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的开篇曾说过，中国木刻画“不单单作为书籍的插图或名画的复制品而存在，它有独立性，它是中国造型艺术的一个重要部门”[1]。诚然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书籍的插图是中国版画最集中、最主要的形式。而正是它们的出现，大大改观了中国古代书籍的面貌，促进了书籍的畅销和普及，乃至知识、信息等传播与接收的方式和效率。
纵观中国历代书籍刻印插图，品类繁多，按内容可分为“宗教、经籍、传记、启蒙故事、日用书类、地理、园林、科技、历史外纪、谱录、画谱、诗文集、小说、戏曲、词曲”[2]。大略言之，插图的功用有二：解释文字和提升趣味。后者较前者，实际作用似乎微不足道。但就启蒙读物而言，阅读之趣味便格外凸显。在中国版画史上，明代《帝鉴图说》的问世与畅销，即是极好的例证。
1.《帝鉴图说》插图之一
2.《新刊全像成斋孝经直解》插图之一
3.《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插图之一
4.《新刻阖然堂类纂皇明新故事》插图之一
5.《锲便蒙二十四孝日记故事》插图之一
一
《帝鉴图说》全称《历代帝鉴图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故名“帝鉴”。是明朝隆庆、万历两朝的托孤大臣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为十岁小皇帝朱翊钧（1563-1620）编的课本，内容选取历史上的帝王典故、人物纪传及文人笔记，并附有相关的评点解说。关键之处随文配图，因内容与形式的仔细精彩，自问世即受青睐。万历后，明清历朝讲读此书，四百年间多次翻印传抄，流传很广。
纂此书之目的，便是以古人之典范者示于皇帝，期望其能“师善戒恶”[3]。张居正等臣子的一片赤诚之心由此可见，辅教君王，望其成为一代明君的渴望亦表露无遗。尽管历史上张居正的结局甚为凄惨，但却丝毫不能抹杀《帝鉴图说》一书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作为启蒙类的读物，《帝鉴图说》绝非第一部，也不是最后一部。作为“教导初学”[4] 的“启蒙”教导类读物，在明以前已出现，如元人贯云石所撰《新刊全像成斋孝经直解不分卷一册》[5]。此书与《大学直解》、《中庸直解》为同类书，上图下文，用版画插图辅以文字的方式对《孝经》做了很浅显的注解。再如明代初年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6]，临近万历朝的《新刊大字分类校正日记大全九卷》[7]、《新刻诸家选版五官训解启蒙故事七卷》[8] 等。上述皆为明万历朝之前较为典型的引入版画插图的启蒙类典籍，通过对这些经典的回顾，无疑，我们能够推断出版画插图在这些文献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上图下文也好，左图右文也好，版画插图的出现改变了书籍的面貌，让阅读变得轻松、有趣，让文字变得浅显、易懂。特别是对于启蒙类的读物来说，其作用和意义更为明显了。
但不可否认，《帝鉴图说》是个转折。在其之前的书籍版画整体较为粗糙、造型呆板、线条生硬，且结构布局较为单一，死板而不够灵活。在此之后，形式却大为改观。
前文所列的启蒙类读物或可定位为“民间的自发行为”，其之发行，既有先辈提携后学的教学相长，又有书商逐利而为。然而，《帝鉴图说》却是一次彻底的有组织策划的官方行为。尽管没有夸张到举全国之力，也是集明朝一代首辅、次辅之功。它的畅销已不需文坛领袖的做注、写序，也不需书商的奔走宣传了。可教君王者即是可教天下者。
具体到版式布局上，此书改变了以往于一页之中图文左右或上下布局的形式，变为整张插图单起一页的格局。如此既可大大扩展插图的尺寸，又可在具体处增添更多的细节。使所绘对象愈加形象生动，使观者望之而赏心悦目。然而，必须要提及的是，就当时的刻书印版水平而言，《帝鉴图说》的镌刻并非十分精致、突出，从具体版画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整本书中共分上下两编，上编81 个故事，下编36 个故事。每个故事附一张插图，全书计117 幅。内容皆是人物故事，或小打小闹的情境，或恢弘壮阔的场面，或市井街巷，或廊前檐后，丰富多样。人物形象颇具表现力，但有些地方不免简洁草率，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气魄是大的，人物动作的活跃是异常的，但总有些笨拙之处，更显得有些粗野豪放有余，精致则不足。”[9]
二
明万历以后，历朝不断讲读“帝鉴”，直到明末崇祯朝。此后，被清代沿袭。此书在一般官吏、士人中也颇受欢迎，故明清以来曾数印不衰。按照一些学者的考证，《帝鉴图说》流传至今的版本虽已不全，但尚有数本，现列举如下。万历元年（1573）的最早版本，是此书有完整刻本之始，万历三年（1575）郭庭梧刻本、万历三十二年（1604）金濂刻本、天启二年（1622）刻本、清代各种版本（清初已有满文《帝鉴图说》译本行世，并流传至今；通行刻本有乾隆年间江陵邓氏翻刻明万历元年刻本；还有清嘉庆廿四年[1819] 刻本，为张居正裔孙张亦缙纯忠堂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有晚清翁同龢批注本。光绪年间还有据明万历刻本缩写的石印本）、域外刻本（明清诸本以外，还有日本1853 年木村蔚刻本，也是据明万历本翻刻）[10]。当然，上述所列绝非《帝鉴图说》流布过程中的全部版本。这也反映了该书历代刊刻之频繁，并有多种域外语言的翻译与传播之风靡。究其原委，除了书中文辞优美，故事娓娓道来、发人深省之外，每篇故事之后所配版画插图精美、有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亦是很重要的原因。而最重要的当属前文所论的书本之外的政治意义了。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帝鉴图说》就其内容而言可以说是一本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小书，而倾一朝数位重臣乃至百官之力的官修书目也从来不曾缺席。较之于《洪武实录》、《五经大全》、《永乐大典》等一部部涉及历史、经典、社稷民生等具有非凡意义的典籍，《帝鉴图说》实在是无关宏旨。教育，这个既不能“当饭吃”，又无法短周期内“获利”的“从长议计”，从来都不是中国统治者们所考虑的第一要务。因此，可想而知，《帝鉴图说》的立足点并非一本简单的启蒙书，它已经上升为“教育之于立国之本”的高度。因为受此书教育的第一个人是万历皇帝。这当然也注定成为了中央向地方释放的一个信号，上行下效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于是，在木刻版画史上一个几乎“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的“光芒万丈的万历时代”[11]便拉开了帷幕。
