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并举让古籍善本走出“闺阁”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古籍阅读和收藏产生浓厚兴趣，古籍拍卖行业呈现出勃勃生机。原来在艺术市场上比较小众的古籍，逐渐开始吸引收藏者的眼光，古籍拍卖屡创新高。古籍拍卖市场的活跃，既是国家政治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重新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一种表征和需要。

目前，我国古籍收藏单位已有三千多家，收藏的汉文古籍文献总量约二十万种，超过五千万册件。古籍善本是其中具有较高文物价值、资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一小部分。古籍善本所占体量虽小，却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献学术价值。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古籍保护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与示范作用。古籍善本的保护，从根本上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一方面，专门研究院所的成立则为古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如2014年11月30日，复旦大学成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8年5月9日，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揭牌，等等。另一方面，专门的课程开设也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实践活动，与古籍结缘，真正走上热爱古籍之路。如国家图书馆长期与北京联合大学合作开设古籍保护方面的课程，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古籍保护与修复的人才。

新时代，要进一步促进古籍善本保护工作的进行，弘扬古籍善本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奠定文化自信基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古籍的编目工作，为善本古籍的保存和利用提供坚实的依据。

古籍善本的保护，首先要做的当然是鉴定善本。尽管善本的鉴定对于专业学者业已取得共识，但具体到一本书是否是善本，首先需要对文献资源作全面调查与清理，需要依据版刻时代、“三性九条”原则来衡量后，做出判断，然后才能区分出其中轻重缓急。而古籍普查和编目无疑是鉴定善本的必要条件。2009年至2012年，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联合编写《中国古籍总目》，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总目录，全面反映了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主要图书馆及部分海外图书馆所存中国汉文古籍的品种、版本及收藏现状，总目收罗完备、著录详明、体例精严。在此之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从1989年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共著录781个单位所藏古籍善本约6万多种13万部。这些工作为我们古籍善本的鉴定、收藏和保护提供了依据。此外，国务院《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前后公布五批，涉及全国457家单位收藏的12274部古籍。其中，汉文古籍11209部（含甲骨4条共11家单位，简帛164种，敦煌遗书376件，碑帖拓本185件，古地图131件，古籍10349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039部，其他文字古籍26部。尽管如此，古籍的编目和鉴定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古籍善本的保护和利用，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也应涉及域外。“史在他邦，文归海外”，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对此现状不无感慨。域外汉籍的普查编目也不容忽视，在一定条件下，促使域外汉籍善本以影印等形式回归故里，为我所用，也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政府对于流失海外古籍的回归一直非常重视，通过政府收购、专项调查等方式促使古籍以各种形式回归。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安平秋先生从长期致力于海外中国古籍的调查、编目和研究，已促成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重要藏书机构宋元善本在国内的影印出版。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领衔的“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也被政府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近年来，一些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如翁同龢藏书、大仓文库等渐次回归，但仍然必须强调的是，古籍善本回归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需要多方长期的探索和努力。

第二，收藏单位要找准角度，找准方向，四面出击，搭起古籍善本与专业学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

文化的传承端赖于特定的物质载体，作为民族精神文化遗产结晶的古籍，尤其是古籍善本，更是今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是，如今古籍尤其是善本古籍几乎都藏身于各大图书馆，普通读者很难接触到，“养在深闺人未识”，所以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为使古籍尤其是善本古籍与普通读者结缘，藏书机构有必要找准角度，找准方向，采取举办大型的古籍及善本展览等方式，寓教于展。通过对重点藏品的展览来带动普通大众对古籍善本乃至于古籍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激发普通读者对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的热爱，为古籍善本的保护和利用创造更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三，适应新形势，多渠道，多角度拓宽古籍善本的流传利用。

