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曹永东《孟浩然诗集笺注》，是建国以来大陆出版的六种同类之作中惟一附有《孟浩然年谱》的一种“笺注本孟集。”但该《孟浩然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无论是就孟浩然的行踪、交游的勾勒，抑或于有关作品的系年等而言，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有的还甚为严重，因此，很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些史实方面的考证与辨析。有鉴于此，本节特从三个方面对其略作考辨。
一、张子容尉乐城与孟浩然游越剡的时间
《年谱》在“孟浩然二十岁”的“玄宗先天元年”内说：“在襄阳送张子容赴举”。继于“玄宗开元元年”内又说：“孟浩然二十五岁。在襄阳，晚春，卧病寄诗乐城尉张子容；年底，抵乐城访张子容。”并于“开元三年”内写道：“孟浩然二十七岁。在越中，岁暮返襄阳。”之后，又在“开元十六年”内认为：“在襄阳。旋至洛阳，后自洛之越。冬在永嘉逢张子容，年底至乐城。”并认为孟浩然“由乐城返乡”在“开元十七年”。据此，知《年谱》在唐玄宗先天元年、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开元三年、开元十六年、开元十七年这五年内，认为孟浩然的乡友张子容，任乐城尉的时间乃始于开元元年、止于开元十六年（《年谱》在开元二十年内，有“孟浩然开元十六年游吴越时经‘江淮’，张始为奉先令”云云，故知其认为张子容在乐城县尉任上的最后一年为是年），前后时间凡十七年。并认为孟浩然一生两游吴越，第一次始程于开元元年年底的襄阳，返襄阳在开元三年的岁暮；第二次始程于开元十六年夏天的洛阳，返襄阳在翌年的仲夏。
按：《年谱》所系张子容尉乐城与孟浩然两游越剡的时间，均为错误。先看张子容尉乐城时间的错误。《年谱》此系之所以错误，关键就在于作者误信了李嘉言《孟浩然年谱略稿》对张子容《乐城岁日赠孟浩然》一诗的笺释。是诗有云：“土地穷瓯越，风光肇建寅。”《孟浩然年谱略稿》笺释后一句中的“建寅”说：“明年（指开元二年——引者注）甲寅，是本年冬浩然已至乐城。”[1]实则张子容是诗中的“建寅”，并非是指开元二年为甲寅年，而是指他写此诗之年的农历正月，对此，《国语》韦昭注“土蛰发”有“谓孟春建寅之月”云云，即可获得证实。正因为《孟浩然年谱略稿》的作者误解了“建寅”一词，故而才作出了张子容尉乐城在开元元年的错误结论，《年谱》从之，亦误可知。而事实上，张子容尉乐城，并非如《年谱》认为是在其“进士第”后即授职，而是由晋陵尉贬谪所致，张子容《贬乐城尉作》一诗，即为明证。是诗有云：“窜谪边穷海，川原近恶溪。”又其《永嘉作》一诗亦有云：“拙宦从江左，投荒更海上。”[2]所谓“拙宦从江左”，所指即为张子容前此曾任职“江左”，而所谓“江左”者，实为“江东”的另一种说法。张子容为晋陵尉，除芮挺章《国秀集》卷中目录有载外，《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中之《岘山寄晋陵张少府》诗，亦可为之证。所以，张子容任乐城尉的时间，非始于其进士及第后的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又，《年谱》从《孟浩然年谱略稿》认为张子容离乐城入京的时间在开元十六年云云，亦属错误。这是因为，《年谱》所系孟浩然与张子容在襄阳分别为先天元年（实际应为景云二年，具体详见徐松《登科记考》卷七），若二人再会于乐城为开元十六年，其间凡整十七年，乃与孟浩然《除夜乐城逢张少府作》诗中的“平生复能几，一别十馀春”相背，盖因“一别十馀春”，所指只能是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这几年，若为整十七年，则就应为“一别二十春”了。张子容不说“一别二十春”，而说“一别十馀春”，所表明的是其自乐城北上入京的时间，是非在开元十六年的。
再看《年谱》认为孟浩然两游越剡之时间的错误。由于《年谱》错误地从李嘉言《孟浩然年谱略稿》之说，即将张子容任乐城尉的时间系于开元元年，因而也就自然导致了孟浩然首游越剡时间的错误。至于《年谱》认为孟浩然“自洛之越”始于开元十六年的说法，亦属错误。这是因为：（1）《年谱》是说不仅无任何材料上的依据，而且误系了《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等诗的作年。是诗有云：“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据徐松《登科记考》卷八，知崔国辅开元二十三年春因应“牧宰举”而由山阴入京，旋授许昌令，孟诗所谓“君使入京华”者，所指即此。所以，是诗的作年非在开元十六年，而是此后七年的开元二十三年春。（2）孟浩然集中有诗证实孟浩然开元十六年秋乃在襄阳。《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有《都下送辛大》、《夏日南亭杯辛大》、《西山寻西谔》等诗，其中的“辛大”、“辛谔”，皆乃为孟浩然乡友辛之谔之讹。辛之谔其人，《新唐书·艺文志》有载，徐松《登科记考》卷七考订其开元十七年因上《叙训》二卷而授长社尉[3]。又据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笺诂》三“进士科故实”所载，唐代士子每年动身入京参加考试的时间为秋七月中旬。二者合勘，知辛之谔此行自襄阳入京乃在开元十六年秋，而孟浩然集中有《送辛大不及》一诗，表明斯时孟浩然在襄阳送之不及。是诗为：“送君不相见，日暮独愁绪。江上久徘徊，天边迷处所。郡邑经樊邓，山河入嵩汝。蒲轮去渐遥，石径徒延伫。”据此可知，辛之谔此行自襄阳入京，孟浩然则因事未及送，乃于事后赋是诗以寄。此则表明，孟浩然开元十六年并不在“自洛之越”的旅途中，而是在其故里襄阳。
