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初夏，我从一名教育工作者进入临海博物馆工作，恰逢第一次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非常荣幸也能参与到其中。在整理工作之初，作为一名初学者，一切与古籍相关的知识都显得陌生而又遥远。但我这张白纸通过半年多的涂抹润色，或多或少也添加了些色彩。相对于见识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对古籍的价值有了正确的理解。经手普查之前，古籍在我眼中不过是一些稍存年代的旧书，因为岁月沉淀，本着物以稀而贵的原则，所以比较值钱，与寻常的古董文物并无不同。可通过近距离接触之后，始知古籍不同于一般的文物，它在本身蕴含文物价值的同时，更是中华文明最浓缩与直接的载体，再也没有任何物件能够比书籍更能形象全面的展示一个文明的面貌。
 

今次普查我们所要整理的古籍绝大多数也是纸质书。传统的古籍与我们今天书籍相比，随着人们书写工具与习惯的变更，已经有了诸多的差异。以我粗浅的总结，最大的差别主要是排版的横竖之分、左右之别、标点的存无。除此之外，今天书籍上有的元素，古籍也无一不具备，古籍就是我们当前印刷书籍的母版。我们不能因为年代久远就认定古籍粗制滥造，质量低劣，那是对我们先祖的轻视与侮辱。字体精美、排版考究、著录规范是大多数古籍的相同特征。现存古籍，制作精良远超当今书籍的比比皆是，我们完全可将其视为艺术品。比如许多涉及文史题材的台湾出版的书籍就一直坚持着古籍的版式，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文化传承。
 

书籍对于今人而言，不再是财富与学识的的代名词与彰显品，人对于书少些了敬畏，更少了些珍惜。这或许是今人与古人对待书籍态度上的最大不同。在普查工作中，我总能感应到古人对于书籍的珍视，他们刻制精美的印章，或者用心题写文字于封面、内封、书尾等显眼之处，表达自己对于书籍的占有，获书的喜悦，观书的心得。许多古籍封面经常出现的“……惠存”“……寄赠”，可看出彼时文人将书籍视作馈赠佳品，每当自己书章成册抑或偶觅佳卷，都必与一众书友分享，共尝读书之乐。
 

古籍本身有机质的材质属性使之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岁月侵袭下易脆品，虫蛀、鼠啃，水浸、火焚乃至自然条件下的酸化都是当前困扰我们的古籍保护难题。而当年的的藏书家们，在简陋的条件中，面对这些珍宝，在保护与维护上亦是费尽心力，在普查中不时发现书籍损坏后的修复痕迹，有简单的换皮、订线，也有大篇幅的手抄摹补，特别是手写临摹的笔迹参照原版字体，工整而逼真，透着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古人爱书之深可见一斑。
 

经历这次古籍整理，给了我一个零距离触碰历史的机会，从古籍中我能清晰地感应历史的脚步，馆藏古籍多数属于嘉道后至民国的普通典籍，而这段历史正是诡谲奇变，山谷陵替的时代，中国社会迎来了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古籍一些细节也随着时代的激荡而印刻了时代的气息，首先是古籍版式出现了新气象，在延续千年的刻本及活字本的基础上，于咸丰年间开始有石印本出现，及至清末民国各种铅印本影印本更是大行其道。其次是内容上伴随着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在传统经史子集的古籍分类之外又增加了新学的内容，涉及西方自然科学、政治法律的著作大量涌现，这些变化都预示着传统中国与现代文明的接轨。
 

在古代儒家重文治，推行“文教礼乐治民”，更为广大儒者树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至高处世目标。相比较于“立德”的无质无形，“立功”的艰难不易，“立言”反倒成为诸多文人彰显自身价值的捷径，为此广大儒者们穷奇所思，竭其所能，撰之成章，印之成册，寄希望于将自己的著作流芳于后世。也正因此为我们留下了浩瀚缥缈文献资料。作为县一级基层馆，我们馆就藏有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料，这些地方文人虽然在全国学术史上籍籍无名，但他们遗留下的诗文、笔记也是填充构建是中华文明浩瀚基因图谱不可或缺的序列号。身为文博工作者，继续修补与完善民族的基因图谱义不容辞，但愿这些民族的瑰宝能够通过这次普查能够更好更长久的遗存下去，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亦能一睹它们的风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