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古籍保护现状调查 ：古籍修复要与“老化”赛跑
修复师梁晋保正在察看破损的书页。
破损严重的古籍时至今日，他已很难说清楚自己究竟修了多少书。从他手中经过的，有从宝鸡法门寺地宫挖掘出来的珍贵佛经《毗卢藏》，也有距今400多年明崇祯元年的《新制诸器图说》……在这个大众略显陌生、但事实上已经流传已久的行业中，修复师们正在用双手，抢救濒临消亡的古籍，让祖辈遗留的文化遗产重获新生。
不过，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中，人的速度显得尤为“渺小”。
每天追赶时间的修复师
与偌大的馆藏相比，参与修书的工作人员却很少，加上梁晋保和薛继民，总共也只有8人。而且一天也只能修8到10页，碰上破损严重的，一两天才修一页。
“你们是干啥的？”在梁晋保的从业生涯中，这样的问题从不少见。他笑称，一提古籍修复，大家都很陌生，不知道古籍是什么，也不知道修复是干啥。
所谓古籍，是指编纂、写印于1912年前的书籍。珍贵古籍又称为善本，主要指具有较高文物价值、资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籍。不过，由于水火兵燹的破坏，古籍流传至今已是百不存一，而能保存下来的，也大多经历岁月侵蚀，损毁和自然老化也非常严重，亟待修复。“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破损的古书补好。”梁晋保说。
然而，在这轻描淡写的“补”字背后，所需要的工序却复杂精细。糨糊、喷壶、镊子、毛笔、小锤头……是修复师们最常用的“设备”；伏案工作则是最常见的状态。从拿到一本破损古籍开始，首先要进行核查，检查基本情况并加以记录，填写修复档案，“就像医生看病，你得观察有哪些毛病，记录下来才好对症下药。”
然后还要拆书给书页编号、纸张检测、配纸、制糨糊……等到真正开始修补书页的时候，修复师要将已经拆开的书页反面朝上，拿着毛笔在碗里蘸点糨糊，轻轻地涂抹在破损处，再用镊子贴上补纸，工序繁杂，且每一步骤都容不得丝毫闪失。
34岁的薛继民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专业，在省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也有近10年的时间，得益于过硬的绘画功底，他在业界已经小有名气，修起书来得心应手。但在此前的采访中，他也坦言，这份工作比较枯燥，不能有太多的创造性，需要周而复始的重复，每天一坐几个小时，眼睛易流泪，最疼痛的就是颈椎。
在梁晋保修复过的书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新制诸器图说》这本记载当年农具器械和农业发展状况的古籍，“纸薄得一碰就掉渣子，书页边缘也被胶水黏住了。修复时要将书浸泡之后，用挑针和竹签将书一页一页揭开，再将错位的图和文字重新拼接起来，太难修了！”
“没有定力和耐性，这个活儿不好干。”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杨居让评价说。据他介绍，目前陕西省图书馆馆藏古籍数量约为32万册，其中有大量受损古籍待修复。
与偌大的馆藏相比，参与修书的工作人员却很少，加上梁晋保和薛继民，总共也只有8人。而且一天也只能修8到10页，碰上破损严重的，一两天才修一页。
“这么多书，可能几代人都修不完”，是修复师们最大的感慨。
古籍是我们文化的根源
专家张燕说：“以地方志为例，这些书记载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在研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如果不保护好，可能出了这个地方就再没有相关资料了。”
修复之难、时间之久，曾令不少人产生质疑，花这么大力气修复古籍有什么意义？除了学术研究，能带来什么直接的经济效益吗？
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姜妮有些无奈：“的确不可能看到什么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在这位年轻的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看来，“古籍保护的意义不能以此来衡量。”
“任何文化要有其根源，古籍就是根源，而且从它这个纸的载体来看，也已经算是文物了。虽然普通人对古籍接触不多，也不一定了解其中的内容，但要知道，这些古籍是不可再生的，也是不可逆的，一旦消亡就真的没有了，相关文化也就失去了源头。”姜妮说。
在杨居让看来，“保护古籍和保护文物的意义是一样的。”他解释说，鉴定古籍版本的时候有三项主要标准，第一就是其历史文物性，其次分别是文献资料性和艺术装帧性，“相当一部分古籍，已经被列入文物的范畴。”
