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
海外中文古籍加速回流
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有《永乐大典》224册，约占存世的一半，其余被海外收藏。
近代以来，大批古籍流散海外，不少珍本、善本、孤本为国内罕见。近年来，在海内外有识之士的携手努力下，海外中文古籍的情况日渐清晰，大批海外中文古籍正以影印出版或数字化等方式回流中国，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摸清底数，新发现层出不穷
海内外仅存的宋版《文章正宗》第十四卷、最早记载钓鱼岛的中文文献《顺风相送》、南宋初期刻本《后汉书》、对中国佛教史有重大价值的《敕修百丈清规》……近年来，随着《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各分册的陆续出版，越来越多沉睡在海外图书馆中的中文古籍被唤醒，一批具有极高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珍贵古籍浮出水面，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路径因此更加清晰。
《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是国家确定的“十三五”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点之一。从2013年开始，中华书局联合海外30多家存藏单位普查馆藏中文古籍并编纂书目。2020年初，随着《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的出版，《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分馆目录达到了7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等12家海外机构的中文古籍全部著录成书。
究竟有多少中文古籍被国外收藏？这个数字目前仍不十分清楚。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统计，目前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座博物馆中，记录在案的中国文物有167万件，而流散在海外民间的约是此数目的10倍，这些文物中间包括大量的古代典籍文献。据研究，美国现存中国善本线装古籍不少于70万册，古籍总数量接近400万册；欧洲粗略估算古籍有200万册；流入日本的中国古籍更多，“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中便可检索到91万条汉籍书目。国外各大公共图书馆、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以及民间收藏的典籍文献至今尚无系统的明确统计数据。
“保护仍是整理中文古籍的首要任务，而要保护首先就必须摸清底数。”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通过编纂《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有助于我们摸清海外中文古籍的家底。”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韩文部主任李国庆说，大家通常关注的重点都放在知名大馆，而对北美中小型图书馆的馆藏，一般来说不是太注意，但是通过编纂书目，发现这些中小馆里也会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发现。比如像爱荷华大学，以前没人知道他们有中文古籍，调查中居然发现有229种，其中最早的书还是元代的。加州一所大学在调查中竟然发现近千种中文古籍，其中不乏宋版书和元刻本。
据了解，目前大多数藏有中文古籍的海外图书馆都没有中文研究馆员，缺少精通中文古籍和古籍编目的人才，因此不乏这种情况：中文古籍自入藏以后就一直没有整理过，有的甚至上百年躺在书库里无人问津。2006年发现的1896年刊登的中国最早的一批“时新小说”手稿，就是一所大学图书馆搬家时在两个落满灰尘的纸箱里偶然发现的。“这就是编纂海外中文古籍书目的意义，通过编辑书目、调查藏书，把馆藏整理出来，才能供学者使用。”顾青说。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杨海峥教授与同事们长期从事日本中文古籍的研究和复制工作，目前她负责京都大学所藏汉籍善本的整理复制工作。杨海峥说，日本各大学汉籍收藏总数占到日本所藏汉籍总数的一半还多。除了皇室、公共图书馆、私人藏书、寺庙之外，日本各大学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地方。杨海峥指出，尽管日本各大学的中文古籍编目和数字化做得比较好，但并未覆盖所有部门的馆藏，比如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图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等也有很精彩的馆藏，在调查中就发现了南宋初期的刻本《后汉书》、宋版《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元刻本《敕修百丈清规》等珍稀古籍。
“很多时候需要亲自到这些图书馆去翻书，不然光凭以前听到过的一些消息，往往会有一些误导。”杨海峥说。
中外携手，推动古籍整理出版利用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史展览室里，书架上整排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厚重与灿烂。
自1998年以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几乎每年都派出人员赴哈佛燕京图书馆访查和整理古籍，20多年来双方携手合作，出版了三大系列逾千册珍稀古籍及善本书志等。据统计，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乾隆之前的善本约有2400部，其中宋元明善本约有1500部，有188种善本是其他图书馆所没有的。这批图书的影印出版填补了国内古籍的空白。
“在传统典籍珍善本文献的影印出版方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合作堪称典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汤文辉说，“我非常敬佩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开放精神，他们的馆长说，这些书虽然是哈佛燕京的，但知识是世界的，学术当为天下所用。”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说，该馆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保持了20多年的联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动于后者的敬业精神。“为了省钱，他们每次来都住在郊区的一些小旅馆，所以他们对波士顿地铁的运行比在这里住了20年的我还熟。他们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要求，从未要求带他们到哪里去玩、看什么风景，来了就是工作。这种敬业精神让我感动。”郑炯文说。
