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唐人刊书，散见载籍；裒为一帙，以资观览者，尚未之见。兹篇之作，于诸家纪载唐代刊书之文，就耳目所及者为之排比，加以考辨，藉著其概。复次，清季西洋考古学家探险西陲，神州古物席卷而西，其中不乏唐代刊本，用述梗概，以谂国人。而近代诸家著述述及其他现存唐本者，并为汇录，验其然否。至于隋以前及隋代之无刊本，与夫印度像印开印书之先路，俱依次述之于首，以识唐代刊书之渊源云。
二、论隋以前及隋代即有刊本之不可信：
宋人笔记俱谓刊书始于李唐。明陆深著《河汾燕闲录》，方创昉自隋代之论。清代承其说者颇不乏人。（如阮吾山《茶馀客话》，高士奇《天禄识馀》。）清末日本人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论述中国雕版渊源犹袭陆说，更昌言南北朝即有墨版。而一八九四年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著《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West Origin 0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竟谓东晋成帝咸和时蜀中成都即有雕版印书之举。拉氏所据为《蜀志》及《后周书》，说者常訾其以模拓碑版误为印书，曾为覆检二书，未得其据，因不具论。（又按日本人中村久四郎于《东洋史讲座》第十二号其所著《宋代学术宗教制度》文中谓敦煌发见之古物中有隋代木活字版发愿文云云，然同书十三号中村不折即函辨其为赝鼎，伯、斯诸人亦未之言，则不足信矣。）今录陆氏与岛田氏二家之说于后，继辨其诬。
(甲)陆深《河汾燕闲录》(明嘉靖陆氏家刊《陆文裕公俨山外集》本)卷上：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
(乙)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雕版渊源考》：
明陆深《河汾燕闲录》云：“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是语见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中村器堂氏依此文乃云雕属废像，撰属遗经，即非刻书之谓。余则以为陆氏在明犹逮见旧本，而纪云雕版，恐《宋藏》中必有作雕版者矣。又案此语不载于《隋书》及诸杂史，信斯语也，则隋时已有雕板也。
又予以为墨版盖防于六朝。何以知之?《颜氏家训》曰：“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夫书本之为言，乃对墨版而言之也。颜之推北齐人，则北齐时既知雕版矣。《玉烛宝典》引《字训》解瀹字曰：“其字或草上或水旁或火旁，皆依书本。”已曰皆依书本，亦可以证其对墨版也。是隋以前有墨版之证。
按陆氏所引隋文帝敕见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盖“周武之时，悉灭佛法，凡诸形像，悉遣除之，号令一行，多皆毁坏”，以至“塔宇既废，经像沦亡，无隔华夷，扫地悉尽”，故发此敕以“重显尊容，再崇神化，颓基毁迹，更事庄严，废像遗经，悉令雕撰”。陆氏乃据此文以为印书之始。袁恬《书隐丛说》即谓“雕者属像，撰者乃经也，非雕刻之始也”。岛田氏不察，仍袭陆氏之误，故俞樾驳之曰：“至引隋开皇敕谓隋时已有雕版，雕版二字自是撰定之误。雕像撰经乃是二事，若云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废像岂可雕版乎!”[1]可谓甚当。《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有《象经法式》十卷，开皇十五年敕有司撰，袁氏所谓“撰者乃经也”者，此其证也。
