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宋刊本《楚辞集注》，系清宫天禄琳琅旧藏。该本除见载《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外，绝少著录，殊为罕秘，且摹印颇佳，《书目后编》称：“宋大字本，极清朗。”其行款版式如下：八行十六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上镌本版字数，中镌“楚”和卷次（如“楚八”），下镌刻工姓名。卷一、卷三至四配清影宋抄本。卷端题“楚辞卷第一、晦庵集注”，次行低一格题“离骚第一、离骚一”。凡屈原之作次行上题以篇题，下则皆题以“离骚”及总篇次第，总七题二十五篇。
书中卷首有朱熹《楚辞集注序》，次《楚辞集注目录》，均属影抄。全书卷二、卷五至卷八属印本，而《书目后编》云：“虽印本只四卷，而卷一、卷三、卷四影钞亦甚工致。以其希觏，足珍收之。”实则印本有五卷。据影抄之《序》已钤乾隆御玺，则可认定至迟抄在嘉庆初年入藏清宫之前。当时尚存另一部相同版本，故据之影抄以补为完帙。而《后编书目》著录为一函七册，经核查原书，原装书函已佚，装订为八册（一卷装为一册）而非七册。赵万里在编目草片中即明确称《后编》误作七册，此或与馆臣称印本有四卷而实则为五卷有关，可能是漏计一卷。此八册均为清宫原装，彩锦书衣，黄绢包角，四眼钉线，书衣贴有黄绫签题“楚辞”。
汪氏藏印为何遭剜割？
原书叶即卷二第一叶有朱文大印一方，惜经剜割，馆臣称：“仅存一亭字可辨。”影抄《序》首叶尚留有印痕，仅约略识读出“□立□字□亭”诸字样（此据吴炬兄赐告）。兹复检原书，卷八首叶此印虽亦经剜割，尚可辨出印文首字为“汪”，为识读印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通过古籍类数据库检索，满足名“汪立□”和字“□亭”的是清人汪立名。《四库全书总目》称他“号西亭，婺源人，官工部主事”，《续文献通考》则称他“字西亭”。恰与印文暗合，且可推知“西亭”乃其字而非号。据郑伟章《文献家通考》，汪立名约生活于清康熙间，藏书处曰一隅草堂，藏印有“汪西亭氏藏本”“西亭收藏”和“歙州汪氏一隅草堂藏书”等，富藏书且喜刻书。接下来思考的问题是此本中的汪氏藏印为何遭到剜割（汪氏所藏该本大致在嘉庆初入藏清宫天禄琳琅），以所附书影为例，可以看出藏印属大朱方，规制要大过“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继鉴”两方。结果是导致此两玺无法钤盖，且皇权至上也不允许有此规制的私藏印，推想起来此或为汪氏藏印遭剜割的原因。
朱熹《楚辞集注》最早著录于《直斋书录解题》，题“楚辞集注八卷”（赵希弁《读书附志》同），即该本卷第。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题“楚辞集说”。或题“楚辞考亭注”，见《述古堂宋板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六宋版集部著录此本，叙该书编撰之旨云：“王逸、洪兴祖详于训诂未得意旨，乃檃括旧编定为此本。”即据自朱熹《楚辞集注序》所称的“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但也存有其它说法，如《直斋书录解题》称：“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归之时，序文所谓‘放臣弃子、怨妻去妇’，盖有感而托者也。”《读书附志》亦称：“骚自楚兴，公之加意此书，则作牧于楚之后也。或曰有感于赵忠定之变而然。”《后编》引周密《齐东野语》进一步佐成此说，云：“赵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盖以原汝愚皆宗臣，故以隐况而自拟宋玉，意不在駮正王洪也。”至《四库全书总目》综括诸说云：“是书大旨在以灵均放逐寓宗臣之贬，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笔者撰有《宋本〈楚辞集注〉考述》一文（载《文津学志》第九辑），提出：“‘有感赵汝愚之变’的说法，无疑丰富了对于朱熹撰写《楚辞集注》动机的深层次认识。”