而实际上，孟浩然一生曾三游越剡，其具体情况为：第一次在开元十三年春至开元十五年夏；第二次在开元二十一年秋至开元二十二年末，第三次在开元二十三年春至是年秋。对于孟浩然这三次越剡之游的具体时间与路线，本书第一章第五节《越剡之旅》有详考，可参看此不具述。
又，《年谱》在“玄宗先天元年”内系“孟浩然二十岁”者，乃误，盖因是年孟浩然为二十四岁而非二十岁，即“孟浩然二十岁”乃夺一个“四”字。
二、孟浩然入长安的时次问题
《年谱》在“开元七年”内说：“孟浩然三十一岁。在襄阳。冬赴长安。”又于“开元八年”内写道：“在长安，结识张九龄；游秘省赋诗，举座叹服。送辛谔归乡。”又，“开元十四年”内有云：“在长安结识王维。浩然落第后归襄阳。”而于“开元十四年”内还认为：“在洛阳，与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相识；落第后赴长安。”并在“开元十五年”内说：“滞留长安；秋至洛阳；岁暮归襄阳。”《年谱》又于“开元二十三年”（原作三十二，误）内认为：“春，李白赠浩然诗，浩然随韩朝宗赴长安。秋，在襄阳……”综此，可知《年谱》认为孟浩然一生凡三入长安，第一次在开元七年至开元九年，第二次在开元十四年至十五年，第二次在开元二十三年春至秋之间。
按《年谱》所系孟浩然三入长安的行踪与时间，均为错误。《年谱》认为孟浩然第一次入京在开元七年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孟诗《书怀贻京邑同好》中的“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与“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故其作笺释说：“此首为浩然赴京后，归乡所作，言‘命不通’知浩然三十岁左右曾入京，前已证浩然三十在家园，知浩然当于本年赴长安。”二是孟诗《赴京途中遇雪》之诗题与是诗中的“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两句。其实，《年谱》所举孟浩然的这两首诗，是均不能证实孟浩然在开元七年曾入京一次的。第一首诗即《书怀贻京邑同好》固然系“孟浩然赴京后，归乡所作”，但这“赴京”的时间并非为开元七年，因为诗中的“命不通”三字根本不能作证“浩然三十左右曾入京”一次。此诗作年究为何年，《年谱》自始至终均未言及，又焉可知“浩然赴京后，归乡所作”之“赴京”必在开元七年呢？第二首诗即《赴京途中遇雪》固然可证孟浩然在某年冬天曾入京一次，但其却绝不是开元七年，这是因为，据两《唐书·玄宗纪》、《五行志》可知，开元七年“岁暮天”的“秦京道”根本无下雪之载。所以，孟浩然在开元七年不曾一入长安，因之，《年谱》认为孟浩然分别在开元八年、九年与张九龄、王维相识的说法，未可据信也就甚为清楚（另可详后）。又，《年谱》认为孟浩然在开元十四年二入长安的依据，主要为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一文与孟浩然集中的四首诗，即：《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李氏园卧疾》、《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毋校书》、《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然则此一文四诗，亦均不能证实孟浩然在开元十四年曾由洛阳到长安一次。据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一文，可知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三人均及第于开元十四年，且孟浩然与此三人均具交往关系，但此并不能证实孟浩然是年乃在洛阳。这是因为，据上引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可知，开元十四年李白与孟浩然正在维扬一线漫游，李白集中的《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一年赠孟浩然）一诗，即写于是时。《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一诗的作年，乃为开元二十年春，对此，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三人长安》乃有详考，此不赘述。