又案陆氏文中“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二语，后来引者各异其辞。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作“悉令雕造”，岛田氏又据别本迳作“雕版”，并曲为之解曰：“余则以为陆氏在明犹逮见旧本，而纪云雕版，恐《宋藏》中必有作雕版者矣。”陆氏确曾见旧本，其所著《玉堂漫笔》卷下云：“世言《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开元间总结经律论之目，至贞元间又增新经二百余卷，宋至道以后惟净所译新经又九千五百余卷。予见南宋《藏经》与《元藏》不同，而本朝《藏经》又添入元僧以后诸人文字，而卷数仍旧，岂亦有添减欤!”云云是也。然其家刊本《河汾燕闲录》作“悉令雕撰”，并不作“雕版”，日本缩刷《藏经》以丽元诸本校勘。于此亦作雕撰，无作雕版者，则岛田之说不足辨矣。
岛田又据《颜氏家训》江南书本之语，以为系对墨版而言，遂谓墨版昉于六朝。俞樾驳之曰：“又引《颜氏家训》谓北齐已有雕版，更恐不然，如颜氏果以书本对刻本而言，则当时刻本当已遍天下矣，何至唐时犹不多见也?书本乃写本耳。古书本无不同，而传写各异，故曰江南书本，对河北书本而言，非对刻本言。《书证》篇或云江南本、河北本，或云江南书、（不言本。）河北本，（不言书。）随便言之，皆以江南与河北对。”[2]叶德辉亦非其说，以为“若以诸书称本定为墨版之证，则《刘向别传》校雠者一人持本，后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谓墨版始于两汉乎?岛田氏谓在北齐以前，所有援据，止诸书称本之词，陆氏误字之语，则吾未敢附和也。”[3]二氏驳论，确当不移。故在未有新史料发见以前，仅据陆氏与岛田氏之言，以为中国之有雕版始于六朝及隋，盖不足信己。
三、唐代刊书之先导：
中国在隋及隋以前之无雕版书，约如上述，而考诸现仔实物及文献，唐代刻书之确然有据，则无可疑。现今世界上最古之印刷品，当推宝龟本《陀罗尼经》。[4]然唐代日本文化大都传自中土。如日本夹缬，其名见于宋王谠《唐语林》，创于唐玄宗之时，[5]即其一例，则刊印《陀罗尼经》恐亦有所受也。顾文献无征，今不具论。兹篇所欲究者，为唐代刊书梗概，然于刊书之先导，亦不能不一述也。
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语其变化之概，当为由印像以进于禁咒，由禁咒进步始成为经文之刊印，而其来源则与印度不无关系也。今摭录诸家言像印及印佛像之文如次：
(甲)《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显庆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主名戒龙，为汉使王玄策等设大会。使人以下各赠华氎十段并食器，次伸呈使献物龙珠等具录大珍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至于十月一日，寺主及诸众僧饯送使人。
(乙)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三十一《灌沐尊仪》：
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或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灭。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
(丙)唐冯贽《云仙散录》印普贤像条引《僧园逸录》：
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象，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馀。
案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有云：“印度之法，香末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数渐盈积，建大窣波，总聚于内，帘修供养。”日本宝龟本之《陀罗尼经》分置于百万小塔中，即所谓法舍利也。王玄策所获之佛印，即《寄归内法传》所云之泥制底(Koitya)及拓模泥像一类之物也。始言印刷之文献，当以义净之言为最先矣。[6]
此种佛印流传甚广。日本大和法隆寺所藏不动明王像一纸印像三千，药师如来像一纸印像十二，阿弥陀如来像以纵一尺一寸五分之纸而印像百八尊。此外尚有吉祥天女像，毗沙门天像，皆一纸而印像数十，当即佛印之类也。一九〇八年法人伯希和探检敦煌石室，发见用佛印印成之千体佛，惧为唐代之遗。[7]考诸往昔道家修炼。登山涉水，往往佩带枣木大印，印上刻字数达一百二十。[8]然初无传播之想，不过用以避邪而已，不得谓之印刷也。至唐代印度佛印传入中国，摺佛之风一时大盛，一纸中动辄印百千佛像，一印或数百干张，而后印刷方告萌芽，遂有后日之盛。
