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影印百年回望

中国古籍影印的历史，已有百余年之久。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摄影术的传播，相应的现代影印技术也随之在中国得以广泛运用。因为长期战乱与社会动荡，清末民初的中国古籍，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流失与毁佚的命运。有识之士开始运用影印技术复制中国古籍，让这些珍罕的文化遗产得以尽可能有原汁原味的复本存留于世，以便后辈子孙充分传承及深入研究其文化精髓。

最初的影印古籍，是以珂罗版技术为主导的。珂罗版是英文collotype的音译，又称玻璃版，是照相平版印刷工艺的一种。珂罗版与现代胶版印刷的最大区别是：后者为平面印刷，印刷品图像的层次是靠不同密度的网点构成的；前者则是无网点印刷，图像的层次是由不同厚度的油墨“堆积”而成，层次更加丰富细腻，质感也更强。当然，这种目前仍部分用于高仿真复制古籍书画的影印技术，前期投入与运营成本都是比较高昂的。在20世纪初使用珂罗版技术，大多用于影印书画作品，将之用于影印古籍，则颇为“奢侈”；因为古籍页面较多，影印成本自然也随之提升。一些著名藏书家曾用珂罗版技术来影印极为珍罕的古籍，成书售价往往都超过了同时期的木刻精印本。这部分古籍影印本，如今已难得一见，身价百倍，实际的市场价值甚至可以超越明清时期的刻本古籍。此外，又因有些古籍影印本的底本已彻底毁损或散失，影印本本身反倒成了极为少见的“全本”，其市场价值、研究价值与历史价值则更不可估量了。

譬如民国初年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出版家董康(1867-1947，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曾于1926—1936年，十年间四次东渡日本，以重金大量搜求中国珍罕古籍。但在日本被视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的那部分中国古籍，是无法购回中国的，有的甚至连借阅一次都颇为困难。在这种情势下，他以珂罗版影印的方式将这些古籍复制下来，由于古籍珍罕、印制精良，这些古籍影印本在当年的售价，竟与同样由董康本人主持、刻印极为精良的“诵芬室从刻”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超出。由于印量稀少、售价高昂，这些影印本令国内众多读者藏家望书兴叹、不易购得。

另一方面，随着影印技术的逐渐成熟与普及，进入193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社及相关机构也将中国古籍的系统整理与规模影印提上议事日程。与董康等藏书家追求珍、罕、孤、绝的个人行为不同，为广大读者及学者、研究者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但价格相对便宜的古籍影印本，是这一时期的出版机构的主流诉求。

这一时期，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等为代表的古籍影印大型丛书，应运而生。仅以《四部丛刊》为例，所谓“四部”，即按中国古典图书分类法，将所有的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四部丛刊》就是一部汇集中国古典文化必读书、必备书的小型《四库全书》，是中国读者的“文化顶配”。从1922年起，到抗战爆发为止，《四部丛刊》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出初编、续编、三编，共计达502种，分装成3100多册，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新出的规模最大的丛书。这是在著名出版家张元济（1867—1959）主持之下的商务印书馆，耗费巨资广搜各史的宋元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呕心沥血十余年方大功告成的一项巨型出版工程。为便于不同阶层、不同消费能力的读者购读，《四部丛刊》推出过线装本、缩印本、精装本等多种装帧方式，售价也因之有所区别。在发售方式上，也分为预约整售与单行本零售相结合，读者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购买方式。当年，著名学者鲁迅、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林语堂等，都购读过不同版本的《四部丛刊》，足见这部古籍影印大型丛书的影响力之大。目前，整部全套《四部丛刊》已极其稀有，拍卖成交价格已超越百万元。

如今，21世初的中国古籍影印事业正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及海外读者对古籍影印抱有浓厚兴趣与热情。随着古籍资源的不断发掘与整合，随着影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改进，中国古籍影印的产品形态正日益丰富与精致，丛书类与珍本类产品相得益彰，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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