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刻图录》（以下简称《图录》）之《图画见闻志》提要曰：

“《图画见闻志》 宋郭若虚撰 宋刻本 杭州 圖版五六匡高一九·六厘米，廣一三·九厘米。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書分六卷。前三卷元人寫本，校明刻本時有異文，蓋出另一宋本。後三卷爲宋刻本，與明刻本行款悉合，紙皆羅紋闊簾，疑是陳宅經籍鋪刻本。序目補闕，出明人秦四麟手。黄氏士禮居舊藏，百宋一廛賦著録。四部叢刊印本，即據此帙影印。”

这段提要写的极好，言简意赅，道出了该书四大亮点：1前三卷系元写本（比宋刻本还稀少）；2元写本抄自另一宋本（更珍贵了）；3明翻刻本证明，后三卷为宋陳宅經籍鋪刻本；4秦四麟补写《序》《目》。但图版只用了卷四一叶（宋刻本），实在太少。起码卷一的元写本要上一幅图，明翻刻本目录尾叶有“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一行文字，系刻印者的标志，此叶也应该选用。再有，秦四麟为明代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所抄写古籍，藏书家争而藏之，有“秦抄”之说。其“致爽阁”抄本，与“毛抄”（毛晋汲古阁抄本）、“冯抄”（冯舒、冯班、冯知十兄弟抄本）和“钱抄”（钱谦益绛云楼抄本、钱曾述古堂抄本、钱谦贞竹深堂抄本）并为四大著名抄本（引自网络）。据此，该书之《序》《目》亦应上一幅图。如上所选，方可谓完善。

又，从《图录》的体例看，著录为“宋刻本”，没问题。然而，《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的著录则有很大的问题：

“《图画见闻志》六卷，宋郭若虚撰。宋刻本[卷一至三配元抄本]，黄丕烈跋。二册，十一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

该书只有一半正文是宋刻本，如果算上序、目录，宋刻本不足一半，为什么统称其为宋本，且仅著录宋本的行款？《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及其他一些古籍目录，甚至宋刻占比更少的古籍，统称为宋本的也不在少数。如《王黄州小畜集》，宋刻本只剩三分之一强，等等。若为宋版书目录，这样著录尚可，一般的古籍善本书目则不该如此。

因各种原因，不少宋刻本到元明时期已残缺不全，为其配补者大多为明清（清代居多）时期的藏书家和学者。明清距宋相对较近，与残缺古籍有关的文献资料远比今日丰富，配补起来比较容易。所配缺卷的来源大致有三类，一是其他宋刻本或元刻本、元抄本；二是影宋刻本、影宋写本；三是直接或间接源自宋本的明清刻本、抄本。明清时期宋本书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兴起了影刻影写宋本书的热潮，汲古阁是其中的佼佼者，黄丕烈、顾广圻等许多藏书家和版本学者，亦参与其中。故大量宋本残缺之书，使用这些影刻影写本补齐。明清时期不少宋元本、据宋本刻写之本，今日已经失传，全赖那些配补卷才保存下来。这样，在一般按照朝代划分类别（如宋刻、原刻明刻、清刻等）的版本之外，又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门类----“配补本”。

明清以来形成的，以宋本书为中心的配补多版本古籍，已嬗变为崭新的古籍版本，且数量众多，理应受到古籍版本学者和古籍编目者的重视。然而以往的古籍图录均不重视配补卷，从不登载它们的书影，文字解说也一笔带过，甚至不置一词。善本书目著录时也以宋本为中心，忽略其它版本。这种做法源于人们的“佞宋”情结， 没有用全局的眼光去审视中国古籍发展史。

上述做法，从保存古籍原貌的角度看，也有问题。我曾将古籍的原貌分为初始状态的原貌和现存状态的原貌，前者系古籍初刻时面貌，纸白字黑，版面干净漂亮；后者是指历经千百年后，古籍的纸张泛黄，墨色变浅不匀，书叶出现污渍，甚至破损，其叶面从黑白分明的单色图像，变成层次丰富的彩色画面。上述划分因古籍书叶的变化而言；古籍流传中，整卷缺失后补齐者，也是变化后形成的“现存状态”的原貌，同样要重视和保存。

图1 元抄本《图画见闻志》卷一

图2 宋刻本《图画见闻志》 卷四

图3 明翻刻本《图画见闻志》版本标识

图4 秦四麟补写《图画见闻志》序

图5 秦四麟补写《图画见闻志》总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