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
清修《明史》为何费时百余年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5月07日 作者：刘绪义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5月07日 作者：刘绪义
明清易代，官方对修明史予以极高的重视，然后为何前后费时140年，创下了历史之最？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明代末年，官员坐等出事，纷纷等待新主，可是为什么清朝立国后，很长时间还消除不了人们对明朝的记忆？清朝帝王对诗文中出现“明”字一直格外敏感，成为心中抹不去的魔咒，这是何原因？
首先要问的是，对旧朝怀念的都有哪些人呢？一是遗民；二是贰臣；三是底层文人。
清初明之遗民格外怀念晚明的美好生活。陆应回忆万历年间百姓吃穿之外，喝酒听戏是常事。“至今好不思慕”。生于万历四十六年的陈舜在《乱离见闻录》中描述天启年间的物价：一斗米卖二十钱，一斤肉只六七文钱，“穷者幸托安生”，“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康熙年间丁耀亢回忆，万历年间的山东农村，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家家户户健牛肥马，一斗粟米只需十钱。回想起来，“如何过之心不哀”？(《古井臼歌》)
遗民李长祥在《天问阁集》之《刘宫人传》中对万历皇帝有过高度评价，认为万历比起汉光武帝、唐太宗来，品德更在其上。“其能使海内家给人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者四十八年，有以哉！”
《吴嘉纪诗笺校》中收录《一钱行，赠林茂之》一诗，反映了清初从文人到卖酒普通市民对万历皇帝的深厚感情，甚至看见万历时期的钱，而至于潸然泪下：“杯深颜热城市远，却展空囊碧水前；酒人一见皆垂泪，乃是先朝万历钱”。《渔阳感旧集小传》载一个叫林古都的福建人“尝纫一万历钱于衣带间”。清朝定鼎二三十年后，有作者写文章时，仍用“崇祯五年”年号。因为年号的问题还弄出很多文字狱来。
贰臣，清初特指背明降清之臣。乾隆敕修《贰臣传》，分甲乙两编，列贰臣123人，文武各半，如孔有德、吴六奇、祖可法等58个武人；冯铨、钱谦益、陈名夏等65个文人。但是顺治康熙年间的史馆，恰恰是贰臣会集之地，其中有史馆任职经历的多达17人。
同时贰臣私修史书非常普遍。许多贰臣世代官宦之家，有的甚至为著名藏书家。如孙承泽有7万余卷的藏书楼玉凫堂，时称“退谷万卷楼”；钱谦益先建有拂水山房，次建红豆山庄，后建绛云楼，藏书称七十三椟。通过修史，补充史料，寄托对明朝的怀念之情。孙承泽，一生三易其主，但对明朝始终怀有眷恋之情，晚年杜门山居，不问朝事，专心修史。此时官修明史更促成了私修明史的热潮，最终还弄出“庄廷鑨明史案”。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多尔衮命抚按查明并赡养明代诸王的遗腹子，冯铨等赶忙叩头谢恩，多尔衮说他们不忘旧主，冯铨答曰：“一心可以效忠两位君主，但是对一位君主不能二心啊”。
顺治三年(1646)六月，钱谦益称疾乞归，返回南京，一年后突然被逮捕北上，关入刑部大狱。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才得以免祸。顺治六年(1649)，从苏州返回常熟，表面上息影居家，暗中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联络。瞿式耜上奏桂王说：钱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划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他不顾年迈体弱，多次亲赴金华策反总兵马进宝反清。顺治十七年(1660)，郑成功等再度北伐，连克数镇，钱谦益欣喜若狂，慨然赋诗歌颂抗清之师，“杀尽羯奴才敛手”。另一贰臣陈名夏也说：“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
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得意门生，他将修《明史》看作继承先世遗业、效力明朝的一种方式：“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难以身殉，为其玄曾乃不能尽心网罗以备残略，死尚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他接受清廷邀请参加“明史”修撰，却终身拒领薪俸。黄宗羲劝勉万斯同说：“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之手，勿使淆乱，白衣从事，亦所以报故国也。”后又同意弟子和儿子参与修史，“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同时也断绝了朝廷征召自己修史的念头。
