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海市博物馆内，收藏着一本不但特别珍贵，而且鲜为人知的秘籍善本──汲古阁旧藏明抄本《说郛》。
《说郛》的纂辑者为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陶宗仪。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又号松江老人，生卒年不详，台州黄岩人。宗仪年青时尝试于有司，没有考中，即弃举业而专意于古学，师事李孝光、杜本等，又从其舅氏赵雍学习古篆。宗仪为人洒脱磊落，待人至诚，平日不苟言笑，学有声名，因家境贫寒，乃在松江一带课徒为生。他诗文并擅，潜心史志，最长文字之学，元时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驴曾先后荐为行人、辟为教官，皆不就。张士诚据吴，欲聘为军中咨议，亦不赴。入明后，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诏征天下儒士，六年(1373)又命有司举荐人才，宗仪俱在其中，但都托疾坚辞。一生侨寓松江，筑草堂于南村，乃辟艺圃一区，莳以薯芋蔬果，聊供自食外，悉以栽菊。劳作之暇，或搜览秘籍，或对花读书，文章诗酒，不知有世。生平著述甚富。
《说郛》不是陶宗仪的直接著述，属于类编性质的一部大型丛书，所辑的内容多是当时“士林罕见”的经、史、小说和杂记等。它的价值，与陶宗仪同时的杨维祯在为这一本书所作的序言中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说：“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多矣。”开扩的所闻、所见有哪一些呢？杨氏认为：“要其博古物，可为张华、路、段；其核古文奇字，可为子云、许慎；其索异事，可为赞皇公；其知天穷数，可为淳风、一行；其搜神怪，可为董狐；其识虫鱼草木，可为《尔雅》；其纪山川风土，可为《九丘》；其订古语，可为钤契；其究谚谈，可为稗官；其资谑浪调笑，可为轩渠子。”也就是说，这一部书几乎包罗万象，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有，只要是当时“士林罕见”的书籍，能够收集得到的他都收入进去了。无怪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固亦考证之渊海”了。
可惜的是，《说郛》的原本早在明代就已佚失不传了。目前通行的本子分两个系统：一是涵芬楼刊一百卷本。这个本子的底本分别是：明弘农杨氏抄本，吴宽丛书堂抄本，弘治十八年抄本、瑞安玉海楼藏明抄本十八册，涵芬楼明抄残存九十一卷以及原北平图书馆藏约隆庆、万历间所抄之残本六种互校成书，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另一个系统为明后期陶珽重辑的一百二十卷本，又称宛委山堂本，清初顺治间刻以行世。在六种明抄本之外，休宁汪季青家另藏有明抄残本二十五册。研究《说郛》的权威人士张宗祥先生曾用以校涵芬楼本，还写了十多万字的校勘记。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上述两个系统的本子包括张宗祥先生的校勘记加上陶珽另编的《说郛续》合起来影印出版，称《说郛三种》。这几乎是把所能见到的《说郛》都联系起来，是最全的一种本子了。
不过，说它全是相对的。在上述本子以外，还有一个另外系统的明抄本，不但张宗祥先生没有见到过，即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说郛三种》时也一无所知。这就是临海博物馆所藏的原汲古阁旧藏的明抄本。此本与通常所见到的本子最大的不同是：它既不是一百卷本，也不是一百二十卷本，而是六十卷本。若论价值，它或许比现存所有的明抄本中的任何一种都要高一些。 这一本子的流传情况，我们无法了解得很详细，综合书中题跋和印章来看，它“串”的门并不多，收藏它的第一个主人可知的便是我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汲古阁“少主”毛扆。汲古阁在江苏常熟，主人毛晋、毛扆父子是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藏书家，同时也是成绩卓著的出版家。清初大文人吴伟业专门为汲古阁写过一首《汲古歌》，其中有云：“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搜求遗帙悬金购，缮写精能镂版工。”钦佩之情，赞许之意，跃然纸上。但此本没有留下毛晋经手或经眼过的任何痕迹，估计应是毛扆搜求所得。毛扆用朱笔校批过第二十卷，并题了一个短跋。跋的第一句便说：“此本《说郛》与世行本迥异”。跋的末尾还特地钤上“虞山毛扆手校”长方朱文印。后来此书又辗转到安徽一个叫马玉堂号笏斋的手里。马氏便在每册的首页和末页都盖上白文“马玉堂印”与朱文“笏斋藏本”二印。到了同治年间，这一秘本为台州黄岩的王咏霓所得。王咏霓(1839－1916)字子裳，号六潭，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安徽太平和凤阳知府等职，曾随许景澄出使过英国和法国。降及民国年间，咏霓家道中落，与之同邑的王舟瑶当时正主持本邑九峰图书馆，即购藏于馆中。王舟瑶(1855－1925)字玫伯，号默庵，他的文章学问在国内都首屈一指。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为京师师范馆教习，不久改任仕学馆经史教习，后调任广东师范学堂监督。生平著作宏富。舟瑶先生是位严谨的学者，他藏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学问，所以他为九峰图书馆购进此书后，即对其作过一些校勘。他把校勘心得用朱笔写在卷首书目的后面，这里录出末尾的一段以见大意： 是本仅六十卷，为汲古阁旧藏，以百廿卷本校之，非仅卷数不同，即编次亦异。凡刻本有而此本无者，约八百六十余种，此本有而刻本无者，亦约有百余种，当是南村初稿，其后增益为百卷耳。唯俗手所抄，误字如麻，几不可读。其第一、第五、第七等卷，虽间经校过，然亦草草，唯第廿卷为毛子晋所校，有跋语。其书后为皖人马氏所藏，同治间复为吾乡王六潭所得，今余为九峰购之，略记梗概如右。
