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神魔小说作为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见鬼神文化由来已久。自古以来，狐鬼观念深入人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狐鬼文化是一种坚定信念，也是一种无形的束缚，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展示了神仙狐鬼精魅的千姿百态，跨人、妖、鬼、狐四界，揭露社会黑暗，批判科举弊端，歌颂人鬼相恋，追求美好理想。本文将深刻分析狐鬼的性格特征，并以各类文学作品为例，诠释狐鬼文化之所以崛地而起并且经久不衰的原因。

蒲松龄对狐鬼的描写尤其注重人情味，与其它文学作品中鬼、狐奸狡诡谲，雕心鹰爪截然不同。[1]郭沫若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也评价过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可见《聊斋志异》确实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专集之最有名者”。《聊斋志异》中的狐鬼大多热情洋溢，蔑视礼教规范，大胆追求爱情，与封建淑女背道而驰。鬼狐表现了一种既宽广又集中地独具视角，狐鬼精魅的故事无不表现了科举的弊端，吏治的黑暗，而鬼狐的故事，是蒲松龄对现实生活的幻影，幻想是对现实的超越，非人的鬼狐形象可以不受人间道德伦理特别是所谓的男女大防的约束。

一、狐妖性格特征

1.敢于反抗、顽强搏斗

《鸦头》中的狐女鸦头面对母亲的威逼恫吓依然百折不摧，王文家徒四壁，十米九糠，鸦头仍然义无反顾的跟随他，鸦头的不惧暴力、敢于反抗、追求幸福是蒲松龄所要着重突出的性格。她姱容修态，卖驴子，集资本，开酒馆，绣荷包，生活逐渐富裕，饱食丰衣。鸦头冰清玉粹与母亲见钱眼开形成鲜明对比，母亲凶狠残忍，鸦头仁慈温柔，菩萨心肠，是狐族中善良的唯一典范。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所谓的反抗看似不忠不义，与中国传统道德背道而驰，但这是沉闷的社会风气下开出的思想解放之花，是历史不断进步的有力佐证。蒲松龄描写的叛逆性格并没有得到完全塑造，这与他自身的矛盾性密切相关，身处乱世，蒲松龄既鞭挞邪恶势力，同时又维护封建孝道，这使他处于反抗与顺从的泥潭中无法自拔。

2.摒弃浮华、追求真爱

内外兼修的狐女的出现是蒲松龄期盼充满真善美的社会形成的一种反映，作者一方面赞扬敢于追求真爱的行为，一方面又有所保留，迸发了思想解放的萌芽却难以摆脱根深蒂固的封建束缚。

《红玉》中，红玉与冯相如的爱情历经艰难曲折，狐女红玉虽然知道冯家一无所有，却还想与冯相如订百年之好。时隔多年，红玉对穷书生冯相如依然念念不忘，两人终成眷属。她毫不贪恋荣华富贵，一颗赤诚之心，只为心爱的人无谓付出。《聊斋》中，美狐总是喜爱勤奋好学、清贫善良的书生。《辛十四娘》中，尽管冯生是名士，但辛十四娘不为所动，之后经老太太再三游说，命令难以违抗，征得父母同意才跟从冯生。辛十四娘恪守妇道，一心一意，冯生含冤入狱，辛十四娘心急如焚，鼎力相救。她善良机智，能辨是非，不被人的表面奢华迷惑，是非凡而又具有灵性的狐女。红玉和辛十四娘都为自己的人生挣扎过，但身处反抗与遵从的两难境地，略显无奈。

3.善良厚道、恩怨分明

《武孝廉》中的狐仙对石某有救命之恩，遂二人结为夫妻，不料石某在狐仙的帮助下求得官职后抛弃妻子，另觅他人。石某恩将仇报，竟想要置女子与死地。狐仙在得知石某另娶妻子之后并没有责怪石某之妻王氏，而是将矛头直指石某，狐女恩怨分明，心地善良，而石某忘恩负义，喜新厌旧，是蒲松龄鄙弃的恶魔形象。一介女流之辈想要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维护自身利益是不现实的，因而狐鬼形象应运而生，只有通过将现实中的女子幻化成仙，才能表达出蒲松龄寄托的理想。《阿绣》中涉及到两个阿绣，一个为常人，另一个是狐仙。[2]忽一女子，握腕趣遁，慌窜军中，亦无诘者。女子健步若飞隼，苦不能从，百步而屦屡褪焉。久之，闻号嘶渐远，乃释手曰：“别矣！前皆坦途，可缓行，爱汝者将至，宜与同归。”阿绣被士兵所抓，经狐仙救助脱离险境。狐女内外兼修，从不因为得不到刘子固的爱而嫉妒成性，相反还有意撮合。狐女善良厚道，舍身为人，蕙心纨质，一寸丹心。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大多品行善良，爱憎分明，招人喜爱，是具有人性美、情操美的情狐、义狐形象。从塑造的狐仙形象来看，蒲松龄着重在于劝人向善，这是对社会现实的映射。

4.天真烂漫、爽朗喜笑

《聊斋志异》描写了大量人与狐魅花妖交往的小说，形象十分突出，在故事情节中往往处于核心地位。其中，狐鬼形象所占比例尤重，当代学者多称为“美狐”形象。

《婴宁》中，婴宁荣华绝代，笑容可掬，她有两个显著特征，爱花成癖，爽朗喜笑，同封建时代要求女性笑不露齿的礼教规范大相径庭。《娇娜》着重刻画娇娜仁心仁术，她爽朗诙谐，天真活泼，文中娇娜给孔生看病时嬉笑着告诉他，虽然症状危急，尚可治疗，只是皮肉凝固，非削肉不可，从这里足可以看出娇娜的可爱形象。《聊斋志异》中多以雌狐变成的少女为故事主角，且大多风华绝代，狐女婴宁、娇娜嬉笑中伴随着丝丝伤感，揭露了死气沉沉的社会无情的压榨着天真活泼的少女。在专制统治的迫害下，她们感受到世态炎凉，人心险恶，蒲松龄借此表达对世风的不满以及对清明社会的期望。