《李氏园卧疾》一诗中的“年年白社客、空滞洛阳城”两句，虽然可证孟浩然在洛阳曾寓居过至少两个年头的时间，但其亦不能证实孟浩然在开元十四年曾到过洛阳，盖因是诗根本不能系年，《年谱》所言，纯为毫无根据之推测。据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綦毋潜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后即授校书郎，但孟浩然《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毋校书》诗的作年却并非是在开元十四年，而是写于开元二十一年前后。其原因在于，此诗之题称“綦毋校书”者，所指为綦毋潜之“复授校书”。关于綦毋潜之“复授校书”，本书第一章第六节已考之甚详，可参看，此不具述。至于《年谱》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七，认为《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中的“袁左丞”与“贺侍郎”为袁仁敬与贺知章，而以之证实孟浩然在开元十四年曾到过一次长安的举措，则更是不的。这是因为：（1）是诗题既云“苦雨”，表明孟浩然在写这诗时的“秦中”即长安地区曾下过一场成灾久雨，但据两《唐书·玄宗纪》、《五行志》、《食货志》等材料，可知开元十四年秋天的长安地区根本无雨。（2）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据《旧唐书·张九龄传》、林宝《元和姓纂》、王溥《唐会要》，认为袁仁敬开元十四年“在左丞任”云云，纯属推测，未可据信，盖因这三起材料仅记载了袁仁敬曾任尚书丞而已，即其并无确凿材料可以证实袁仁敬的尚书左丞之任乃在是年。（3）《文苑英华》著录是诗“袁左丞”作“袁中丞”，但综袁仁敬一生并不曾在御史台任御史中丞之职。又，宋蜀刻本《孟浩然诗》、元刻刘须溪评注本《孟浩然集》著录是诗题末无“贺侍郎”三字，则贺知章即使在开元十四年曾任工部侍郎，也是难以证实此诗的作年即在是年的。综此三者，可知《答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一诗，同样是不能作证孟浩然在开元十四年曾到过一次长安的。
再看《年谱》的开元二十三年三入长安说。《年谱》认为孟浩然在是年曾入长安者，主要是据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之载而为。其有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业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4]但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的这一记载，核之有关史籍，知乃未可据信。首先，据两《唐书·韩朝宗传》（皆《韩思复传》附）、王维《韩朝宗墓志铭》可知，韩朝宗在任“山南采访使”兼襄州刺史时，并不曾因事入朝，则王《序》所谓“先入朝与偕行”云云，显然有误。其次，《新唐书·孟浩然传》对此事亦有记载，但孟浩然“遂毕席不赴”的地点在襄阳而非长安。对此，另可参见拙作《孟浩然入京新考》一文[5]。其三，孟浩然集中的《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二诗，可证开元二十三年的春天，孟浩然乃在越州山阴即今浙江绍兴（详前）。综此三者，是知孟浩然开元二十三年并无入长安之举。
所以，《年谱》所持之孟浩然在开元七年、开元十四年、开元二十三年曾三次到长安的说法，乃是与孟浩然生平的历史真实迥不相及的。但孟浩然一生又确曾三入长安，其具体事况则为：第一次在开元十一年岁底，第二次在开元十六年秋梢，第三次在开元二十年秋冬之际。对于孟浩然的这三次长安之行，上引拙作《孟浩然入京新考》一文，以及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三入长安》，均有较详细之考察，可参看，此不赘述。
三、孟浩然与张九龄等人的交游实况
浩然一生交游颇多。《年谱》对孟浩然与部分交游人物的交往时间进行了系年，但错误亦甚多，兹择其要者考辨如次。
张九龄《年谱》在“开元八年”内写道：“孟浩然在长安，结识张九龄；游秘省赋诗，举座叹服。”按：据两《唐书·张九龄传》及《全唐诗·张九龄集》可知，张九龄“从玄宗即位至开元十年”（《年谱》原文，下同）这段时间中，虽然“一直在京任职”，但孟浩然斯时如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三入长安》之所言，根本不曾到过长安，所以，《年谱》认为孟浩然与张九龄相识于开元八年的认识，显然是一种错误。其实，孟浩然与张九龄相识并结“忘形之交”，乃在开元二十五年至开元二十七年的荆州长史府，对此，本书第二章第五节《忘形之交》已考之甚详，可参看，此不具述。
