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
善本和孤本在文人心目中的分量举足轻重
北大馆藏红楼善本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借
众所周知，好读书的人视书本为生命，善本与孤本都不会外借给别人的，有文人形象地说：“老婆可以借，唯独书不能借！”1954年，毛泽东派田家英到北京大学借阅北大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红楼梦》。田家英持介绍信来到北大校长办公室要求借书。主席要的书，谁敢不给？副校长汤用彤亲自打电话给馆长向达，说毛泽东借书之事，没想到竟被向达拒绝。向达的理由是：善本书不能借出，这是图书馆的规定。要用可以复印可以抄，就是不能借。堂堂国家主席，竟然遭到图书馆馆长的拒绝，足见善本在文人心目中的分量。
善本都不能借给国家主席，那么孤本就更不可能外借给一般人了！不过，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却有这样的幸运，而借书的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周汝昌生于1918年，比胡适小27岁，周汝昌穿开裆裤的时候，胡适早已名满天下。但二人却因《红楼梦》而结缘。
周汝昌借《甲戌本》胡适毫不迟疑答应
1947年秋，青年学生周汝昌受胡适的影响，也在研究《红楼梦》。周汝昌在敦敏的《懋斋诗钞》中发现了六首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作，便根据这份资料写出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上，立刻引起了红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就有酷爱研究《红楼梦》的胡适。胡适看到此文之后，对周汝昌的研究大加赞赏，胡适主动写信给青年学生周汝昌，对其研究成果给予肯定，并对他进行了鼓励。周汝昌接到胡适的信，兴奋了好几天，同时也坚定了他研究红学的决心，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他有什么疑问，都会写信给胡适，胡适也乐得指导后辈青年才俊，因此两人书信往来比较多，也算是彼此认识了。
周汝昌与胡适交往不久，他也知道胡适珍藏了《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孤本，此书1980年在美国的红学大会上公开露面时，与会者惊为奇珍异宝，1949年，胡适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孤本，足见胡适对此书的爱惜和重视。
为了研究《红楼梦》，周汝昌提出想借阅《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周汝昌本来就是一句玩笑话，并不指望胡适能够借给他！然而，让周汝昌没有想到的，胡适竟然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用三层报纸包好，在报纸上用朱笔郑重地写上周汝昌的学校、宿舍及姓名，并委托孙楷第教授亲自送给了周汝昌。
周汝昌接到书后十分感动，那三张包书的报纸，就让他留了几十年！
胡适借书从未遭拒绝因他乐善好施的品行
文人借珍贵的书比较难，就连鲁迅先生曾经也遭遇借不到书的尴尬，唯独胡适晚年颇为得意地说，我一生向人借书从来没遭过拒绝。胡适为何能借到珍贵的书？从他借《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孤本给周汝昌来看，还是与他乐善好施的品行相关。
胡适借孤本，让我想起了纪晓岚笔下的一个故事：有个叫冯树柟的人，粗通文墨，还算有点本事。但是，他流落在京城十几年，一直不得志。每次遇到机缘，最后总是落空了。他去恳请人帮忙，人家口头上答应得蛮好，实际上却置之不理。生活上的穷困潦倒、心理上的压抑苦闷，逼得他到吕洞宾的庙里去求梦，祈求仙人能在梦中对他的命运给予启示与引导。那一天夜里，他梦见有个人对他说：“你不要怨恨世道的艰难、人情的冷漠。其实，你这一生的命运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怨恨又有什么用？你上辈子喜欢以虚伪的言辞博得忠厚长者的好名声。遇有善举好事，你明知道该事不可能办成，却极力怂恿他人去做，以使人感谢你的赞成与倡导。遇有恶人犯法，你明明知道他的罪行不可饶恕，却再三为他申辩，以使人感谢你的拯救之恩。你的这些做法，虽然谈不上对别人有什么好处或坏处，但是，充好人让人感恩的都落在你身上，而把怨仇愤恨全归结到别人身上。你的机巧奸诈也太过分了！”那冯树聃，最终落得个饥寒交迫贫病而死。
法国十九世纪作家大仲马在他的小说《Les Trois Mousquetaires》里写了这么一段话：“One for all，all for one”。中国的翻译家把翻译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胡适借书的经历就是“One for all，all for one”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