丁巳闰月王舟瑶。
丁巳为1917年。王舟瑶说此本的底本是陶宗仪《说郛》的初稿本，应该是很有见地的。但内中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差错，那就是他说“第廿卷为毛子晋所校”。毛子晋是毛晋的字号，而校者实为毛扆，把儿子说成了老子。
1936年，杭州举办过一次“浙江省文献展览会”。这部书曾专门送到杭州去展出。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次展出竟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也没有一个学者对之发表过意见，仅仅在此书的第一册扉页上留下了一颗“曾经民国二十五年浙江省文献展览陈列”的长方形大印。新中国建立后，临海市博物馆的前身──台州专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1953年由台州文物工作的先驱、学者项士元先生征集到临海，成为国家的一份财产。
对《说郛》研究用力最多的是学者张宗祥先生。他虽然没有亲眼见到过台州这部明抄本，但他后来还是听说过这个本子的存在。他曾经在其《铁如意馆随笔》中提及此事，说：“《说郛》印成后，知台州图书馆尚有六十卷本，亦明抄本，王子庄先生曾为题记，且目录亦全，但未寓目，不敢断定为何时写本。”张宗祥先生的这段话说得不是太明白，因为台州从来都没有建立过图书馆，至今依然。张先生辞世于1965年，他所说的“《说郛》印成后”当指1927年商务印书馆的本子。当时此书收藏于黄岩九峰图书馆，看来这“台州图书馆”可能属于误记，或者属于九峰图书馆的指称。另外，张先生所谓“王子庄先生曾为题记”显然不对。王子庄是黄岩王棻的字号，他并没有作过什么题记。据宗祥先生的《随笔》说：“台州《说郛》王跋，嗣得其后人抄寄。”不知是王氏后裔抄错了，还是宗祥先生把王舟瑶当成了王子庄，我们也无法确知了。
我们说这一明抄本《说郛》的价值很高，主要是基于这一抄本的底本应该是最原始的一种本子，无论是编次、条目、内容等各个方面都最接近原辑。最明显的地方就是，通行的一百卷本中，八十四卷所收的《钱谱》、九十七卷所收的《劝善录》，都成书于明永乐年间，而《说郛》的成书杨维祯在序中交代得十分清楚，是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九月以前，所以张宗祥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后三十卷非“南村原辑”。遍阅临海所藏的六十卷本，就没有这些不可靠的内容。另一方面，在通行的一百卷本卷首杨维祯所作的序言中，明确说陶“纂成一百卷”，因此，人们都囿于旧说，认为完整的《说郛》必须是一百卷。但在台州明抄本《说郛》的杨序中，则赫然写作“纂成六十卷”。如果说得大胆一点，《说郛》的原本是否有一百卷之数，恐怕还是个问题。至少到现在为止，谁都不认为传世本的后三十卷是可靠的。好事者既可附益添加上三十卷，那么添益者自然也可改动序言中的文字，把“六十”、“七十”改成“一百”，也是完全可能的。
当前研究《说郛》的人，头脑中往往都存在一种误区。造成误区的根源，还是《说郛》卷首杨维祯的序。杨序有这样一段话： 天台陶君九成，取经、史、传记下迨百氏杂说之书千余家，纂成六十卷(百卷本作“一百卷”)，凡数万条。内中“千余家”三字，便深深地印入了人们的脑海之中。故而人们在统计《说郛》收书的条目时，便以为越接近“千余家”这个数字就越接近原辑。按照这个逻辑，六十卷本的问题就大了，因为它实收之书仅三百六十六种（张宗祥先生误以为“总计不及二百八十种”），而一百卷本所收达七百二十五种。即按七百二十五种这个数，人们还不满足，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说郛三种》的出版说明中就说，涵芬楼一百卷本“所辑之书仅七百二十五种，远不逮原本所收”。其实，这是误解了杨序的原意，他说的“取经、史、传记下迨百氏杂说之书千余家”，并非实指收书的种数，这可在明初宋濂为陶宗仪的另一本著作《书史会要》所写的序言中得到印证：“宗仪……尝览杂传记一千余家，多士林所未见者，因仿曾慥《类说》作《说郛》若干卷，虽所编者则略去之，君子谓其尤精博云。”由此可见，杨维祯所说的“取”是“取览”，不是“取辑”。陶宗仪看到的虽有“千余家”，但编辑时不少都“略去之”了，辑成后绝没有“千余家”之数。话又说回来，杨维祯序中的“取”就算“取辑”的意思，我们也不能太当真，因为这是“文学”。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云：“曾氏、陶氏二书辑类各近千家。”清初王应昌在百廿卷本《说郛》的序中也说：“曾氏、陶氏二书采辑犹近千余家，虽不无所节，而博雅好古之士至今传录。”曾氏、陶氏二书即指曾慥的《类说》和陶宗仪的《说郛》。曾慥的《类说》，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明确告诉我们：“所编传记、小说，古今凡二百六十余种。”可见文人好形容夸大之语，是不好统统当真的。
陶宗仪纂辑的这一部《说郛》，在他作古以后，原本不知哪里去了，幸好抄本传世不少，也算没有使他的心血白化，对他来说，也就足以告慰了。只是“好心人”多了些，彼增此附，反倒使这一部书产生了不少歧义，这恐怕也是陶宗仪所始料不及的。至于台州所藏的六十卷本，到底价值如何，一时也很难说得清楚，在翻阅《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时，内中引有瑞安玉海楼主人孙贻让的几句话，姑引抄于文末以见意： 黄岩王子裳孝廉咏霓购得汲古阁抄本《说郛》六十卷，有毛斧季校语，余辛未(同治十年──1871年)春在京寓曾从借阅，与俗本迥异，真秘笈也。
来源：公众号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