王维《年谱》在“开元九年”内说：“在长安结识王维。浩然落第后归襄阳。”按：《年谱》认为孟浩然与王维相识于开元九年长安的说法，主要是据《旧唐书·王维传》载“王维本年进士擢第”而为，实则乃误。其原因在于，王维虽然是在开元九年进士及第，但此与《年谱》认为王维是年和孟浩然长安相识并无必然联系，更何况，孟浩然开元九年根本不在长安，而是在作第二次的湖湘之游，对此，本书第一章第四节《三游湖湘》乃有详考，可参看。其实，孟浩然与王维相识于开元十六年至十八年期间之长安，对此，本书第二章第五节《忘形之交》亦有详考，此兹罢论。
卢僎《年谱》在“开元十三年”内说：“韩思复卒，孟浩然与卢僎在岘山与韩思复立碑。”按《年谱》此之所系，主要是据《旧唐书·韩思复传》而立论，然则实属不的。据两《唐书·韩思复传》所载，固然可知韩思复开元十三年病卒长安，且其此前曾两任襄州刺史，但无任何材料可证卢僎何时供职襄阳，又何时获知韩思复卒于开元十三年，《年谱》对此均无只字言及，又焉可令人置信？因此，我们只能说，孟浩然与卢僎为韩思复“立石岘山”，乃在开元十三年后。对于卢僎与孟浩然交洲的具体概况，拙作《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一文[6]，均有详考，可参看，此不具引。
储光羲 崔国辅 綦毋潜 《年谱》在“开元十四年”内说：“孟浩然在洛阳，与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相识。”按《四部丛刊》本《孟浩然集》卷四有《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一诗，表明孟浩然与储光羲（排行十二）确曾交往一时，但孟浩然此诗之作年，乃在开元二十年春之洛阳[7]，则孟浩然与储光羲结交于是年，当可论断之。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之所考，孟浩然开元十四年在广陵一带与李白相识，并于是年秋天同溧阳，所以，《年谱》认为孟浩然开元十四年与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相识于洛阳的认识，显然为错误。
顾况《监察御史储公（光羲）集序》有云：“开元十四年，严黄门知考功，以鲁国储公进士高第，与崔国辅员外、綦毋潜著作同时。”[8]据此《序》，知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三人皆于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四年之应试在长安而非洛阳，储光羲等三人及第后是否于当年同游洛阳，则不得而知。退一步说，即使三人于是年曾同游洛阳，孟浩然也是不能与之相识的，盖因如上所述，孟浩然是年在江东一带与李白同游故也（参见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开元十四年）。又，据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储光羲》可知，储光羲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后至开元二十年春止，其所任职之地，分别为冯翊（今陕西大荔）、安宜（今江苏宝应）、下卦（今陕西渭南）、汜水（今河南荥阳）等地，而孟浩然在此期间从不曾到过这些地方。所以，《年谱》认为孟浩然开元十四年在洛阳与储光羲相识为误者，即可遽断。
孟浩然与崔国辅之识，时间当在开元二十一秋其自洛之越期间。开元二十三年，孟浩然应崔国辅邀约之游再越剡，但当孟浩然如“期”而至时，崔国辅已应牧宰举入京，此后二人无复再见[9]。孟浩然与綦毋潜初识的时间虽不可确考，但其绝非在开元十四年，则是可以肯定的。这是因为，据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綦毋潜》可知，綦毋潜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后即授职秘省校书郎，而孟浩然开元十四年的行踪诚如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之所言，乃在维扬一线与李白漫游，二人是年既一在南一在北，又何可相识于洛阳？
李白《年谱》在“开元二十二年内说：“在襄阳……与李白相识。”《年谱》此之所系，所据者为黄锡珪《李太白年谱》。是《谱》认为，李白在开元二十二年“由安陆游襄阳，始识韩朝宗及孟浩然”，并认为“白有赠孟浩然诗，是白游襄阳与浩然相识之作也”。按李白游襄阳并写《与韩荆州书》一文，并以之上韩朝宗者，主要是因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三年春正月下诏令天下州守荐举人才事所致，故李白之《与韩荆州书》，即写于是时，对此，拙著《李白史迹考索·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一文，已有详考，此不具述。所以，黄锡珪《李太白年谱》载其于开元二十二年者，实则为误，《年谱》据而系之，亦误。
来源：《孟浩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