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与研究中华典籍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并指出，“要加强对收藏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做好典籍版本收藏工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文明大国建设的战略高度，聚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作的重要论述，它体现了百年大党把握历史规律的高度自觉与强烈的使命担当，也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保护与研究中华典籍，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历史。我国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中国历史上留存的历代古籍灿若繁星，浩如烟海。现存最早的甲骨文献，是研究殷商历史的重要文献材料；夏商至汉代的金石文献，则是国家重大盟约的主要载体；先秦时期的简牍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战国秦汉时期的缣帛文献则记录了当时大量的档案、书法、绘画信息。造纸术发明后，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与宝贵经验教训更是得以通过各类纸质文献被大规模保存，其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这些典籍因记载与传承了中华文明而成为今天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我国整理出版的汉文古籍与少数民族古籍已超过三万种。典籍为人们了解中华文明，夯实文化根基提供了有效途径，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未来，我们应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并鼓励社会力量以适当方式更多参与；进一步加大典籍数字化建设力度；结合当代中华典籍整理出版情况，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使中华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保护与研究中华典籍，做好“双创”工作。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个过程既是对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困境的超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过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本价值上存在许多共通之处，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智慧，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创新与创造。中国自古代起，“天下”一词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孟子在《滕文公》中谈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已经体现出对民族与国家界限的超越，有着面向世界的情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我们所秉持的这种“坚持共建共享”的安全观，正是对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历史文献中记载着中国未曾割断的历史，承载着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文明，如何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之上继承与发扬这笔文化财富，使之完成符合新时代的转化工作？立足现实问题，系统整理相关重点领域典籍文献；探索典籍保护研究工作与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跨界融通发展；加大新媒体等现代先进技术在典籍保护与研究工作中的运用等；这些都能有效推动中华典籍在新时代国家与社会治理中重焕光彩。

       保护与研究中华典籍，促进中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除丝绸、瓷器外，中华典籍也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历史上，许多热爱中华文化的海外学者，毕生都致力于中华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如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所著的《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对500余部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作了介绍和评价；此外，法国汉学家沙畹翻译的《史记》篇章，考据精细，注释详尽，这样的案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数不胜数。因此，中外学者对中华典籍的共同关注，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好地感受中国、了解中国；同时，借助这样一个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也能为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外友谊作出独特贡献。具体到实践层面，一是可以围绕海内外所藏中华典籍，建立更为成熟的学术交流制度，以保障专业研究者开展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二是借助海内外所藏中华典籍，畅通民间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积极开展多形式、多途径、多元化的中外民间文化交流；三是立足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他者”视角，选择更多突出体现“文化共性”的中华典籍进行外译，以帮助海外民众借助中华典籍感受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
       
       （作者谷敏 系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成都市新时代统一战线文化创新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来源：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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