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藏书家周叔弢（1891—1984）先生向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捐赠善本书籍63周年。前不久，国家图书馆为此举办周先生所捐善本书籍的特展。63年前，周先生将自己收藏的700多种珍贵古籍全部无偿地献给国家，其中仅宋、元刻本就多达100余种。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赞叹，“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周叔弢出身名门世家，祖父周馥，清末曾任两广总督；父亲周学海则是清光绪十八年进士。民国之初，周叔弢已成为著名的实业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等职。受家庭熏陶，周叔弢16岁即开始购书藏书。1917年，因买到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宋刻本《寒山子诗》，便将书斋定名“拾寒堂”，后又名“寒在堂”。周叔弢身为居士，最常使用的藏书室名是根据佛经中“佛庄严，我自庄严”之义取名的“自庄严堪”。

承清代藏书家黄丕烈、顾广圻的遗风，周叔弢注重收藏宋元旧刻及名家抄校之本。他收书悬格极高，晚清著名藏书楼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旧藏的精品如宋刻“两陶集”（《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元刻“咏梅双璧”（《梅花百咏》、《梅花字字香》）、元刻“词集双璧”（《稼轩长短句》、《东坡乐府》）等均为其所得。

周叔弢苦心收书，不忍珍籍流散分离，遇有卷帙不全的书籍，必尽力搜求，以成完璧。周叔弢痴心爱书，不忍珍本古籍流失海外，把保护珍贵文献视为己任。比如，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散佚，周叔弢花了17年时间，最终将此书配齐；1947年，周叔弢把收藏的宋本《群经音辨》中卷及宋抚州本《春秋经传集解》卷1至2捐给故宫，使二书得以配齐。1949年，他又从书肆买来宋刻《经典释文》第7卷一册，捐给故宫，此书亦由此得以完璧。而为了不使国宝“沦于异域”，他缩减家用，1933年出重金从日本购回宋本《东观余论》、元本《黄山谷诗注》、汲古阁影宋抄本《东家杂记》等书。藏书家黄裳为此赞叹说：“其意甚壮，其情可哀。爱书与爱国，同是一事。”

前人曾说：“买书一乐，因为有新的收获；卖书一乐，因为得钱可以救急；书没售出一乐，因为书仍归为自己所有”。1942年，周叔弢为生活所迫，出售百余种明刻本，去书之日，他“中心依依，不胜挥泪宫娥之感”，后来又从得书人手里买回明嘉靖刻本《齐乘》一书，以作纪念。在回购书的题跋中，周叔弢记下当时的心境：“赎书一乐，故友重逢，其情弥亲也。”这一段书林佳话，足见周先生爱书之忱。而当年为得北宋刻本《王摩诘文集》，周先生与海源阁后人杨敬夫商谈达一年之久。1982年，已92岁高龄的周叔弢先生得见此书影印本，仍兴奋异常，当即写下一篇题跋说：“今见此影本，如晤故人，数十年前光景恍然在目。国家重视文物，化身千百，嘉惠士林，可为此书庆，我一人欣然欢呼，乌足以尽之。”其爱书之情，实令人敬仰。　

周叔弢不仅爱书，更善于识书。积数十年藏书之经验，他总结出鉴别古籍善本的五好标准：第一：版刻字体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第二：纸墨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第三：题识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第四：收藏印记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第五：装潢好，像一个人衣冠整齐。由于有自己独到的眼光，他所收藏的古书极其精善。 　

自古至今，爱书、识书的藏书家并不少见，但像周叔弢这样爱书、识书且善于护书，不以藏书为一己之物的藏书家却实不多见。早在1942年，周叔弢在《自庄严堪善本书目》上就为自己的家人写道：“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勿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1951年8月，周叔弢先生向国家捐献一册《永乐大典》时也写道：“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责也。”

周叔弢以他博大的胸怀，将自己数十年精力所聚之珍贵古籍视为天下公物，为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爱书行为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和爱国精神，永远为世人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