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
关于古籍收藏善本的定义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佚名
清代张之洞界定“古籍善本”的涵义，一是足本：无缺卷删页。二是精本：刻本极佳而字体版式极典雅，又校注极精而全，非唯少错讹，且校勘之间，能见出藏书史与古籍流传史的脉络。三是旧本：传承悠久的写本刻本，比如宋版元椠。有此三者，方得谓善本也。关于足本，厉鹗樊榭山房的故事值得一说。清氏郁礼购得樊榭山房大批藏书，以为风云际会，难能有再，故视若珍珙。细细整理，其中见有《辽史拾遗》写本孤本一部，竟缺了50页。百计寻绎，殊无踪迹。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一日过青云街，看到一和尚挑一担两簏废纸残卷，其中隐隐有一些手写的墨迹。遂命和尚停留以问之，殊不料两簏所盛，正是厉鹗樊榭山房旧物，大喜过望，遂不问价格指簏购下。闭门两阅月，终于检寻出《辽史拾遗》残余50页，手稿补齐，遂成足本。因《辽史拾遗》是手稿写本，唯剩一本，若无此番周折圆满，或成大憾。不比刻本缺页尚可据他本补入;所撰内容是无法再完全了。故郁礼之欣喜若狂心情，真难以言语形容之。
关于精本，标准也十分具体。首先是技术上制作精良，包括刊刻水平，印制装订之细密，这在早期抄本写本上不是太大问题，但在雕版印刷盛行于世后，由于书刻字取欧阳询、批量生产，商贸交易渗入士子民间，从好处说是文化普及，读书人多;但也不乏书商为求利益最大化而粗制滥造，低成本高速度出书上市以谋厚润。校对粗疏、错讹百出，于是学界就有“尽信书不如无书;鲁迅先生更有明代刻书者好以己意揣测而改古书，故不可信之论。故元明以来，学者藏书家养成一个通行的习惯，每有书入手，必以笔墨朱迹在自藏或过目的古书上随读随校，记下书籍真伪、刊刻时间、版本优劣、流传过程，尤其是各本不同文字的校勘记。这些批语与校勘记，即成为后世古籍鉴定的最好依据。比如大学者陈寅恪就在学界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传说，他在30年代读南朝梁慧皎《高僧传》，批注校勘圈点，反复多次，几于原书无有空白下笔处，为学界传为典范。至于这些精本的收藏价值，唯其独有，故极受收藏界、版本学界乃至史学界之大关注。2007年前后，古籍拍卖尚未风行，嘉泰拍卖上拍汲古阁本宋惠洪《冷斋夜话》线装四册，因有王国维手校、罗振玉题跋，在当时拍出天价，成为古籍拍卖界轰动一时的美谈，带动了后来古籍拍卖成为收藏大项的新风气。
关于旧本，比较好理解。宋版元椠明刻，各有年代久远之优势。但除了年份之外，还有一些文化史上的优秀特征，为后代所不及。比如宋版书在市场上论页计价，一页值金一两。非唯久远的优势，也有美轮美奂的形式呈现。宋版书刻字风格，瘦者取欧阳修体，肥者取颜真卿体，间有取柳公权体(如今藏国家图书馆的赫赫盛名的《文选李善注》残本)。根据蜀本、浙本、建本不同而各取所需。单就字体而言，雕版印刷因不同刻工导致不同字体选择丰富多彩，但在宋末尤其是元以后活字印刷兴盛阶段，由于活字字模都是事先制作反复使用，以技术标准化来推动方便实用，反而无法做到一书一体一域一体。此外，忆早年在日本觅得日本书志学者长泽规矩也《宋代刻工表初编》，当时年轻，看一个宋代刻书工匠名录竟能构成一个如此堂皇的研究领域，心中十分赞叹。我曾经因为搜寻研究汉碑、魏碑、唐碑石刻碑碣墓志书丹刻工人物，转而对宋元印刷古籍刻工也有了粗浅的关注。初始以为这是相当于今之署名权而已，后来一想，它更有实用功效：刻本版心下方，通常会列刻工姓名，除了显示署名权之外，还是以此记录版片大小字数行数及计算工钱的凭据。尤其是大部头的典籍，卷帙浩繁，为计算工时工钱提供了省时便利的好方法。从北宋中期到南宋，这已成为宋版书的一个基本标志。又南宋刻书已经非常商业化了，如临安陈思书铺刊出《书小史》，名为“小史”，其实部头不小，文献记载有刻工记名。少时我们学书法篆刻的学子引为必读书，这正是南宋刻书的一个典范。今天宋版《书小史》已见不到了，而清代翻刻本又未必原样存刻工姓名，仔细想来，终觉有憾!
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古籍刊刻通常会避讳，但宋版书的避讳通常不改字义以免混淆误讹，致后世不得要领。它的避讳方式多采取缺末笔的做法，这是宋版书的特征，为它朝所少见，故特附记于文末以备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