按《宋史·朱熹传》云：“庆元元年（1195）初，赵汝愚既相，以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熹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既屡为上言，又数以手书启汝愚，当用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有防微杜渐谨不可忽之语。汝愚方谓其易制，不以为意，及是汝愚亦以诬逐，而朝廷大权悉归侂胄。”朱熹因上疏忤侂胄而罢，赵汝愚力谏留朱熹未果。而至此年二月赵汝愚则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庆元二年（1196），又贬赵汝愚至永州，行至衡州而暴卒，《宋史》本传称“天下闻而冤之”。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庆元四年（1198），朱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准请开始退隐，《楚辞》之注当即作于此时。而注《离骚》为集注《楚辞》之始，周密《齐东野语》即称：“注《离骚》以寄意焉。”《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亦称：“南塘（赵汝谈）挽赵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离骚》’。”遭受韩侂胄的政治打压则促使全部《楚辞》集注的完成，证以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之宋嘉定四年（1211）杨楫同安郡斋刻本《楚辞辨证》，过录杨楫跋云：
“庆元乙卯（1195）楫自长溪往侍先生于考亭之精舍，时朝廷治党人方急，丞相赵公谪死于道，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楚辞》一编。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然先生终不言，楫辈亦不敢窃有请焉。”
姜亮夫先生在《楚辞书目五种》中称：“熹一生注儒家经典几遍，更不为他说所乱，独注《楚辞》似与平生专一之业相远，因以启学者之疑。”而结合杨楫跋及《宋史》记载推知，“朱熹撰《楚辞集注》离不开庆元政争的诱因，尤其与赵汝愚之变密不可分。南宋后期有关寄意赵汝愚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参《宋本〈楚辞集注〉考述》）按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遭诛杀，此后赵汝愚方“尽复原官”并“配享宁宗庙庭”，则“有感赵汝愚之变”的说法当出现在是年之后。《楚辞集注》完成于庆元二年至六年（1196-1200）之间，除《集注》外尚有《辨证》和《后语》，是朱熹毕生著述中的最后一部。
嘉泰二年（1202），学禁始放开，则此本之刻当在是年之后。检书中廊、匡、恒、縆、桓、廓诸字阙笔，避讳至南宋宁宗止，推断此本当刻于嘉泰二年至嘉定年间。检书中刻工有陈祥、董昭、方云、胡贵、简宗、金昭、李信、刘杰、陆弘、马、彭天佑（或作彭佑、彭右）、施、孙旭、王荀、吴、谢元、尤昌、俞魁、张荣、贞等，除陈祥、李信和张荣见诸王肇文编《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外，其余刻工均暂未见于其它宋元版书中，再次印证传本之孤罕！关于其刻地，笔者曾据其雕版椠法而审为福建刻本，在《宋本〈楚辞集注〉考述》拙文中又重新厘定为江西刻本。理由有二：其一，据陈祥曾参与宋抚州公使库本《春秋经传集解》的刊刻，佐证有刻于江西的可能性；其二，版刻风格近于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曹子建文集》，该本即经文禄堂主人王文进审定为江西本。当然，坐实刻地似不容易，尚需更多角度的深入挖掘。
现存宋本《楚辞集注》，尚有宋嘉定六年（1213）章贡郡斋刻本、宋刻本和宋端平刻本，均藏国家图书馆；还有傅增湘旧藏一部嘉定四年（1211）同安郡斋刻本，仅存《辨证》，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该清宫旧藏本所载《离骚》，《目录》及正文均不称“离骚经”，径题“离骚”。宋端平本小注称：“《释文》无经字。”小注又称“离骚九歌第二”，“一本此篇以下皆有传字。”检该本亦无“传”之字，倒与端平本同。此外未附《辨证》与《后语》，有可能是原书阙佚，也可能是宋代《集注》的单行本，推断应是朱熹逝后刻得较早的一个本子（参《宋本〈楚辞集注〉考述》）。而赵万里则称章贡郡斋本属“传世最早刻本”（参《中国版刻图录》），其版刻的相关细节还有待继续讨论。
此本钤“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诸印，所钤副叶三玺为大三玺，旧为清宫天禄琳琅后编藏书。据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中文移交书登记簿》，该本系1954年12月23日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移交，计二函八册（采第53959号），而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至今。
来源：《藏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