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向有因人废言的传统，远的如蔡京等就不说了，近的如黄浚、周作人，其实都文笔可人，见解独到，常发人所未发，是不愧称之为才子的。

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已收入中华书局版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估计看过的人不少，精通史料的寅恪先生曾评价此书“秋岳（黄浚字丘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为上品”。（《寒柳堂未定稿》）

周作人

周作人的大名呢，爱看书的朋友都知道，知堂先生的文章独步千秋，在新文学诸将中实在不亚于其兄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只可惜后来日本人入侵，两位先生人没做好，做了汉奸，于是其人其文也就略为不传了。

近日，于书肆中偶得《花溪闲笔》一册，大开本小版心，铅字排印、四周单边、黑口单鱼尾、白棉纸，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印刷所刊行，扉页题记“本书版权赠给予妻所办之贵州二四妇女工厂托儿所，售资所余聊补饧粥糕饵之需”，作者前溪吴鼎昌。

吴鼎昌

此君如今无甚名气，但当年却跟上述诸先生一样有名得紧，贵州省政府主席、总统府秘书长，不过后来被人记住的大抵只是个战犯身份。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其名列17，仅次于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等，而且其所著《花溪闲笔》一书在当年也是绝对的畅销书。

此书初版于1940年，至1943年凡已三版。1943年夏，与吴鼎昌同办《大公报》的胡政之拜会吴时曾说“近年经历各省间，颇闻执政者常以君著作参考资料。”由此也可衬见此书之风靡，接着胡政之道“倘能续写，未始无益。”

《花溪闲笔》

吴鼎昌“不忍有拂老友雅忌”，这于是便有了后来的《花溪闲笔续编》。《续编》一书，据吴鼎昌自己说，写此书时日军已侵入东南亚，滇缅公路中断，汽油价格陡涨，周末休闲早改在黔灵山之一空斋，但因乃续写前文，又为避免面生可疑，遂继续沿用了《花溪闲笔》一名，只是缀以“续编”二字，以示区别。是书笔者无藏，不敢妄言，此处单谈《初编》。

《初编》之写作缘起，在该书序言中吴鼎昌自己有过交待“近日友人过筑者，常谓予曰：‘君作地方官已三年矣，何不写点经验出来？’予则笑应之曰：‘从那里写起？’然亦未尝无意，苦无暇耳。本年四月十八日在花溪作星末小休，例以读书作诗消遣。偶读题壁诗，复为之怦然心动……遂决定小停吟诵，于每星期日随意写一二段试试，不拘体裁，不论结构，更谈不到文学，意之所到，笔即随之。因名之曰《花溪闲笔》。”

是书共分甲乙丙丁戊己庚七小节，分别为赴任时、到任后、省、县、区保、中央行政与地方、杂感。其中赴任时、到任后可归为一章，主要谈论的是作者从中央下到贵州担任省政府主席期间的工作思路、工作规划。省、县、区保、中央行政与地方可归为一章，主要谈论的是作者对各级行政区划职能、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使用方面的思想和认识。

吴鼎昌签署的公文

最后一节杂感可单独成篇，是为最后一章。在笔者看来，此书精华恰在这最后一章。是章中，吴鼎昌以他多年的宦海游历，谈起为官为吏诸事，图穷匕见，振聋发聩，于今读来仍有裨益：

“一般官吏中，惜少自动负责之人，大都甘居被动，告之左则左，呼之右则右，不告不呼，不左不右……故任何官署，一方面在数目上感觉人员之多，一方面在质量上又感觉人员之少：往往三五得力之人因故不能办事时，全署似乎为之一空。”

“为政者喜见近功，鲜有为一个地方作十年百年之计划者；勇于创造，鲜有将前任事业为继续不断之努力者。”

“用人之法，昔贤主张‘用人不疑’，予友有任地方长官多年者，曾为予言‘用人必疑’之理……予当时以为过犹不及，何如‘用人必察’。迄今思之，此本一事，聊分为三段耳。盖知人最难，必先之以尝试，所谓‘用人必疑’。继之以考察，所谓‘用人必察’。终之以信任，所谓‘用人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