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府本是明代刻本的一个特殊类别，兼具官刻和家刻两种性质。藩府财力雄厚，藏书丰富，所刻书籍底本上乘，校勘有凭，镌刻精良，纸墨俱佳，历来为版本学家所称善。嘉靖一朝为明代刻书高峰，精刻白棉本向来受到藏书家珍视。昔邓邦述以“百靖斋”自诩，吴梅自题书斋为“百嘉室”，俱以藏有百部嘉靖本为荣。邓邦述称：“嘉靖一朝，文治最盛，刻书嗜古，蔚焉同风，其时亲藩亦皆敦雅好学，竞刊古书，如秦藩之《史记》、赵府之《通鉴纲目》，皆成于此时，可云一时之盛。”故嘉靖藩府本堪称明版之白眉。

舍中藏有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赵府居敬堂刊《资治通鉴纲目》，存三十九、四十卷一厚册，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双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上镌“赵府居敬堂”，中为卷数、叶数，下有刻工姓名，如“崔、宜、吉、孝、春、何、朱、彬”等。全书版式疏朗，行宽字大，字体方正，字画横平竖直，撇捺劲挺，深得宋版神韵。纸张为嘉靖白棉，厚实细致，纸白墨浓。昌彼得《明藩刻书考》称藩府本“嘉靖间当推晋、赵二府最著”，诚为的论。

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明代藩王刻书可考者有四十三府，藩府本总数超过五百种。叶德辉《书林清话》称明刻多滥，“惟诸藩时有佳刻，以其时被赐之书，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雕，藩邸王孙又颇好学故也”。明洪熙元年（1425），成祖三子赵王朱高燧就藩彰德府（今河南安阳），正德十六年（1521）传至朱厚煜（1498－1560），开赵府刻书之端绪。赵府刻本可考者三十余种，集中于嘉靖（第六代康王朱厚煜，堂号居敬堂、味经堂）、万历（第七代穆王朱常清，为厚煜曾孙，堂号冰玉堂）两朝，尤以嘉靖为盛，占七成以上。

据《藩献记》、《国朝献征录》等载，朱厚煜自号枕易道人，“性和厚，嗜学博古，文藻弘丽，声誉浃于四方，远近能谈艺者，莫不倾慕风采，文酒宴游，有淮南梁孝之风，著《居敬堂集》十二卷”。又喜藏书，积聚充栋，“于四部之籍，无不翻雕，尤为淹雅”。赵府佳刻如《脉经》、《灵枢经》、《法藏碎金录》、《诗缉》等，多从宋本翻刻，均开本敞阔，笔画端劲，行格疏朗，纸洁墨漆，不惜工本，极具明代藩府本大气隽逸之风。《灵枢经》还曾被清末王韬误认为宋本，其刊刻之精良可见一斑。

明初朱元璋封藩的用意是“藩屏家邦，磐固社稷”，不过皇帝对藩王们并不完全放心，严密控制与防范之外，还不时通过赐书等形式加以警示。洪武二十六年（1393）,“《永鉴录》成，其书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颁赐诸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亦曾多次被赐予诸藩，使其“知夹辅王室，尽君臣之义”。在此背景下，藩王中下焉者沉溺于声色犬马，上焉者则热衷于写书、刻书，既为自娱，又可扬名，还能免除朝廷猜忌，实为一举多得。藩府刻书蔚然成风，但选刻什么书却大有讲究，像《资治通鉴纲目》这种以明正统、辨忠奸、申大义、正人纪为宗尚的圣人之书，各藩府曾再三翻印，以明心迹。据《明史》载，第一代赵王朱高燧数次觊觎大位，图谋不轨，曾被褫夺冠服；第二代惠王、第三代悼王“皆颇有过失”；第四代靖王朱见灂“恶尤甚，屡贼杀人”，被夺禄三之二，去冠服。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朱厚煜刊刻《资治通鉴纲目》的目的，除了赏玩馈赠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朝廷进呈，表明自己恪守纲常伦理，绝无窥鼎逾矩之心。

是书兼具藩府本、嘉靖本之美，后世论藩府本多言及之，诸家书目如《千顷堂书目》、《古今书刻》、《宝文堂书目》等均有记载，入选第二批、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藏有全书五十九卷。余藏虽为残帙，亦可宝之。
 

来源：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