《云仙散录》记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五驮俱尽，乃摺佛之流也。唯《云仙散录》一书，宋洪迈、[9]张邦基、[10]赵与时、[11]陈振孙[12]诸人即疑其伪，清《四库提要》论《云仙杂记》称：“其自序称天复元年所作，而序中乃云天祐元年退归故里，书成于四年之秋，又数岁始得终篇。年号先后亦复颠倒，其为后人依托，未及详考，明矣。”《云仙杂记》一书即撏扯《散录》而成。然八千卷楼旧藏宋开禧刻本《云仙散录》，冯贽序作天成元年非天复。旧本本不误，《四库提要》据此认为依托，未见其然。要之，佛印之作，印度传播已久，玄奘当及见之，则《云仙散录》所记不无可信也。
自有道家四百字之枣木大印及印度之佛印，而后藉刊本刷印以为传播文字之利始渐为人知。中国刊书史之由此蜕变，以至于正式刊刻书籍，其过渡时期史实，尚未发见何种文献，唯有日本宝龟本《陀罗尼经》可为旁证。然其间尚有一事，似亦足以使此期史实呈一线曙光者，则历日板是也。《旧唐书·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近事会元》卷五历日板条引此作诸道府州。不得私置历日板。
《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云：
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亦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太和九年敕，盖因冯宿之奏而发也。
按编年史有日历一则，创始于德宗之时，此云历日，当非其伦。《唐语林》曾记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参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而争执，可见当时各地有私印历书之事。所云历日板者，疑即为印刷历书之雕版。[13]恐各道府各置历日板，印行历书，不统于一，以致朔晦参互，节候先后，有悖于王者正朔之义，故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夫历为人生日常所需，其应传播，与广刊经咒以求福田利益者，需要之切，正无以殊，则先登梨枣，理所当然。历日版云云疑即指此耳。
四、中国刊书史上之咸通时代：
唐代道及刻书之文，说者俱以元微之《白氏长庆集序》为最先。[14]元《序》略云：“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杨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以为模勒云云，即指雕刻而言。元《序》作于长庆四年十二月(公元八二五年)，正与日本宝龟本《陀罗尼经》同时。元、白之诗刊为书册，卖之市肆，遍于杨越，则刊书传播已广，刊刻范围亦已由宗教方面转入世俗文学。然此《序》所恃以为刻书之证者，仅模勒二字及模勒与缮写二字对举而已。顾模可释为摹写，勒亦可诠为钩勒，从原迹摹写钩勒若今之影写本然，似亦可通。至于二语对举，遂指缮写为传钞，模勒为刊刻，则其曲解，与见书本而即谓与墨板对举者无以异也。元氏所云，揆之刊书蜕演之迹，及日本《陀罗尼经》，理实可能。然文字诠释，似有未晰。故在未得第二种文献及年代清晰之实物证据以前，不得据此即谓唐代在大历时即已有雕版印书也。
中国刊书是否创始于唐，李唐一代在刊书史上之变迁若何，俱以文献不足，难征其全，唯就所得诸家之言，考其时代，则大都在唐懿宗咸通或其后不远之际。是刊书之事，当自此始渐为士大夫所注意，因而形诸纪述。今总称之曰咸通时代。其在咸通前后者亦附见于中。关于诸家纪述唐代刊书文献，今就所得见者，略依时序，比录如左：
(甲)日本僧宗叡《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大藏·馀》二)：