这一时期，带有版画插图的启蒙类书籍的刊刻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书目有《新刻阖然堂类纂皇明新故事》[12]、《锲便蒙二十四孝日记故事》[13]、《新刻搜补历代皇明注解标奇风数故事》[14]、《鼎镌校增详注五伦日记故事大全》[15]、《养正图解》[16]、《镌翰林考正历朝故事统宗》[17]、《新刻出像音释古今幼学联珠统宗故事》[18] 等。这些读物，多数是坊间的刊刻。其中，与《帝鉴图说》性质最为接近的是《养正图说》。在万历中期焦竑担任皇太子讲官时，他“仰遵祖训，采古言行可资劝戒者，著为图说”[19]，亲自编著该书作为太子的教材。全书凡60 图，每图后有故事说明。基本上与《帝鉴图说》相一致。尽管前者的刊刻远不如后者那样“流播宇内，泽被士庶”，但二者在中国版画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也由此可见，《帝鉴图说》的示范与引领作用。
三
往往一部中国古代版画史很大程度上会被写成一部中国插图史，同样，版画更多的时候更是作为书本的附属面貌出现在中国艺术史中。但这些丝毫不能减损中国古代版画在整个中国艺术史、文化（传播）史、书籍发展史等中的重要作用。因着其载体的特殊性，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与面貌也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进一步说明，我国古代版画的载体绝大多数是书籍，而兼具知识、思想与文化载体功能的书籍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毋庸置疑地成为一个被染上了多重色彩的综合体：既承载了上述的客观功能，又无可避免地成为帝国统治者们控制与约束天下的思想武器。其最极端典型的事件当属“焚书坑儒”与“文字狱”了。因而，连带着，版画在其充分发挥自身功能的基础上，亦被赋予了某种政治的“期望”。反过来，也正是这种“期望”，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版画艺术的发展与蓬勃。
无疑，《帝鉴图说》是有明一代此种“期望”的典范。如若此书中的版画插图客观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增加阅读的趣味以取悦读者的话，那么，它所取悦的首先是一个十岁的孩童，然后才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为孩童所喜闻乐见之书或许可以传播一时一地，为君王所爱不释手之书却可流布数世域外。这或许就是艺术借政治的传播，政治假艺术的统治和治理吧。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艺术向政治的一种妥协；在我看来，为什么不能看作政治向艺术伸出的橄榄枝呢？能够治国的永远都只有政治，历史上只要政治不向艺术施以“棒子”，对艺术来说就是一种幸运。
注释：
[1] 郑振铎编著：《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绪言第1 页。
[2] 周芜编：《中国版画史图录》（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前言第16 页。
[3]（明）张居正、吕调阳编撰：《帝鉴图说》，明万历元年（1573）刻本。
[4] 参见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北京，2002，第0522 页。
[5]（ 元） 贯云石：《新刊全像成斋孝经直解不分卷一册》，元至大元年（1308）建安刊本，框14.2 厘米，宽9.2 厘米。
[6]（ 元） 郭居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明初刊本，框高15.2 厘米，宽10.5 厘米，上图下诗，计二十四幅。
[7]（元）虞昭（以成）纂集：《新刊大字分类校正日记大全九卷》，（明）熊大木校注。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建安刘氏刊本，框高19.4 厘米，宽12.8 厘米，上图下文。
[8]（ 明） 陈器编：《新刻诸家选版五官训解启蒙故事七卷》，（明）陆槐校， 明嘉靖年间（1522-1566） 詹氏西清堂刊本，框高19.5 厘米厘米，上图下文，图右刊图目。
[9] 同[1]，第73 页。
[10] 上述关于《帝鉴图说》版本的论述皆参考刘蔷：“《帝鉴图说》及其版本丛谈”，《北方论丛》，2000.5。
[11] 同[1]，第49-96 页。
[12]（ 明） 潘士藻辑，万历元年（1573） 乔山堂刘龙田刊本，框高19.3 厘米，宽2.5 厘米。
[13] 万历间刘龙田刊本，框高20.6 厘米，宽12.5 厘米，上图下文。
[14] 明无名氏辑，明万历间书林秀闽詹张景刊本，框高21.2 厘米，宽12.5 厘米。
[15]（ 明） 吴宗礼编，彭滨评注，万历二十一年（1593）闽建书林郑世豪刊本，框高20.5 厘米，宽11.5 厘米。
[16]（明）焦站撰，（明）丁云鹏画，万历二十二年（1594）玩虎轩刊本，框高24 厘米，宽16 厘米。
[17] 明李廷机辑，（明）丘宗礼增释， 万历二十三年（1595）金陵大业堂周氏刊本，框高19.4 厘米，宽12.4 厘米。
[18] 万历间金陵王氏刊本，卷四刊记“金陵唐氏梓”， 框高21 厘米，双面宽28.6 厘米。
[19]《养正图解》，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武英殿刻本，焦序。
来源：公众号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