二、鬼魅性格特点

1.勤劳体贴、身不由己

《聊斋》中的爱情婚姻故事的主人公多是狐鬼与书生相恋，而他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往往历经磨难。《聂小倩》讲述了鬼女聂小倩和书生宁采臣的一段唯美姻缘。聂小倩在宁家承担家务，给宁母端茶送水，下厨做饭，全按宁母的心思做事。日复一日，不辞辛苦，勤劳体贴，虽为鬼魅，但具有人性，若在人世，乃中国传统道德之完人。《连城》也是描写人鬼相恋，与其它篇章不同的是连城始终处于身不由己，深爱乔生却又不能与之相守，文中通过刺绣题诗、割肉疗疾等情节深刻批判了史孝廉的唯利是图，王化成的薄情寡义，歌颂了乔生的推诚爱物，反映了连城处于重重矛盾中的无奈。蒲松龄将故事中的人与人，人与鬼进行鲜明对照，以此告诫人们远离邪恶，一心向善。清明吏治腐朽不堪，蒲松龄寄希望于封建统治机构挽救社会，这无疑是一种遐想。

2.有仇报仇、有恩报恩

蒲松龄宣扬善报思想，但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封建迷信色彩。他通过鬼神作用于人的心理，以此启示世人敢于撕毁丑陋面目，宣扬惩恶扬善，土豪劣绅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窦氏》叙写窦女与负心汉南山复之间的一段孽缘，窦女怀孕后遭南山复抛弃，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找南山复讨个说法，谁知南山复闭门不开，导致窦女悲愤致死。窦氏香消玉殒，含恨九泉，一片痴心化为灰烬，南山复三心二意，玩弄感情，窦氏便化作鬼魂常常惊吓他，南山复最终也落得个身亡命殒的下场。蒲松龄同情下层女子的悲惨命运，她们虽然品行高洁，忠贞不二，却不能得到理想的爱情。情节虽然虚幻奇特，但奇中见真，符合逻辑，蕴含着真切的社会世态。

3.感情丰富、情操高尚

蒲松龄笔下的鬼魅各具其趣，但绝大多数都是兰质薰心，这对现实教育具有深刻的意义。《宦娘》中的鬼女宦娘宽容美丽，情操高尚，她内心矛盾，尽管倾心书生温如春，却掩饰真情促成温如春与良工的美好姻缘。宦娘惠心妍状，她那善良美好的灵魂，纯正无邪的心地，造就了一个充满博爱的世界。宦娘形象的塑造渗透着蒲松龄高尚的道德理想，也是他对改变现实生活的美好向往。

三、狐鬼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原因

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鬼神信仰，信奉鬼神也是国家安定不可缺少的部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借助鬼神钳制人们的思想，从而保证社会安宁、国家统一。不少文人志士热衷于描写狐鬼精魅，他们的悲愤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抒发，迫于无奈，借助狐鬼意象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之情，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统治者的暴戾恣睢。

清朝中叶著名文学家袁枚的《子不语》中就记录了很多奇闻异事，袁枚主要借传奇故事讽刺贪官污吏、程朱理学、封建礼教。《蔡书生》讽刺世人惧怕鬼魅，烘托蔡书生的大胆与理智。《骷髅报仇》写孙君寿时常辱骂鬼神，后来又一次对鬼神不敬导致大病。袁枚并不是宣扬封建迷信，反而对鬼神非常怀疑，借助一系列鬼神故事表达自己内心的疑惑。《搜神记》产生于魏晋时期，叙述人妖相恋的故事，《搜神记》中的狐狸形象主要是淫乱放荡、伤天害理，俗称“狐狸精”，以女色祸害世人。它不同于《聊斋志异》，《搜神记》里男性知道女子为妖魅时都敬而远之，而《聊斋志异》里面尽管知晓她们为狐鬼，却依然毫不避讳。干宝借助《搜神记》中的神仙鬼怪透视人生哲理，反映现实生活。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道家仙话、佛教故事广为流传，作者深受影响记录下真实的鬼神文化。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着重描写狐，强调狐的善性，通过人狐之恋阐述伦理观和女性观，作者意在救时弊，匡世风，暴露官场腐败，肯定清正廉洁。纪昀通过叙写人狐之恋对理学进行深刻批判，映射出作者对理想化世界的追求。历朝历代涉及到狐鬼的著作比比皆是，狐鬼性格各有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蒲松龄的创作。经过不断传承和摒弃，狐妖鬼魅形象描写逐步完善，感情寄托更加厚重。

蒲松龄一生郁郁不得志，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名落孙山，《聊斋志异》针砭时弊，不遗余力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对文人志士的毒害。[3]联系作者蒲松龄一生的境遇和他言志抒情的诗篇，则不难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由他个人的生活感受生发出来，凝聚着他大半生的苦乐，表现着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憧憬。作者以自己的个人际遇有感而发，描写的是个人的失意、落寞。《聊斋志异》中的狐鬼形象表露了蒲松龄的心声，寄予了作者的美好向往，用自己科举失意的心态，落寞生活中的梦幻，揭露了封建社会政治黑暗，针砭科举弊端，赞扬了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上的自主要求，让人自然而然感受到蒲松龄脑中所想，心中所盼。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