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一直被认作读古书、治旧学的工具，引来众多名家为之评述。它既具实用性，又具时代创新性，在收录范围、著录内容、类目体例等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部好的书目不仅需要实用性，更需创新性。晚清出现的《书目答问》[1]无疑具备这样的特点。近百年来，《书目答问》一直被认作为读古书，治旧学的工具。钱钟书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即收有此书。鲁迅在《而已集·读书杂谈》中所谈到的要弄旧学，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的观点，也为大多数研究《书目答问》的学者所引用。从前，黎锦熙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讲“书目举要”这门课时即以《书目答问》为教材。原因就在于此书目针对“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从为初学者指示读书门径的目的出发进行编撰，从而使推荐书目这种形式达到了相当完整的地步。此外，由于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它还带有特定时代下的创新性。
翻阅《书目答问》，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它在收录范围、著录内容和类目体例等方面所烙下的显著的时代印记。它不单纯是书名的罗列和记录，更不是机械地照搬过去，再加上一些新书。它按照时代的发展，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在前人原有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作出了许多创新。
从收录范围看，“此书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这就是说，《书目答问》所著录之书十之三四为《四库》修纂后新出的要籍，十之七八为《四库》书的精校本。由此可看出，《书目答问》的收书重点即十分重视收录清代作品，尤其是乾嘉至当世的学术著作，在《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下云：“大抵征实之学，今胜于古。”《书目答问》的分类也特别注意对清人著作及其学术源流的解析,注意反映清一代的学术成就。
从著录内容看，由于此书目是推荐性的，所以“慎择约举”，避免兼收并蓄。然仍注意收录一些自然科技著作和经济著作，尤其是一些翻译作品。虽然编者仍认经学为根本，认为经学是治其他一切学问的关键，然关于人才的标准却发生了些许的变化。技艺之术日益受到关注，西学日益走进人们的视野。
一 自然科技著作
由该书所选书目来看，一方面它鲜明地体现着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劝学导读之旨，对一些大胆有见地的书，像崔述的《读风偶识》、《徐霞客游记》等没有收录;对于中国古典戏曲、近世小说、《东坡词》等也均未收录;另一方面，却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对于“极有益于经济之学”的天文算法类图书进行了超出当时常规的大力推荐。此类被分为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三部分，分别收录了一些中外科技著作，如《几何原本》十三卷，《代数术》十五卷，《数学启蒙》四卷等等一系列在当时具有很高科学性的书籍。并注云：“推步须凭实测，地理须凭目验，此两家之书皆今胜于古。”又注：“今日算学家，习中法者，以《算学启蒙》、《九章细草图说》《九数通考》、《四元玉鉴》为要。兼习西法者，以《数理精蕴》《梅氏丛书》、《新译数学启蒙》、《代数术》、《新译十三卷几何原本》为要。”在兵家类还收有上海制造局新译的西洋兵书五种。这些西洋之书的收录不但显示出编者的重今思想，亦可看出当时社会文化的变迁。自近代以来，东西方日渐交往，文化学术交流也日渐增多。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的书籍开始涌现。“经世致用”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亦不劳读书矣。”
在史部地理类，除了收录《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古地志和《大清一统志》、《长江图》、《黔书》等今地志外，在“水道之属”还收录了西洋人的《新译海塘辑要》一书，上海制造局刻本，范希曾补“英国傅兰雅撰”。在“外纪之属”所收西人著作有：明南怀仁《坤舆图说》二卷，范希曾补为“南怀仁，比利时国人”;明艾儒略《职方外纪》五卷，范希曾补为“艾儒略，意大利国人”;西洋蒋友仁译《地球图书》一卷;林则徐译，魏源重定《海国图志定本》一百卷;西洋玛吉士《新译地理备考》十卷。在《新译海道图说》下注“极有用”，说明西方新的地理学知识已被当时人所接受。
在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中，列出算学家一目，并注：“五十年来，为此学者甚多，此举其著述最显著者，梅文鼎、罗、李善兰为最”。其中“李善兰乃生存者，以天算为绝学，故录一人。”此类亦分为三部分：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列名一百二十多人，为数不少。
