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之前，自报家门。自1953年我从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后，除了前三年在重工业部门专家室从事翻译工作外，1955年迄今，大半辈子都在文物部门或文物专业的出版社工作。即使有几年在北京市文物局以及其前身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工作，也离不开对古籍图书的关心。编辑、审订是我的终身职业。或许正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本人对图书的购置情有独钟，是一个地道的“书痴”和“书迷”。

常言说得对，编审总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编辑是一份不受待见的“坐冷板凳”的工作，通常需要静下心来，费许多时间和脑力，查对许多文献与辞书，甚至实地采访。而编辑工作的快乐就在于，经过多次审校、排版设计及后续的细心印制，一部好书横空出世。

以往若干年我编辑、出版和收藏过哪些书呢？首先要提到1964年左右，本人在文物出版社任编辑组副组长时，承担编印《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集宋版字体线装本）。为了完成任务，我先到北图向赵万里请教，然后到北大图书馆借出南宋浙本《攻媿先生文集》，集齐了全部诗词所需要的字（个别字经过偏旁拼成）。经过编辑部与印刷厂的共同努力，一部仿古典雅的《毛主席诗词》终于出版了。1964年1月8日，《光明日报》头版以《民族传统刻印装帧艺术的异彩——集宋版书字体本的〈毛主席诗词〉是怎样印制的》为题，报道了这一喜讯。

自1985年到1992年，我在北京燕山出版社任职时，经手编辑过《燕都》双月刊、《北京文物精华》《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郇学斋日记》，对明代刻本《三刻拍案惊奇》《古玉鉴定指南》进行了点校。1992年退休后，又与诸多同志共同编辑了《文物志》《博物馆志》《周口店遗址志》《长城志》《故宫志》等5部志书。

本人过目与收藏的图书虽然不少，但称得上古籍的寥寥无几，更遑论“善本”。已故老专家吴希贤认可的，有宋本校刻、剑光阁藏版、明华麟祥校刊、清乾隆中晚期翻刻的《事类赋》，清嘉庆十三年新镌、文会堂梓行的《古文释义》，清乾隆年版的《霞光字汇》，光绪十一年石印的篆文《论语》四卷四册，光绪三年吴兴会馆藏版的《藤荫杂记》十二卷，同治九年新镌经纶堂梓行的《诗韵萃珍》十卷四册以及清代刻本《古本燕子笺》巾箱本。其中，精品图书有鹿文波制铜版的《宋人画册》、1926年上海扫叶山房出版的《段氏说文解字》等。除古籍外，我看重字画条幅、信笺书札与签字书的收藏，珍藏有赵朴初、启功、刘炳森所赠条幅，侯仁之、罗哲文、王世襄、夏鼐、贾兰坡、史树青、郑逸梅、周汝昌等前辈的书札信笺，以及赵其昌、冯其庸等名家的签字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