兵聚赌，废驰营伍。高其倬据揭题参，林子龙因此被革职究审。

 

五年十二月，伦炯调任广东高雷廉总兵官。[40] 高州、雷州、廉州，壤接越南，中外贸易活跃。公事之余，伦炯常与外国商人交谈，询其国俗，考其图籍，积累了许多世界地理知识。七年十一月，署福建总督印务吏部侍郎史贻直奏称：林子龙从前效力戎行，颇著劳绩，人材壮健，应对明白，陈伦炯所揭各款，似属冤抑，若遽令罢斥，甚为可惜。[41] 雍正帝谕：陈伦炯之举劾颠倒，实与公是公非相左。其受圣祖仁皇帝多年教养之恩，朕又深加任用，不思至诚报效，仍复苟且营私，反之于心，何以自问？命史贻直传旨询问，确取口供具奏。林子龙仍留闽省，以参将、副将酌量题补。[42] 伦炯因此被下部议处。寻议降二级调用。仕途受挫，伦炯并未消沉。他回忆父亲的教诲，结合自己的航海经历和调查研究，开始著书立说。雍正八年，撰成《海国闻见录》。

 

九年四月，伦炯署大荆营游击。翌年正月，署福建澎湖协副将。闰五月，调署兴化协副将。六月，调署台湾水师营副将。十二月，雍正帝谕曰：“郝玉麟奏称征剿台番参将李荫樾智勇出众，事事争先。查李荫樾原系记名上等之人。今台湾地方紧要，副将陈伦炯未知胜任与否。李荫樾既著有劳绩，或将伊补授台湾副将，陈伦炯调用内地，是否人地相宜？据实回奏。” 玉麟回奏：“李荫樾才力兼优，惟从前俱在陆路，水师似未谙练。至陈伦炯先任台湾副将，升台湾总兵，该地风土向所熟悉，水师船务亦称谙练，更兼抚驭有方，番民至今感颂。该员自本年任事以来，办理尚属妥协。”[43] 疏入，伦炯得以实授台湾水师协副将。

 

时清朝水师将领人才难得，伦炯的才能引人注目。十一年，直隶总督李卫奏言：“蒙皇上以江南副将李涟是否克胜温州总兵之任询问及臣。臣遵查李涟老成勤谨，历练营务，但系北方之人，未娴水师，臣实未敢深信其人。查有陈伦炯世习水师，历任有年，前因台湾要地，不便移动。今思水师总兵原难多得，若闽省欲求一好副将，转移之间谅不至于乏人。”得旨：“台湾要地，陈伦炯何可移动。”[44] 由此可见，雍正帝对台湾水师将领职位十分重视，对伦炯在台湾的政绩颇为满意，不肯轻意调动。此后，从全局考虑，雍正帝终于决定将伦炯转至江南。十二年，擢伦炯为江南苏松水师总兵。[45]

 

在苏松，伦炯仔细了解当地情况，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十三年，他提出：“吴淞海口为苏松门户，南北商艘出入骆驿，而各船遇风收泊，舍此更无他处可以寄椗。奈此口并无高山大阜可为瞭望标准，每逢黑夜，船只停泊外港，猝遇风浪，无所逃避。兹巡洋目击情形，随查勘吴淞港口有炮台两座。北属吴淞，南属川沙。可于各台上设立高竿，悬挂明瓦号灯二盏，以为港口南北标识，使黑夜收风船只望为准绳，以便入口。”[46]清廷认为此议实于海洋黑夜收口船只大有禆益，予以批准。

 