汤文辉介绍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与哈佛燕京图书馆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海外文献整理出版的一个有效模式，即哈佛燕京图书馆开放馆藏资源，邀请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学者）到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行某一专题性或某一类型馆藏文献的学术整理，整理成果通过出版社完成出版。这一模式促成了一大批流散海外的珍贵文献以影印图书的方式实现回流，方便了海内外学者的使用，尤其是使国内学者足不出户即可获取最为重要、宝贵的学术资源。
中国学者的到来，也极大推动了海外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整理工作。郑炯文介绍，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中文古籍有4万种之多，如此庞大的数量，单由本馆研究馆员编目整理是不现实的，多年来一直邀请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整理编纂。
除古籍之外，许多海外图书馆还收藏有大量甲金、简帛、石刻、写本和各类古代历史档案资料等，其中不少是国内不存或者鲜见的珍本、善本。但这些资料因缺少专业人员而长期存放在书库里，迫切需要国内专家前往帮助整理。“这些资料如果全部整理出来，将使中华文化的整体脉络更加清晰，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有重要意义。”汤文辉说。
统筹规划，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我们编纂《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摸清海外中国古籍的存藏情况，目的是要摸清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情况，不是要占有这些书。”顾青提醒说，目前在调查海外古籍时，有的中国学者过于重视孤本、善本，对普通古籍重视不够，其实海外中文古籍大多数是普通古籍，版本价值也许不能与孤本、善本相比，但这些古籍培养了海外的许多博学鸿儒，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不能仅仅看版本价值，也要看传播价值。因此应该站得高一些，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待古籍。”顾青说。
目前国内对海外中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及出版有待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出版界、图书馆界、学术界等多头出击，工作较为分散，且在开发利用海外古籍出版资源上还存在恶性竞争、重复浪费、质量不高以及版权纠纷等问题，迫切需要总体谋划、整体规划，形成工作合力。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人表示，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积极推进散失海外中文古籍回归工作，结合全国古籍规划的制定，有步骤、有计划地系统推进东亚、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流散的典籍文献整理出版，编制散失海外古籍总目。同时紧密衔接研究、整理、出版三个环节，通过出版、数字化等多种方式使久佚国外的珍稀古籍化身千百，既传承文明、嘉惠学林，又切实改变“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局面。（张贺）
近代以来，大批古籍流散海外，不少珍本、善本、孤本为国内罕见。近年来，在海内外有识之士的携手努力下，海外中文古籍的情况日渐清晰，大批海外中文古籍正以影印出版或数字化等方式回流中国，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摸清底数，新发现层出不穷
海内外仅存的宋版《文章正宗》第十四卷、最早记载钓鱼岛的中文文献《顺风相送》、南宋初期刻本《后汉书》、对中国佛教史有重大价值的《敕修百丈清规》……近年来，随着《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各分册的陆续出版，越来越多沉睡在海外图书馆中的中文古籍被唤醒，一批具有极高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珍贵古籍浮出水面，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路径因此更加清晰。
《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是国家确定的“十三五”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点之一。从2013年开始，中华书局联合海外30多家存藏单位普查馆藏中文古籍并编纂书目。2020年初，随着《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的出版，《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分馆目录达到了7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等12家海外机构的中文古籍全部著录成书。
究竟有多少中文古籍被国外收藏？这个数字目前仍不十分清楚。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统计，目前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座博物馆中，记录在案的中国文物有167万件，而流散在海外民间的约是此数目的10倍，这些文物中间包括大量的古代典籍文献。据研究，美国现存中国善本线装古籍不少于70万册，古籍总数量接近400万册；欧洲粗略估算古籍有200万册；流入日本的中国古籍更多，“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中便可检索到91万条汉籍书目。国外各大公共图书馆、大学和研究机构图书馆以及民间收藏的典籍文献至今尚无系统的明确统计数据。
“保护仍是整理中文古籍的首要任务，而要保护首先就必须摸清底数。”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通过编纂《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有助于我们摸清海外中文古籍的家底。”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韩文部主任李国庆说，大家通常关注的重点都放在知名大馆，而对北美中小型图书馆的馆藏，一般来说不是太注意，但是通过编纂书目，发现这些中小馆里也会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发现。比如像爱荷华大学，以前没人知道他们有中文古籍，调查中居然发现有229种，其中最早的书还是元代的。加州一所大学在调查中竟然发现近千种中文古籍，其中不乏宋版书和元刻本。