《都利聿斯经》一部五卷 《七曜禳灾法》一卷 《七曜廿八宿历》一卷《七曜历日》一卷 《六壬名例立成歌》一部二卷 《明镜连珠》一部十卷 《秘录药方》一部六卷（两策子） 《削繁加要书仪》一卷（元和年中者） 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右录书等，惟非法门，世者所要也。大唐咸通六年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学僧圆载法师院求写杂法门等目录具如右也。日本贞观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却来于左京东寺重勘定入唐请益僧大法师位。
(乙)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羡门远》：
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洗炼之者。……
(丙)司空图《一鸣集》卷九《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礭（八千卷楼藏旧钞本作确。）化莫（丁本作募。）雕刻律疏》：（印本共八百纸）
……今者以日光旧疏，龙象弘持，京寺盛筵，天人信受，□迷后学，竞扇异端。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惠礭（丁本作确。）无愧专精，颇尝讲授。远钦信士，誓结良缘。所希龟鉴益昭，（此依丁本。）津梁靡绝，再定不刊之典，永资善诱之方。必期字字镌铭，种慧依丁本。牙而不竭；生生亲眷，遇胜会而同闻。敢期福报之敬，愿允禁题之请。谨疏。（据《四部丛刊》本以八千卷楼藏本校。）
(丁)王谠《唐语林》卷七：
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参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阴阳之历，吉凶是择，所误于众多矣。
(戊)柳玭《家训序》：（无名氏《爱日斋丛钞》卷一引。）
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漫染不可尽晓。
(己)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世言雕版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玭《训序》言其在蜀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庚)无名氏《爱日斋丛钞》卷一：
按柳玭《家训序》(参看戊)、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又谓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板本。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能盛行，遂始于蜀也。
(辛)《国史志》：
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术数小学字书。
(王)朱益《猗觉寮杂记》卷下：
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板为正，见两朝国史。
宗叡为唐代日本僧入唐八家之一，于清和天皇贞观四年(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与贤真、忠全、安展、禅念、惠池、善寂、原懿、偤继诸人随真如法亲王入唐，于贞观七年(咸通六年，公元八六五年)十一月归国。归国时携回之经卷凡一百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三卷，西川印子本《唐韵》、《玉篇》，则经卷以外附回者也。印子本即刊本。二书唐本现俱不存。然三十卷之《玉篇》、五篇之《唐韵》，俱属钜帙，在咸通时既已雕版流传，播诸海外，则当时蜀中刊书之盛可想已。最先发见此段文献者为日本秃氏祐祥，氏著《古代版画集》后附《版画考》一文，论及此事。
时代稍次于宗叡《目录》者，是为范摅《云溪友议》所纪纥干泉印《刘弘传》数千本之文。摅为僖宗时人。纥干泉附见《唐书·裴休传》，称其与休茹素囋呗，同信桑门。此纪其苦求龙虎之丹，并大延方术之士云云，似与《传》牾。然唐武宗时道教大盛，废天下僧寺，一时士大夫趋赴风尚，俱舍而学道。会昌六年四月道士赵归真伏诛，道教遂衰。宣宗大中元年修复废寺，则纥干泉初或崇信道家，会昌而后，道家寝衰，用转入释氏，与裴休等皈依三宝，以挽晚节。《传》仅记其崇信释氏，系就晚年而言，范氏所言，则其往事耳。其镇江右，当在赵归真尚未伏诛以前，中朝大夫不少言修炼之术者，用敢雕印《刘弘传》数千本以寄之也。故纥干泉之雕印《刘弘传》，当在会昌之时，范摅于咸通时纪之，于此不仅可见会昌时江右已有雕版印书，而咸通时雕版书之已为礼会所习见，亦于可知矣。