自古以来，善本古籍的保护都是和利用结合在一起的。在明清两代，藏书家往往通过影抄、覆刻、翻刻等多种形式实现古籍善本的利用。清代校勘学家往往利用会在校勘古籍善本后重新进行刊刻，如孙星衍平津馆本的《说文解字》，黄丕烈、顾千里的《周礼注》《国语》《战国策》等。这些刻本的问世，很大程度上减低了人们对宋元善本的依赖，不仅有利于学术发展，而且也对善本古籍的保护产生积极地推动作用。近代以来，以张元济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代表，更是将古籍善本的利用推向高潮。

进入新时期，社会各阶层对古籍善本有着不同的需要，我们更应该适应不同人群需要，多角度地拓宽古籍善本的流传渠道，使古籍善本得以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传统的影印式古籍出版，在当前阶段也出现新的要求。国家图书馆针对普通读者影印的“国学基本典籍丛刊”，计划出十辑一百种，现已出版五十六种二七四册。这套丛书开本小，印制精，字体清晰，便于展卷阅读，价格亲民，受古籍爱好者追捧。2002年年5月，由文化部和财政部主持、国家图书馆承办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采用仿真影印技术，分两期再造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古籍善本1300余种，使之化身千万，分藏于全国各地。此项目的启动和完成，有效解决了古籍保护与古籍利用的矛盾，为今日古籍整理提供了不得多得的机遇。此外，由于大学教育的普及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传统文化热的氛围下，出现了一批小众的古籍爱好者，对古籍善本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如师顾堂丛书，是由师顾堂主人沈楠与岳麓书院蒋鹏翔合作编纂，遴选经学史上具有代表性且底本较清晰的著作进行影印，其处理原则大致为宋元善本采用灰度影印以体现细节，明清刻本则采用黑白影印以便阅读。已先后影印张惠言《仪礼图》、《仪礼疏》，《尔雅正义》，南宋蜀刻本《论语注疏》，南宋宁宗监本《广韵》、《周礼疏》、《仪礼郑注句读》等，在学界引起不小反响。

第四，结合数字化大方向，积极开展古籍平台及古籍数据库建设。

方兴未艾的古籍数据库的建设，为古籍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传统意义上，善本古籍利用缩微胶片使得古籍实现更好地藏存和进一步利用，但严格说来其普及程度远远不够。古籍数据库的建立，则有望使得所有古籍均跻身于同一平台之下，同一古籍的不同版本也可以共存，这大大提高了古籍的利用率。学者们不出家门，就可以坐享各大图书馆的优质资源，无疑是今日无可比拟的优势。如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的《中国基本古籍库》，是综合性的全文检索版大型古籍数据库，列为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精选先秦至民国历代重要典籍制成数码全文，另附一二个珍贵版本的原版影像。总计收书一万种十七万卷，版本一万二千五百种，二十万卷，十七亿字，其内容总量相当于三部《四库全书》。不但是全球目前最大的中文古籍数字出版物，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代典籍总汇。鼎秀古籍数据库也能够检索二万余种的古籍，包括地方文献志、《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敦煌文献、道家等具有收藏价值的古籍文献资源。

第五，古籍善本的保护和利用，归根结底必然是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善本的诞生。

前已指出，明清学者已成功地将宋元旧藏经过精心校勘，仔细刊刻，从而形成学术意义上的善本，对善本古籍的传播和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武英殿刻仿宋岳氏五经、金陵书局的张文虎刊刻的《史记》三家注等都曾在学术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而阮刻《十三经注疏》，虽然学术影响大，但由于底本的问题，其实并不理想。当前，古籍整理事业仍在有序推进，十三经、二十五史的各种版本先后面世，如中华书局邀请国内著名学者重新修订二十四史，为新的时代树立文化标杆；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的“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源流并重，彻底厘清经学史上十三经注疏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为十三经注疏确立坚实的文本依据。面对上万种的古籍善本，我们确实需要精选出核心而又关键的一部分，集合各方面的力量，经过精心校勘和研究，为社会和大众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善本”。

总之，古籍善本保护与传承，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慧命的延续，应周密部署、多方努力，使其成为传世长久的可持续事业。唯其有史者，方可鼎立于世界优秀民族文化之林。（王丰先）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