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伦炯奏称：“闽省动拨江西湖南仓谷三十万石。伏思江西湖南二省从内地至闽必由长江至江南换海舶方可出口海运。臣身任江南水师，闽省又系桑梓之地。请躬亲督运，庶免闽省委员远来守候稽迟。”[47] 得到清廷批准。翌年三月，伦炯圆满完成督运任务，仓谷全数到闽。乾隆帝特颁旨嘉奖，下部议叙。六年（1741）二月，伦炯调任狼山镇总兵。七年十月，伦炯奏巡视江海各汛弁，并拨兵巡查被灾各处。乾隆帝嘉其办理妥协，擢为浙江提督。九年，入觐，赏戴花翎。十二年，因失察兵丁为盗，部议降三级调用。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赏识伦炯的才干，希望他能留闽就近补用。十三年八月，喀尔吉善在奏疏中高度评价伦炯的才能，明确指出：“水师镇将中求其稔悉洋面形势，熟谙岛夷番情者甚难其人。闻原任浙江提督陈伦炯深明舟师事务。臣留心谘访，因伊父陈昂积久贩洋，后为水师将官。伦炯少时亦曾随往日本，由侍卫历任台湾总兵，于外番情形，水师训练，无不熟悉。臣于去年冬巡历漳泉时至厦门接见，看其年逾六旬，精神矍铄，询以洋务，无不洞悉底里，与臣所访无异，洵为水师中难得之员。”因此，喀尔吉善向乾隆帝建议：“伦炯因母老难以远离，呈请终养，再行赴部候补。查闽省海洋甚属紧要，陈伦炯请留闽就近补用。”[48]. 奏入，乾隆帝谕曰：“陈伦炯系降调之员，自应赴部候补。乃请留闽补用。在陈伦炯或以候补无期，有所请托，则喀尔吉善此奏大为不合。傥因陈伦炯熟谙水师，留闽补用，于营伍有益，尚属为人材起见，亦应奏明将伊送部引见，候朕酌量发往委用。”九月，喀尔吉善复奏：“实无请托之事。陈伦炯可否给咨送部引见？”得旨：“既云亲老，著俟之。”[49] 十六年，伦炯去世，终年64岁。

 

三、《海国闻见录》

 

《海国闻见录》，陈伦炯撰，成书于雍正八年。有清乾隆刻本、昭代丛书本、艺海珠尘本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等。全书分上下2卷。上卷“记”8篇，题为“天下沿海形势录”、“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记”和“南澳气记”。下卷图6幅，题为“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和“琼州图”。

 

关于这部书的撰著经过，陈伦炯在自序中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首先，他评价了其父陈昂的航海经历和海洋知识，指出：“先公少孤贫，废书学贾，往来外洋，见老于操舟者，仅知针盘风信，叩以形势则茫然。间有能道一二事实者，而理莫能明。先公所至，必察其面势，辨其风潮，有非学力所能造者。”接着，他述说了其父对自己的教诲及影响，指出：“伦炯自为童子时，先公于岛沙隩阻盗贼出没之地，辄谆谆然告之。”随后，他谈到了自己的航海经历和调查研究的情况，指出：“少长，从先公宦浙，闻日本风景佳胜，且欲周谘明季扰乱闽、浙、江南情实。庚寅夏，亲游其地。及移镇高、雷、廉，壤接交址，日见西洋诸部估客，询其国俗，考其图籍，合诸先帝所图示指画，毫发不爽。乃按中国沿海形势，外洋诸国疆域相错，人风物产，商贾贸迁之所，备为图志。”[50] 由此可见，《海国闻见录》一书虽名为陈伦炯一人所撰，但其父陈昂的航海经历和海洋知识对他著书有很大帮助。他自幼受父亲的教诲，熟悉海道形势，留心外国情况，重视海防。康熙四十九年亲赴日本考察。雍正年间任职于广东沿海，又向外国商人询其国俗，考其图籍，努力了解外部世界。《海国闻见录》一书积陈昂、陈伦炯父子两代人的航海经历和调查研究而成，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以生平闻见著为此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征。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51]

 

在自序中，陈伦炯还说明了著书的目的：“盖所以志圣祖仁皇帝暨先公之教于不忘，又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扼塞，经商者知备风潮，警寇掠，亦所以广我皇上保民恤商之德意也。”《海国闻见录》全书的内容，就是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海岸地理和世界地理著作，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多方面的问题。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番民风物产，一一备书。”[52]

 