就宗叡《目录》及《云溪友议》二书观之，咸通时雕印世俗书及道家书之情形，约可窥见一斑。清光绪季叶英人斯坦因发见敦煌莫高窟石室藏书，劫取菁华，以藏于不列颠博物院。其中有雕印本《金刚经》一本，经末题云：“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阶为二亲敬造普施。”现存之中国雕版书，当以此物为最古矣。关于咸通《金刚经》，别述于第五节，兹不赘。今进而论司空图所纪《雕刻律疏》一文之时代。
图此文大约作于居洛之时。图生平入洛，前后二次。第一次在咸通末及乾符六年之间。时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阙迟，因责授光禄寺主簿，分司东都。广明元年，始还河北。自是不复至洛。第二次在昭宗时。昭宗迁洛鼎欲归，柳璨希朱全忠旨，陷害旧族，诏图入朝。图惧见诛，力疾至洛阳，时天祐二年八月也。图此文当作于第一次入洛之时。若第二次，则史称其谒见之日，堕笏失仪，旨趣极野，当无逸致作此闲文。即令作于此时，文中“洛城罔遇”之辞，必不敢形诸笔墨以贾祸也。故此文必作于咸通末第一次入洛，时距宣宗大中复修佛寺不远，故“洛城罔遇，时交乃焚”云云，当指会昌废佛之祸而言。盖会昌废寺，东都敬爱寺亦曾受波及也。唐皇甫枚《三水小牍》谓：“唐武宗嗣历改元会昌，爱驭凤骖鹤之仪，薄点墨降龙之教，乃下郡国毁庙塔，令沙门复初。于是东都敬爱寺北禅院大德从谏引公，乃乌帽麻衣，潜于皇甫枚之温泉别业后冈上。”是敬爱寺在会昌时固曾罹废寺之祸也。迄大中时佛教复兴，敬爱寺用亦亟图恢复，重雕律疏，故图文所云“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以下四语，其为特指会昌毁佛之事而言，盖确然有据。（某君于此数语断句作为“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夫印本既焚，已归散失，尚何渐虞之有乎！）而会昌、咸通时之即有印本，亦于斯可见。前之纥干泉之雕印《刘弘传》在会昌时，亦可以此为一旁证。又按敬爱寺在东都建春门内，距南市不远。南市有卖书肆。斯时敬爱寺雕印律疏至八百纸，印书之举已属常事，南市卖书肆中，缥缃插架，想当有刊本书籍陈于其中者矣。
懿宗之后是为僖宗。是时王仙芝、黄巢等揭竿起义，横行天下。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入长安，中和元年正月僖宗遂幸成都，文德二年二月始克复归长安。《唐语林》及柳玭所纪，皆此时事也。宗叡《目录》所纪有西川印子本《玉篇》、《唐韵》之印本，成都书肆固有出售者矣。柳玭谓阅书于重城之东南，所谓重城当属乾符六年高骈所筑之罗城，今称蓉城。至今成都书肆尚多在蓉城东南学道街一带，唐代书肆亦当在此也。[15]叶梦得以下四家之言，今不具论。
就以上诸家所纪者考之，会昌以降，雕版印书之风已盛，至咸通而纪者特多。（宗叡、司空图、范摅诸文。）所印书今犹可考者，在世俗方面有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字书小学、《玉篇》、《唐韵》之属，道家方面有《刘弘传》，释氏方面有鸠摩罗什译《金刚经》（详第五节述现存之咸通本《金刚经》。）及律疏。当时印书之地可考者，有江右、（《云溪友议》。）江东、（《唐语林》。）蜀、（宗叡《目录》及柳玭《家训序》。）东都、（司空图《一鸣集》。）及敦煌（咸通《金刚经》。）诸处，传播之远及于日本、（宗叡《目录》。）长安。（宗叡携回之印子本既获于长安，又纥干泉雕印《刘弘传》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洗炼之者，中朝当即长安，而四海云云又可见其传播之广矣。）故在咸通之时．雕印书籍，即已遍布于长江、黄河两流域间，则其盛可知矣。
五、述现存之咸通本《金刚经》：
