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
古籍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据统计，我国典籍总量达到50万种，仅《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三套大型丛书，就收录经、史、子、集等古代典籍文献一万五千多种。这些存世经典支撑起中华典籍，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于古籍保护工作来说如同及时雨，让承载着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古籍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殷周金文集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中华书局出版。
温故知新的百年书局
谈到《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中华书局总编辑周绚隆非常欣喜。结合从事出版工作多年的经历，他表示这份工作意见既有高度，又有着很强的指导性和实践性。
谈到《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中华书局总编辑周绚隆非常欣喜。结合从事出版工作多年的经历，他表示这份工作意见既有高度，又有着很强的指导性和实践性。
周绚隆说，党和国家一直对古籍整理工作高度重视，从重视整理到重视保护，再到重视推广使用，这项工作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甲骨文合集》等古代经典文献，特别是历经二十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近几年，根据新时代新形势，中华书局正式启动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出版简体横排《十三经注疏》等，以嘉惠学林。
说起古籍整理工作，周绚隆认为，我们要秉承对文化的情怀和责任。“我们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要想让当代人从古籍中看什么，我觉得首先应该看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古及今未曾改变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这一点在我们的典籍中屡见不鲜。”
“出版是为了更方便传播。”周绚隆认为要通过古籍的整理与出版来鼓励和引导扎扎实实的学术风气，并表示：“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我们要有一份价值追求。”古籍整理是实践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同时又要学会与时俱进，他认为：“我们应该着力推出更易被大众接受、被个人关注的新成果，这同样是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古籍修复的“补天手”
古籍得以整理、流传的前提是得到应有的保护。
中国传统的纸张，有“纸寿千年”的美称，现存最早的纸质文献，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平复帖》，在历经1700多年后依然保存完好，主要原因要归功于其书写载体——中国的纸。
但是纸张经不住虫蛀、鼠咬、污垢、霉烂、水湿等破坏，有的破坏甚至是毁灭性的。因此，伴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而兴起了一门手艺——古籍修复，将其称为艺术更为精当，甚至称为“补天手”亦不为过。如今，古籍修复成了一门“非遗技艺”。
古籍修复的要求是“修旧如旧”，即最大限度地保留古籍的原始面貌。针对常见的虫蛀，则用补书法：将书页慢慢打开放在隔板上，在蛀洞周围抹上糨糊，用同色纸对着纸张纹路，按在破损的洞上，然后依糨糊湿印把纸撕下即可。去污法，顾名思义，当泥水等污渍滴在古籍上时，可采用毛质软排笔慢慢刷去污斑上的浮土和泥迹。对于已经霉烂的书，则常用托裱法：先用同色纸将破损处补齐，然后在书背后刷上糨糊，再裱上一层纸，全部裱好后再截齐装订成册。
我们相信，当后人再看到这些被修复的古籍，在敬佩古人刊印水平之高的同时，更会向今天的古籍保护者致敬。
可喜的是，我国古籍保护成果斐然：全国汉文古籍存藏家底基本摸清，普查登记目录陆续出版；海外中华古籍存藏调查和数字化回归取得重大进展；古籍收藏条件不断改善，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超过385万叶珍贵古籍得到抢救性修复；一大批列入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的古籍整理出版成果面世，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就出版1.5万余种；古籍数字化、胶片化等异质保存利用工作稳步推进，仅国家图书馆就有超10万部件古籍数字资源实现在线阅览……
昔日内府藏珍，走入千家万户
中国的古籍可谓弥足珍贵，公众很难有接触、学习的机会。
而文化资源的生命力和价值，恰恰在于其能够为大众所学习和使用。
为了解决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国家图书馆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进行数字资源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将珍贵特色馆藏进行数字化，并陆续建成“数字方志”“宋人文集”“碑帖菁华”“甲骨世界”等专题资源库，通过国家图书馆官网免费向社会发布，取得了丰硕成果。
2016年9月28日，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阶段成果的“中华古籍资源库”正式开通运行，在线发布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影像10975部。
2020年4月，国家图书馆新版“读者门户”正式上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古籍资源统一整合在“中华古籍资源库”下。2021年11月，为了更加方便读者阅览和利用古籍资源，“中华古籍资源库”实现了免登录阅览，古籍资源加载和阅览速度明显提升。
在“中华古籍资源库”页面“热门推荐”一栏，醒目地呈列着《永乐大典》《沙州都督府图经》《神策军碑》等重要典籍。
通过探索出古籍数字化与整理开发工作相结合的路子，让以前只能珍藏在博物馆、图书馆里的古籍，成为真正的公共文化产品，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了起来。（穆铎）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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