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
书聚书散 古籍收藏众生相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古籍收藏家韦力如此形容自己的书缘。的确，对于传承有序的古籍善本来说，任何一位收藏家不管是题记、点批、印章，只不过在最脆弱的纸张之上，留下了曾经拥有的痕迹。人与文物、古籍，谁能拥有谁呢？但对于有收藏癖好的人来说，“藏书不可不贪”，于是，书肆淘书，冷摊遇书，各地访书，拍场竞书。最雅的书香，最俗的铜臭，内心的占有欲望，得失的情绪转换，都在一册一函的线装书中流转。韦力这两本装帧精美、雅致的书，揭开了古籍收藏的神秘面纱，围着古籍团团转的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可谓收藏古籍众生相。得书 以文章记录善本变迁
拍卖场上动辄竞价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古籍，仿佛是一面来自历史的镜子，映照出当下的世态阴晴，以及各路藏家的人性曲线。藏书，在得失之间。其实，人生亦是如此。韦力三十年来，大江南北寻访古籍，堪称圈子中低调神秘的大家。但一次意外的事故，改变了他的命运。2014年，在河南安阳寻访藏书古迹途中，他被突然倒下的石碑砸中，危及性命，辗转回到北京，截了左肢。经历生死之变，韦力不再沉默，以获救之舌，饱蘸雅致、风趣之笔墨，娓娓道出古籍收藏圈子不为人知的秘密。
韦力的《得书记》记录购藏佛经的缘起和经过。佛家有云：得失随缘，心无增减。但在古籍拍卖会上，不可能如此云淡风轻。韦力也说，在财力允许的情形下，多多益善，志在必得。当面对流传了上千年的唐代佛经时，不论谁拥有，也会产生一种幻觉，当下即永恒。可是，任何藏家，都是一个时代在古物上的缩影。曾经拥有，必然失去。以文章记录善本的变迁，收藏的逸闻趣事，也就具有了生命力，在岁月长河流传下去。
古籍收藏，高手如群峰并峙，演绎成层峦叠嶂的奇崛风景。在韦力的文章中可以得知：杨成凯先生的词集、孟宪钧先生的碑帖、林章松先生的印谱、王扬先生的佛经、刘扬先生的西文汉学、姜德明先生的新文学、陆昕先生的说部丛书、谢其章先生的老杂志、吴兴文先生的藏书票、方继孝先生的手札、励双杰先生的家谱等等，都可谓独步天下的专题收藏。而韦力以收藏什么闻名呢？凭个人之力，他收藏古籍逾7万册，四部齐备。“唐、五代、宋、辽、金之亦有可称道者，明版已逾八百部，批校本、抄校稿、活字本各有数架。”《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这样写道。韦力的藏书楼，600平方米，命名为“芷兰斋”，他戏言，谐音“烂纸”也。
失书 书的命运映照人的命运
在两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韦力迷恋古籍的贪痴嗔，也可以看到他的洒脱和幽默。爱书的小气与豪气，访书的艰辛与喜悦，拍书的勾心斗角和坦荡果断，全部跃然纸上。正因为有这些饱满的情绪变化，收藏古籍的传奇经历，让我们省察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梁漱溟说，人类面临三种关系。人与物质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内心的关系。韦力和古籍之间的得失，生动诠释了一位藏书家是如何处理这三种关系的。每一卷书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每一函古籍的背后，都有人性的悲欢。与得书相比，更让人念念不忘的是失去的书，无缘的书。韦力一方面告诫自己：“天下的好书不可能让自己收完，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你还能把黄河喝干吗？”另一方面，“我只要还有这个能力，我一定想办法再次拥有它们，让那‘曾经我眼即我有’的达观见鬼去吧，我要‘冲冠一怒为红颜’”。
收藏是一种癖好，或者说是一种高雅的病态。韦力在“顾千里批《战国策》”文中说，“自己对天下最好的书更感兴趣，您若能把大仓的那批书卖给我，让我去吃垃圾我都愿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书痴，善本之上，亦承载了无数藏家的悲欢离合和逸闻趣事。脆弱绵软的古籍，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书聚，书散，都有定数和变数，这是书的命运。书里，书外，寄托着藏书家的情怀和才智。人不在了，书还在。这是人的命运。
韦力和他的“芷兰斋”，经手和过眼的古籍，以及他笔下书与人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横切面。那些非到我们手里不可的书，那些冥冥之中失去的书，都实实在在映照出人性的曲线。结结实实地拥有，敌得过世事无常，人生的虚妄。一段段藏书的故事，化为书籍之上的朱红色的印章，即使沉重的肉身消失了，名字还在，别想摆脱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