《海国闻见录》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特色鲜明。首先，由于陈昂、陈伦炯父子是著名的水师将领，长期任职于滨海之地，对海防事尤为留心，因此，该书详于军事，注重海防。如在“天下沿海形势录”中，伦炯着重强调了东南地区的海防事宜。明确指出：江浙地区，“唯乍浦一处，滨于大海，东达渔山，北达江南之洋山，定海之衢山、剑山，外则汪洋。言海防者当留意焉”。“江浙外海，以马迹为界，山北属江，山南属浙。而陈钱外在东北，俗呼尽山。山大澳广，可泊舟百余艘。山产水仙，海产淡菜（蚌属）、海盐（小鱼），贼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师更当加意于此”。伦炯还分析福建沿海形势，认为“闽安虽为闽省水口咽喉，海坛实为闽省右翼之扼要”。金门为泉州之下臂，厦门为漳州之咽喉。“泉、漳之东，外有澎湖，岛三十有六，而要在妈宫、西屿、头二港，八罩四澳，北风可以泊舟，若南风不但有山有屿可以寄泊，而平风静浪，黑沟白洋，皆可暂寄，以俟潮流。” 伦炯又论述广东海防形势，指出：“广省左捍虎门，右扼香山；而香山虽外护顺德、新会，实为省会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盗，内河缉贼，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共域澳门，外防番舶，与虎门为犄角，有心者岂可泛视哉。”[53]

 

该书的又一特色是开眼看世界。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的认识多局限于中国周边的邻国。明清之际，随着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来华，世界地图和世界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但是，新知识的传播十分有限。总体来说，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还十分贫乏，对欧洲各国的发展变化几乎一无所知。陈昂、陈伦炯父子长期任职于海疆，对域外世界了解较多，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渐颇有感受。前已述及，早在康熙末年，陈昂就曾疏言：“臣详察海上日本、暹罗、广南、噶罗巴、吕宋诸国形势，东海惟日本为大，其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番族最多，如文莱等数十国尽皆小邦，惟噶罗巴、吕宋最强。噶罗巴为红毛市泊之所。吕宋为西洋市泊之所。而红毛一种，奸宄莫测。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蜡和荷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惟有和兰西一族，凶狠异常。且澳门一种，是其同派，熟悉广省情形。请敕督抚关差诸臣，设法防备。” [54] 《海国闻见录》中，陈伦炯不仅论述了中国周边的邻国及亚洲，而且论述了非洲和欧洲，介绍了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地理情况，记载了他们的殖民扩张活动。指出：非洲“沿海亦有通舟楫贸易者，各国以争斗攘掠为事。所掠人口，活者俟红毛经过，售买为奴”。[55] “葡萄牙者，澳门之祖家也。……是班牙（西班牙）者，吕宋之祖家也。……荷兰者，噶喇吧之祖家也。”[56]“戈什塔东之沿海，地名有三：曰网礁腊，系英机黎（英国）埔头；曰房低者里，系佛兰西（法国）埔头；曰呢颜八达，系荷兰埔头。西之沿海，地名有二：曰苏喇、曰网买，皆英机黎埔头，其地俱系红毛置买所建也。”[57] 噶喇巴“原系无来由地方，为红毛荷兰所据”。“荷兰建城池，分埔头。中国人在彼经商耕种者甚多。年给丁票银五六金，方许居住”。[58] 书中还对中国与欧洲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比较，认为欧洲人“身长而心细巧，凡制作皆坚致巧思。精于火炮，究勘天文地理”。[59] “中国洋艘，不比西洋呷板，用混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离水分度，即知为某处。中国用罗经，刻漏沙，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60]

 

