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道德规范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在长期实践中，中华民族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道德规范，如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记载了古人丰富的道德理念、道德规范和懿德美行，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大力阐扬，推动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提供坚强道德支撑。

       准确把握历史渊源。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并组成社会以后，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发生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氏族是我们目前所能追溯到的人类道德起源最早的社会组织。中国古史传说，早在夏王朝诞生之前，在氏族社会阶段，舜让契做司徒“敬敷五教”，即对百姓进行五种道德规范教育，并起用德才兼备的“八元”和秉性善良的“八恺”为官。《尚书》中夏王朝诞生后关于道德规范的记载就更多了，《禹贡》中有“祗台德先”，《汤誓》中有“夏德若兹”，《盘庚上》中有“不敢动用非德”，等等。这些记载都表明，在进入阶级社会前后，中国古人已开始注意并自觉利用道德来影响和调节社会生活。西周建立后，统治者从“专恃天命”的殷鉴中吸取教训，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的思想。周初制礼作乐，主要就是出于确定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目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人的道德思想进一步发展，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为我国封建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道德规范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深入挖掘丰富内涵。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涉及公私义利、教化德治、待人交友、人生处己等方方方面，涵盖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担当和追求。在国家层面，一方面，先哲们高度重视教化德治，把道德视为国家的根本，主张“为政以德”，如《尚书·大禹谟》提到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论语·为政》提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等；另一方面，先哲们追求的是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优先，强调要处理好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行为之道义与功利的关系，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到的“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在社会层面，先哲们强调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如《荀子·荣辱》提到的“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韩愈说的“利居众后，责在人先”，等等。同时，先哲们还高度重视建立正确的待人接物方面的道德规矩，如《礼记·坊记》中的“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朱熹说的“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等等。在人生层面，先哲们强调要修身养德，对生死、力命、荣辱、忧乐和穷通等问题有卓然通达的态度，如《论语·卫灵公》提到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名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陆九渊提出的“君子遇穷困，则德益进，道益通”，等等。

       充分利用思想资料。当前，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道德规范。一方面，需要拓宽史料来源，比如，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长期湮没无闻的珍贵古文献，值得高度重视。北大汉简《周驯》记录了周昭文公训诫共太子，通过所讲古代圣贤历史故事的道德含义，来阐述“尊贤”“爱士”“听谏”“爱民”等治国之道。这样的考古发现，能够进一步拓宽中国传统道德研究的史料来源。又如，少数民族古代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道德规范的优秀思想，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藏族《格萨尔王传》中的“坐在家中活百岁，不如为国争光彩”，傣族《布算兰》中的“助人为乐，人家才爱”等，都是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料。另一方面，对从古籍中挖掘出来的道德规范，要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转化，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出去、传播开来，让蕴含在古籍中的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规范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