当十九世纪末叶，西洋考古之学大盛，于是中亚细亚、新疆、蒙古、甘肃一带，遂时有外国考古学家发掘探考于其间。至一九0七年，供职于英国印度政府之匈牙利人斯坦因乃发见敦煌千佛洞莫高窟之秘藏。佛画、写本、印本、卷子，为所席卷而西，以藏诸伦敦之不列颠博物院者约八千五百余卷。其明年法国人伯希和至此，复取去二千五百余卷，藏于巴黎之国家图书馆。余八千余卷，则于清宣统时归诸北京之京师图书馆。三处所藏，以写本为多，印本甚少。印本之有时代可寻者，在伦敦约有五卷，巴黎约有四卷。咸通本《金刚经》即伦敦藏本，为斯坦因所劫去，而现存中国印本书之最古者也。咸通本《金刚经》印于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斯坦因之《中国西陲考古记》(Ruins 0f Desert Cathay)及卡德之《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考》曾述其大概。二氏书及日本秃氏祐祥《古代版画集》、新村出《典籍丛谈》俱附有影片。今摘译斯坦因及卡德二氏之说如次，随述是书内容于后。
(甲)斯坦因《中国西陲考古记》卷一第一八九页：
石室又有一保存甚善之卷子，首为雕印甚佳之扉绘一篇。卷子正文全部俱属雕版印成，末有雕刻年月，约当西元后之八六0年(参看第一九一图第六幅)，余睹此为之大喜不置。世俗俱谓雕版印书始于宋代，据此可知宋以前久已有之。而在第九世纪时其艺术即已颇有可观矣。其他汉文卷子中尚杂有画卷及雕版之属，雕绘之精，虽在无专门学识者观之，亦一见而知其艺术之佳也。
(乙)卡德《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考》第四一页：
莫高窟石室閟藏潜而不彰者几九百年，至是所藏卷子始复显于世，而世界上最古之印本书亦即藏于其中。是书保存甚善，大致完好无缺，雕刻技术亦颇进步。由此可见其蜕演至今，必已甚久。欧洲谷腾堡(Gutenberg)以前所有之雕印品，俱不及此书之精。全书正文六叶，首副以雕版画一短幅，黏成一长幅，长十六呎。综观此书，不唯雕版技术可称上乘，即就各叶之大小而言，亦非日本宝龟本《陀罗尼经》之简陋粗疏所可比也。每叶约长两呎半，高仅一呎，雕版大小当亦如是。书末刊有年月一行，辞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阶为二亲敬造普施。”
案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为公元八六八年五月十一日，斯坦因《中国西陲考古记》卷一第一八九页作西元后八六0年，第一九一图第六幅作西元后八六四年，俱误。是书第一页为雕版扉绘，作佛在给孤独园长老须菩提(Subhūti)起问之状。释迦牟尼佛坐于正中莲花座上，座前一几上设供养法器，长老须菩提则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佛顶左右飞天旋绕，佛座两则有二金刚守护，佛座后二菩萨九比丘帝王宰官围绕随侍，佛座前二师子分踞左右，所以表示佛为人中师子也。
扉绘之后是为《金刚经》本文。经首冠以净口业真言。继此为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Vajracchedikāprāj?āPāramitā-sūtra)，经文每行大率为十九字，殿以真言。
扉绘刻画甚精：人像衣褶简劲，面容亦能表示各人不同之情感。须菩提古老苍劲，虬筋外露，意态生动。全部线条于柔和中复寓劲挺之意，以之与高丽显宗朝之《御制秘藏诠》（高丽本经即翻雕北宋本者。）及南宋本《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相较，[16]后二者虽工整精细有胜于前，然不及咸通本之纯朴古简。经文字体亦然。宋版本之佳者，字体每带欧、虞神味，（如拜经楼藏残本《汉书》及八千卷楼藏宋庆元本《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是也。）元人所刻与宋版书较，已带匠气，明清则自郐以下矣。顾以咸通本《金刚经》与宋版书较，又显然有别，一则古拙错综，一则整齐呆板。是故古版书就艺术方面言之，即在其能保持率真之气，而不流庸俗耳。
图中释迦像上唇有微髭，此种传说，为时甚古，从此亦可见是书渊源之远也。经文之首附净口真言，文曰：“凡欲读经，先念净口真言一遍：修唎修唎摩诃修唎修修唎娑婆诃，奉请除灾金刚，奉请辟毒金刚，奉请黄随求金刚，奉请白净水金刚，奉请赤声金刚，奉请定除厄金刚，奉请紫贤金刚，奉请大神金刚。”末附真言，文曰：“郍谟薄伽跋帝钵罗若钵罗密多曳唵伊哩帝伊失哩戍▉驮毗舍耶娑婆诃。”《大正新修大藏经》本《金刚经》真言薄伽作婆伽，钵罗若作钵利坏，密多曳作弭多曳，伊哩帝作伊利底，伊失哩作伊室利，戍垆驮作输卢驮，娑婆诃作莎婆诃，译音微殊，句读亦异，其中足以校正今本鸠摩罗什译《金刚经》者尚不鲜也。