陈昂、陈伦炯父子的奏疏和著述，表明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和对欧洲殖民势力东渐的警惕。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力强盛，海疆尚属平静。国门外，殖民狂潮波涛汹涌，国门内，人们还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陈昂父子觉察到西力东渐的威胁，致力于加强海防的事业，可以说是具有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的。正如史书所言：“时互市诸国奉约束惟谨，独昂、伦炯父子有远虑，忧之最早。”[61]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封建思想的束缚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缺乏，《海国闻见录》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入华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汤若望的《坤舆图》中，已经明确指出世界有五大洲。但《海国闻见录》中的外国地理部分，只有东半球。书中的附图，基本上仍属于示意图，不够精确。书中的叙述也有失实之处和迷信传说。《四库全书总目》也曾指出：“所记七州洋带箭鸟，谓由郑和呼鸟插箭为记，以导海舶。又记暹罗鬼与郑和斗法，夜建寺塔，今尚在焉。则番俗信鬼，有此附会之谈，伦炯不为辨正，是亦少疏。”[62] 尽管如此，《海国闻见录》的历史价值仍然值得肯定。它是18世纪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珍贵文献，对此后我国的海洋地理、世界地理研究影响颇大。鸦片战争以后出版的《瀛环志略》、《海国图志》等书，都参考引用过《海国闻见录》。

（文章出处：《清史论丛》2012年号）

 

[1] 参见：（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陈代光：《陈伦炯与〈海国闻见录〉》，载《地理研究》1985年第4期；邱敏：《〈海国闻见录〉与〈海录〉述评》，载《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陈超逯：《试评〈海国闻见录〉》，载《东南亚》1988年第1期。

[2] 方苞：《方苞集》上册，第390——3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 方苞：《方苞集》上册，第3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9，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9——320页。

[5]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73，《陈昂》。

[7] 周凯：道光《厦门志》卷12，《列传》上。

[8] 林学增：民国《同安县志》卷30，《人物录》，《武功》。

[9]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10] 林学增：民国《同安县志》卷30，《人物录》，《武功》。

[11] 《清圣祖实录》卷102，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己卯。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905页。

[12] 施琅：《靖海纪事》，第5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 施琅：《靖海纪事》，第63——6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 林学增：民国《同安县志》卷30，《人物录》，《武功》。

[15]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1，《本朝时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05页。

[16]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7] 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111，第22页。势力社力可挽，应乘南风进取，与施琅意合，遂被置于麾下，参与机密。

[18] 周凯：道光《厦门志》卷12，第12页。

[19] 《清圣祖实录》卷263，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丙子。

[20] 《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丁未。

[21] 《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

[22] 《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

[23] 《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

[24] 《清圣祖实录》卷272，康熙五十六年四月戊戌。

[25] 《清圣祖实录》卷272，康熙五十六年四月戊戌。

[26] 《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丁亥。

[27] 《清史稿》卷8，《圣祖本纪》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294页。

[28] 《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庚寅。

[29]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2集，冯秉正神父的信，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198、205页。

[30] 《清圣祖实录》卷271，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

[31] 周凯：道光《厦门志》卷12。

[32]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73，《陈昂》。

[33] 《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朱一贵谋反残件》。

[34] 《明清史料》戊编第1本，《朱一贵供词》。

[35] 周凯：道光《厦门志》卷12。

[36]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37] 《朱批谕旨》卷42，《四库全书》本，第418册，第251页。

[38] 《朱批谕旨》卷176之5，《四库全书》本，第423册，第741页。

[39] 《朱批谕旨》卷176之7，《四库全书》本，第423册，第784——785页。

[40]《清世宗实录》卷64，雍正五年十二月庚寅。

[41] 《朱批谕旨》卷207上，《四库全书》本，第424册，第598页。《清世宗实录》卷88，雍正七年十一月丁酉。

[42]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88，《四库全书》本，第415册，第377——378页。

[43]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44]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45]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另，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111，第40页记载：“伦炯十三年任镇守苏州水师总兵官。”很可能《江南通志》的记载，是伦炯到任的时间。

[46]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47]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48]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49]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50]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1] 《四库全书总目》卷72，《史部》，《地理类存目》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34——635页。

[52] 《四库全书总目》卷72，《史部》，《地理类存目》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34——635页。

[53]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天下沿海形势录》。

[54] 《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丁亥。

[55]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大西洋记》。

[56]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大西洋记》。

[57]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小西洋记》。

[58]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洋记》。

[59]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大西洋记》。

[60]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洋记》。

[61] 《清史稿》卷284，《列传》71，《陈伦炯》。

[62] 《四库全书总目》卷72，《史部》，《地理类存目》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