据陕西省社科院古籍研究所所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吴敏霞介绍，陕西现在存藏的古籍大约有5万余种、160万余册，种类比较丰富，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始编于1978年，出版于1989年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共收录陕西存藏古籍善本895部，其中188部属于海内外孤本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中以反映陕西地域特色的古籍文献数量多、价值高，对于研究陕西地方历史，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陕西省图书馆，藏量与品位居全国之首的宋元刻本《碛砂藏》、明代孤本《襄阳郡志》、明万历刻本《海刚峰集》、清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属于国内罕见的珍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碛砂藏》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当年康有为来西安讲学时就曾见到这部藏书，差点据为己有。”杨居让介绍说，这部经书横跨两个朝代，历时近百年才刻印而成。而《古今图书集成》则是乾隆皇帝赏赐给当朝军机大臣王杰之书，王杰也是清朝开国后百余年首位陕西籍状元，这套藏书是皇宫所藏之物，在书函外都包有黄绫，是区别于宫外藏书非常重要的标志。
“古籍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后的遗产，虽然没有文物那么立体，但它记载的内容很重要。”陕西省社科院文化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燕长期从事文化研究，在各地调研时，除了实地走访外，查阅当地文献资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以地方志为例，这些书记载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在研究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如果不保护好，可能出了这个地方就再没有相关资料了。”
修复赶不上老化的速度
专家吴敏霞建议，可以考虑设立符合国家标准的古籍博物馆，将一些不具备存藏条件单位的古籍，统归博物馆统一保管保护；对一些民间存藏的古籍，也可采取古籍“寄存”制度。
为了保护和抢救这些濒临损坏、消亡的古籍，2007年，国务院曾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古籍普查保护工作，建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命名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国家图书馆也开设了纸质文物修复培训班，培训业内人员。
“但修复速度太慢，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赶不上古籍老化的速度。”作为从事文物保护工作30多年的专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李玉虎教授，始终致力于研究纸张脱酸技术，“如果不进行脱酸，古籍老化的速度会继续加快。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能在保持古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又对它进行整体脱酸，加快修复速度。但这也是世界正在探索的一道难题。”
不过，李玉虎也强调，“改善古籍的保存环境非常重要。”
以陕西为例，尽管有大量丰富的古籍资源，但开展修复工作的单位并不多。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图书馆，目前都没有开展修复工作，主要是以提高馆藏条件，建设标准化古籍书库，来保护古籍文献的传承安全。
“修复工作，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开始的，要等到人员设置、经费保障等各方面条件成熟以后才能做；如果达不到修复水平，而馆藏条件较好，古籍破损程度不严重，宁愿维持现状，也不要动它。”姜妮说。但标准化的古籍书库对温度、湿度等方面有着诸多要求，这些条件和标准在基层图书馆等存藏单位尚难实现，而且由于存藏条件简陋，古籍破损的程度和速度更为严重。
张燕在各地的调研中就发现，不少县区遗散着许多珍贵的古籍，但保护状况堪忧，“有些就放在常温的玻璃柜里，残缺页也没人修复，肯定对古籍保存有影响”，在她看来，“缺乏经费、人员素质不高以及政府重视程度不足，都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
针对这一问题，吴敏霞也建议，可以考虑设立符合国家标准的古籍博物馆，将一些不具备存藏条件单位的古籍，统归博物馆进行统一保管保护；对一些民间存藏的古籍，可采取古籍“寄存”制度，所有权不变更，也进行集中保管，“这样，可使不能再生的有限古籍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但相比于技术、馆藏条件的改善，修复人才的缺口却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弥补。
杨居让用“奇缺”二字来形容眼下的现状，“不光是陕西，全国都缺修复人才。”由于缺乏行业资质认证，难以解决现有修复人员的工资待遇、职称评定问题，成为制约人才后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另一方面，“工作默默无闻，枯燥重复，对年轻人也难有吸引力。”
“老一辈的修复师可以把一生都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但现在人们已经很难做到了。”梁晋保感慨道，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坚持，在他看来，古籍修复不仅
来源：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