明清鼎革之际的贰臣们为什么入清后反而怀念旧朝？一方面是汉人面对的大变局超乎想像，被迫抛弃了汉服，剃掉了头发，穿上了马褂，梳上了长辫，以臣服的代价换得幸存后有种黍离之悲。另一方面，清朝虽然建立，但希图为明复仇者不乏其人，直至康熙时期民间反清势力仍有相当影响，特别是台湾郑成功、吴三桂势力不可小视，这些都给贰臣们以强大的心理刺激。此外还有一关键因素，就是清朝的皇权专制下对汉族士大夫予以严格制约和打压，汉族士子很难进入权力高层。晚清文人管同总结明清之差异，明代大臣专权，而清朝大学士、督抚不过是奉命行事；明代言官竞相言事，清代御史可有可无；明代读书人结社讲学，清代则完全见不到；明代士大夫主持清议，清代则将敢于议论时政的人于科举中淘汰。明代官横而士骄，清代士大夫只知仰承上意，缄默畏葸，养成一种不负责任的风气。两相对照，不言而喻。
那么，清初统治者是如何试图消除汉族文士对故国的怀念情结，特别是潜藏在他们内心的民族情绪和民族矛盾，以维护其合法统治？
马克思说过，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从来都是历史的倒退。为掩盖这种历史的倒退，修史是最好的选择。
顺治二年四月，御史赵继鼎奏请篡修《明史》，博选文行鸿儒充总裁、篡修等官。赵继鼎也是贰臣，奏请修史不外两种心理，一是服务大清不忘大明；二是对故国文献的热爱。作为一个饱读儒家诗书的士子来说，毕竟王朝认同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是绕不过的坎。
修前朝史，对于新的政权来说，一则可以借此宣告前朝已亡、本朝继统，消解遗民的反抗之志；二则可以为前朝君臣正名，以示尊荣，借此安抚缓解民族矛盾。因此，双方一拍即合。修明史正治统，消除汉人对明代的记忆，本着这一宗旨，顺治很快就批准了赵氏请求。当即起用大量贰臣主持修史，或担任副总裁、篡修官。这些人并不都是毫无气节的东林党旧人，也有一些有气节的遗民。顺治年间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任总裁，詹霸、赖衮、伊图、宁完我、蒋赫德、刘清泰、李若琳、胡世安、侍读学士高(尔)俨、侍读陈具庆、朱之俊充任副总裁官。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篡修进入正轨后，又有徐元文、徐乾学、汤斌、熊赐履、王鸿绪等先后任总裁官。康熙甚至多次促请遗民万斯同主持修撰《明史》，并允许其在坚持不署衔、不受俸(这等于承认其遗民身份，需要很大的度量)之前提下前后修史19年，并以为定稿，其目的就是希望使之“心服”。
从1645年至1783年，耗时140年的《明史》篡修始告完成，时间之长，参修人员之多，令人惊叹。
为什么一部《明史》耗费时间如此之长呢？过去学界以为主要是由于开国之初修史条件不具备，史料不全，搜集资料耗时太久。如崇祯实录不存，加上各地战火不断等。这些原因其实都不成立，司马迁修《史记》尚且只历时14年，其条件比清初如何？不仅记时长度远胜于明，而且中间还经历宫刑意外。
笔者以为，《明史》修篡时间之长，是清朝统治者有意为之。署名张廷玉等篡修的殿本《明 史》是 在 康 熙 十 七 年(1678)，才下旨全面启动篡修的。这一年恰好是三藩之乱吴三桂称帝。难道恰好这个时候修史的条件才成熟？
与其说清初统治者是借修史笼络汉族士子，还不如说借此羁靡士子，让他们的心思都放在修史上。
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明史》版本之多也是破例的，既有万斯同版《明史稿》第一版，又有王鸿绪版《明史稿》，还有张廷玉版《明史稿》，后者是在前两版基础上按照满清皇帝的意思来修撰和删定的。一个中央政府要搞这么多《明史》版本干什么？何不集中人力搞一个版本？
更明显的是，《明史》对明朝历代帝王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美化到贬化的过程。
前期的《明史》版本美化明朝历代帝王，可谓是处处用心。如对朱元璋的评价是“治隆唐宋”，对朱棣的评价是“远迈汉唐”。前期美化明朝帝王，是着意安抚贰臣遗民文人对故国之思与歉；民间反抗之志一日不消，修史则一日不止。
但是，乾隆四年，殿本《明史》刊刻面世，乾隆对其并不满意，认为其中有许多犯讳处。在篡修《四库全书》时，开始修改《明史》。从乾隆四十年(1775)，历时七年多，改定，并录入《四库全书》。
修改后，原《明史本纪》中的“英宗赞”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改修后则成了：“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原本评价明世宗为“中才之主”，而修改后则变为：“且倚任权奸，果戮直臣，以快其志，亦独何哉！”只须拿武英殿本《明史》和“四库”本《明史》对比校读，就会发现，明朝十几位皇帝中，特别是景帝、英宗、武宗、宪宗、孝宗、世宗、穆宗等七位皇帝的本纪中，评语都由褒到贬。这样，总体上就突出了“明朝多昏君”这一定位。
对帝王如此，对大臣也是如此。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下令集议谥明靖难殉节诸臣和表彰明末清初抗清人物。十二月，下令将清初降清人物如洪承畴、冯铨、钱谦益等编入国史《贰臣传》。这些人多数在清初开国立下大功，有的还深得赏识，到了乾隆时不想却落到这样一个结局。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乾隆年间，各地反抗力量已消灭殆尽，修史已不再具有最初消解前朝记忆的意义，《明史》赋予了新的意义：维护对体制的忠诚。表彰气节贬抑贰臣就是这个用意。
作者：刘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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