据了解，目前大多数藏有中文古籍的海外图书馆都没有中文研究馆员，缺少精通中文古籍和古籍编目的人才，因此不乏这种情况：中文古籍自入藏以后就一直没有整理过，有的甚至上百年躺在书库里无人问津。2006年发现的1896年刊登的中国最早的一批“时新小说”手稿，就是一所大学图书馆搬家时在两个落满灰尘的纸箱里偶然发现的。“这就是编纂海外中文古籍书目的意义，通过编辑书目、调查藏书，把馆藏整理出来，才能供学者使用。”顾青说。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杨海峥教授与同事们长期从事日本中文古籍的研究和复制工作，目前她负责京都大学所藏汉籍善本的整理复制工作。杨海峥说，日本各大学汉籍收藏总数占到日本所藏汉籍总数的一半还多。除了皇室、公共图书馆、私人藏书、寺庙之外，日本各大学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地方。杨海峥指出，尽管日本各大学的中文古籍编目和数字化做得比较好，但并未覆盖所有部门的馆藏，比如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图书馆、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等也有很精彩的馆藏，在调查中就发现了南宋初期的刻本《后汉书》、宋版《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元刻本《敕修百丈清规》等珍稀古籍。
“很多时候需要亲自到这些图书馆去翻书，不然光凭以前听到过的一些消息，往往会有一些误导。”杨海峥说。
中外携手，推动古籍整理出版利用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史展览室里，书架上整排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厚重与灿烂。
自1998年以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几乎每年都派出人员赴哈佛燕京图书馆访查和整理古籍，20多年来双方携手合作，出版了三大系列逾千册珍稀古籍及善本书志等。据统计，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乾隆之前的善本约有2400部，其中宋元明善本约有1500部，有188种善本是其他图书馆所没有的。这批图书的影印出版填补了国内古籍的空白。
“在传统典籍珍善本文献的影印出版方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合作堪称典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汤文辉说，“我非常敬佩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开放精神，他们的馆长说，这些书虽然是哈佛燕京的，但知识是世界的，学术当为天下所用。”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说，该馆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保持了20多年的联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动于后者的敬业精神。“为了省钱，他们每次来都住在郊区的一些小旅馆，所以他们对波士顿地铁的运行比在这里住了20年的我还熟。他们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要求，从未要求带他们到哪里去玩、看什么风景，来了就是工作。这种敬业精神让我感动。”郑炯文说。
汤文辉介绍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与哈佛燕京图书馆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海外文献整理出版的一个有效模式，即哈佛燕京图书馆开放馆藏资源，邀请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学者）到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行某一专题性或某一类型馆藏文献的学术整理，整理成果通过出版社完成出版。这一模式促成了一大批流散海外的珍贵文献以影印图书的方式实现回流，方便了海内外学者的使用，尤其是使国内学者足不出户即可获取最为重要、宝贵的学术资源。
中国学者的到来，也极大推动了海外图书馆中文古籍的整理工作。郑炯文介绍，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中文古籍有4万种之多，如此庞大的数量，单由本馆研究馆员编目整理是不现实的，多年来一直邀请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共同整理编纂。
除古籍之外，许多海外图书馆还收藏有大量甲金、简帛、石刻、写本和各类古代历史档案资料等，其中不少是国内不存或者鲜见的珍本、善本。但这些资料因缺少专业人员而长期存放在书库里，迫切需要国内专家前往帮助整理。“这些资料如果全部整理出来，将使中华文化的整体脉络更加清晰，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都有重要意义。”汤文辉说。
统筹规划，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我们编纂《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摸清海外中国古籍的存藏情况，目的是要摸清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情况，不是要占有这些书。”顾青提醒说，目前在调查海外古籍时，有的中国学者过于重视孤本、善本，对普通古籍重视不够，其实海外中文古籍大多数是普通古籍，版本价值也许不能与孤本、善本相比，但这些古籍培养了海外的许多博学鸿儒，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不能仅仅看版本价值，也要看传播价值。因此应该站得高一些，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看待古籍。”顾青说。
目前国内对海外中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及出版有待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出版界、图书馆界、学术界等多头出击，工作较为分散，且在开发利用海外古籍出版资源上还存在恶性竞争、重复浪费、质量不高以及版权纠纷等问题，迫切需要总体谋划、整体规划，形成工作合力。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人表示，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积极推进散失海外中文古籍回归工作，结合全国古籍规划的制定，有步骤、有计划地系统推进东亚、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地区流散的典籍文献整理出版，编制散失海外古籍总目。同时紧密衔接研究、整理、出版三个环节，通过出版、数字化等多种方式使久佚国外的珍稀古籍化身千百，既传承文明、嘉惠学林，又切实改变“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局面。（张贺）
来源：《人民日报》（2020年06月26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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