咸通本《金刚经》大概约如上述。然其书是否为敦煌所刊，抑自他处传来是亦待解决之一问题也。与刊本《金刚经》同时发见者，尚有其他雕版印之单片发愿文甚多，此种单片大都分为上下两载，上截为所欲供养之佛像，下截则为愿文，所雕佛像及文字较《金刚经》及其他有年月之卷子本为简率，卡德据此遂谓此种单片之发愿文既甚简率，则雕印之卷子本或系来自四川，而发愿文则刊于敦煌也。由此推论，又可见在《金刚经》刊印以前，中国本部雕印书籍之业已盛，敦煌不过汲其馀波，方在创始耳。然而其间过渡之迹，则于兹显然可睹矣。[17]
今按卡氏所论不尽无据。巴黎藏有广政十年写本《维摩诘经讲经文》第二十卷，书于西川之静真禅院，流传至敦煌之应明寺，是为敦煌与蜀中文化交流之证。又敦煌石室藏书两万余卷，大率为写本，印本寥寥可数，其地雕版印书之业尚未甚盛，而敦煌刊书之风受外来之影响甚大，亦大略可知矣。
六、论现存其他各唐本书：
近代著述中颇有述及现存唐代刊本者，今略举其言如次。
(甲)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雕版渊源考》：
案今世所传经籍墨版，盖莫古于李鹗本《尔雅》及阙民字本《左氏传》，大坂有西村某者（达按新村出《典籍丛谈》之《唐宋版本杂话》及此谓系西村兼文。）尝赝作三种书：延喜十三年本《文选》，唐天祐二年本《归去来辞》（卷尾署大唐天祐二年九月八日余杭龙兴寺沙门光远刊行，今在神田乃武氏家。是也。）而其一则余忘之矣。明治二十一年清傅云龙得《文选》于陈树山所，惊喜，刻入于其《篡喜庐丛书》中，钦差大臣黎莼斋制跋，兵部郎中傅云龙作序，嘖嘖言其可信。且以此为唐世椠本流行之证。而曾不知其出于西村某之手。纸用写经故张，字样集写经旧字活字摆印者也。盖虽有巧妙足以欺人者，而其纸墨之间，犹不难判知其为伪也。况如《归去来辞》门虽设而常关，脱门字，尚可谓之正善可据乎。
(乙)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
予于日本三井听冰氏(高坚)许，见所藏永徽六年《阿毗达摩大毗婆娑论》卷一百四十四，其纸背有刻木楷书朱记，文曰“大唐苏内侍写真定本”九字，与宋《藏经》纸后之“金粟山藏经记”朱记同，此为初唐刻本之确据。
(丙)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雕版之始》：
按唐时雕本，宋人已无著录者。盖经五季兵戈之后，片纸只字，尽化云烟，久等于三代之漆简，六朝之缣素，可闻而不可见矣。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叶（《孙可之集》有《读开元杂报》文当即此也。）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申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印漫漶，不甚可辨。此与日本所藏永徽六年《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刻本，均为唐本之仅存者。（世传卷子本陶渊明《归去来辞》后署大唐天祐二年秋九月八日余杭龙兴寺沙门光远刊行云云，盖不足信。）
案以上所举今人之视为唐刊本者，有《开元杂报》及《阿毗达摩论》第一百四十四卷二种。顾《开元杂报》虽有边线界栏，而墨印漫漶，不甚可辨，乌能必其即为刊印?即为唐本?矧读孙氏文，毫不见有刊刻之意耶?至于《阿毗达摩论》之唐本，在日本学者且自疑其不典，以为或系西村兼文之流者所为。[18]当亦赝鼎耳。
敦煌石室印本有《加句灵验》本《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罗振玉曾为之影印于《宸翰楼丛书》中；斯坦因《中国西陲考古记》影有《供养阿密陀佛发愿文》单片一纸；卡德《中国印刷术之发见及其西传考》影有《供养文殊师利菩萨发愿文》单片一纸，此三种者细察其字画，雕刻俱颇纯朴，与咸通本《金刚经》较，更为率真。罗氏谓《一切如来尊胜陀罗尼》为唐本，其根据为“国师三藏大广智不空译”之“国”字尚空一格，馀二种发愿文，卡氏亦断为唐本，言俱可信。言现存之唐本，于咸通本《金刚经》外若此三者，其庶几乎!
来源：公众号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