《书目答问》所收录的这些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时知识分子注意吸收新近学术成果的表现，是近现代学术特点的一种反映。以今天的观点看，将很多现代科学著作归于四部之内，未免有些不妥，而且对这类书的介绍也很肤浅，但在当时，对学风的转变却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在一部指导封建科考的书目中收录一些自然科技类著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它多少隐现着新思想的萌芽。
关于西学方面，朱维铮在文中还提到“张之洞没有忘记他的童生们，以‘别录’为题开列了四类读物，前三类都属于揣摩制艺或学习考订的入门书。第四类是初级启蒙读物，只列六种。有意思的是特别说明，‘上海新刻《三才略》最佳。不惟童蒙，凡学人皆不可不一览。’这部由湖南湘乡人蒋德钧所编的西学入门书，内容为天文学、世界地理与世界历史的常识，看来张之洞本人曾经‘一览’，并且印象深刻。”[2]由此细节，也可看出《书目答问》对于西学的重视。
二 经济著作
由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没有独立的经济文献专科目录，大多数古代目录学家对经济著作不甚重视，各种不同形式的综合性目录书中也没有设立明确的经济文献部类，大量经济文献被分散记载在经、史、子、集四部的某些类目中。到了近代，在西方入侵的压迫下，洋务运动兴起，经济之道也开始受到重视。这一点，在《书目答问》著录经济文献方面的特点上，可略见一斑。
在《书目答问》一书中，多次提到“经济”，如：在子部下云：“汉后诸家，仍依类条列之，此类若周秦诸子，及唐以前儒家议论经济之属，宋以前儒家考订之属，唐以前之杂家释道家，宋以前之小说家，多在通行诸丛书内，此举善本。”“以上儒家类经济之属”“右天文算法家”下注：“算学以步天为极功，以制器为实用，性与此进者，能加研求，极有益于经济之学”;在集部“国朝不立宗派古文家集”下云：“古文家多兼经济家”;当然，在古代典籍中，“经济”一词，主要指经世济民，与《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经济”为“经济学上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有些许不同，然从《书目答问》所收录的著作看，此“经济”已带有近现代的性质。
首先，在子部儒家类首列“经济之属”。在“以上儒家类议论经济之属”下注云：“此类兼综事理，亦尚修辞，后世古文家，出于此类。此类多唐以前书，故列前。”所收之书二十五种，绝大部分都是历代的重要经济文献。如西汉陆贾《新语》一卷，汉贾谊《新书》十卷，汉桓宽《盐铁论》十卷，《考证》三卷，魏文帝《典论》一卷，晋杨泉《物理论》一卷，唐林慎思《伸蒙子》三卷，明刘基《郁离子》二卷，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二卷。这些大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经典著作，其中涉及到赋税、货币改革、盐铁官营、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制度、人口问题、社会分工等问题。尤其是黄宗羲，他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强调“工商皆本”，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理论，把他也列为一员不能不说编者的经济学眼光之进步与独特。
其次，在《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里，特立“经济家”一目，下云：“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然士人致力，舍书无由，兹举其博通切实者。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故以此一家终焉。”这段话不但显现了编者的经世致用思想，更表明了编者心目中博通切实之经济家的“最高境界”，即要于世有用。其实，这也是今天世人对经济家、实业家的一种要求与期待。
被列入“经济家”姓名略里的人，大都是清朝及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顾炎武、魏禧、唐甄、陈潢、郑庆、秦蕙田、蓝鼎元、方苞、储大文、印光任、陈伦炯、陆耀、檀萃、龚景瀚、严如熤、徐松、姚莹、包世臣、俞正燮、龚自珍、施彦士、魏源。此外又列有诸多名臣，如熊赐履、林则徐、胡林翼、曾国藩等，“皆经济显著者”。在这些人当中，有些还是真正的实干家，如林则徐，他是近代第一个提出自铸银币的人。
以上人物皆可为师，把他们推荐给正在准备科举的士子们，既有着树立榜样的作用，也寄托了编者的苦心，他希望士子不但要读有用之书，更要做有用之事。把读书与致用结合起来。“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1]融会贯通，不读死书才“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
此外，《书目答问》鉴于清代文学的发展和大量丛书的出现，首创“丛书类”，突破了四部分类法，在目录学史上做出了一大贡献。此后，“五分法”被实际运用在近现代许多图书馆的古籍分编工作中，如《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就采用了经、史、子、集、丛的基本类例。这一创新也是时代的产物，因前人有过很多分析，故不再赘言。
来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