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彦：
我所亲历的古籍保护工作35年
陈红彦，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2022年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我从事古籍工作满35年。这年3月，我作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坐在人民大会堂聆听着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当听到总理说到要“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时，我的内心激动不已。这是“古籍保护利用”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古籍人，这无疑给我们日常从事的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我既深受鼓舞，又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和使命。
紧接着，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对古籍人而言，这是继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后一次更强劲的冲锋号，也是更让人振奋的声音。古籍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将更为凸显、作用将更加突出，这标志着古籍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我当年之所以选择古籍方向作为终身的职业，源于1983年进入古典文献专业学习。改革开放第一年，我考上北京二中，高一班主任常康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常老师不仅课上讲得洋洋洒洒，让我听得津津有味，还每周给我们班刻蜡版、印一篇古文“加餐”，让我们标点、注释、翻译，之后老师再批点。这让我的兴趣一下就聚焦到了古文上。高考时，根据常老师的建议，我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如愿被录取。入学后的第一次震撼，是金开诚先生（1932.11—2008.12，北京大学教授，第六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书法级的板书和渊博的学问。之后，王力、阴法鲁、周祖谟、裘锡圭、袁行霈、倪其心、安平秋、严绍璗、孙钦善、白化文、董洪利，以及客座教授黄永年等，这些原来在书本上见到的名字，竟换作本人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在身旁谆谆教诲，使我受益匪浅，在我记忆中留下终生难忘的烙印。
1987年7月24日，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图书馆（时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善本组，开启了与古籍相伴的日子。从1983年选择古典文献专业到今年，可以说，我做了40年“古籍人”，从选择职业遇到的质疑——“什么是古文献？”“这么冷僻的专业，能养活自己吗？”到今天古籍工作广受关注、甚至常常成为热点，这些年来，我是见证者也是建设者。
无过即是功，沉寂中的古籍工作
我自1987年入职，从学习到工作的角色转变，其实是懵懵懂懂的。我的第一位部门主任是李致忠先生（1938.4— ，当代著名学者、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位组长是王玉良老师，先生们不仅学问精深，对晚辈的关爱和栽培也令人感佩。我到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恰逢《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录》收尾阶段，王老师安排我参与校稿工作，还带着我下库房。没想到我居然第一天就校出一个书名的错误，对职业的兴趣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那时候没有电脑，排版还在铅与火的时代，校改的任务之繁重可以想见。但前辈的严谨、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的精神，随着技能的传授也传承了下来。
之后，我有将近两年时间被派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称《善本总目》）办公室协助冀淑英先生（1920.2—2001.4，女，当代著名学者、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工作。编《善本总目》是周总理的遗愿，从1979年开始，国家图书馆便集中了当时的版本目录学“大咖”和业务骨干，一边征集藏书单位目录，依靠照片和偶尔现场鉴定古籍，一边进行卡片排序、出油印本、核校等流程。那时冀先生已近七旬，为了能让《善本总目》早日完成，她就算佝偻着腰一路蹒跚，也要坚持每天到馆工作。总目办公室一年有10万元的办公经费，在当时可谓非常充裕，但我们用得极其节俭，一年下来，如果不出差，这笔钱便动用得很少，就连桌上的铅笔头也是套上笔帽仍继续使用。
冀淑英先生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的工作照
《善本总目》编纂过程中，常年在办公室工作的有国家图书馆的冀淑英先生、丁瑜先生、陈杏珍老师，阶段性的有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先生。主持此书编纂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在京时住在北苑其哲嗣顾诵芬先生（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家，距国家图书馆很远，通常是冀先生到顾老家汇报请示。可谓“谈笑皆鸿儒”。
《善本总目》虽然出版后看起来并不庞大，却历时17年才完成。当年没有太多的辅助手段，它的出版唯有依靠前辈对事业的热爱和扎实的学养，这对我职业素养的养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一段和冀先生一起工作的日子让我受益终生，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她学术上的严谨，也有她做人的自律坦荡。
2022年，沈燮元先生意外成为“网红”，老人家98岁高龄还坚持每天去南京图书馆上班。当年完成《善本总目》辅助工作后，我回到善本组，从1991年起开始做宋元古籍机读目录，详细著录宋元古籍的信息，包括版式、藏印、避讳、刻工、序跋等。宋元古籍珍贵，经手的藏家也多，第一次做这样的著录，书上藏印累累，很多印章认不出来，更不用说去厘清其递藏关系了。幸运的是，身边有沈先生，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或是直接说出那是谁的印、印主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藏家，或是告诉我去查哪本工具书，总能帮我找到答案。他的大脑简直就是超大内存的古籍知识库！两年多时间里，我守着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和同事日复一日在库房一页一页地翻阅，一项一项地完成著录，现在做古籍版本目录的基础大多是靠那个阶段的工作奠定下来的。这些成果后来整理成为《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出版发行，为宋元古籍的鉴定提供了参考。
就古籍工作的整体情况而言，那个阶段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按部就班地工作，接触到的各馆古籍部的同仁经常开玩笑说，只有接到重要的参观任务时，才会有人想起古籍。当时，多数单位对古籍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保管大于流通”，做好古籍工作最关键的是保证古籍的安全、不丢不损，前辈也通常交代说，古籍工作“无过就是功”。十年间，人和事变化不大，只是会看到负责古籍修复工作的同事申请调换岗位，主要原因就是古籍修复工作的职称难评。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形容那时的古籍工作，那么我选择的就是“沉寂”。
守望中，古籍行业有了温度
1998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到国家图书馆视察。其间，他看到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当即选了其中一种明代手抄彩绘本诗集，要求做原样复制，并让部队的老同志们学习。江泽民同志指示，让古籍善本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进程中发挥作用，要在全社会大兴勤奋读书之风。从那时起直到现在，12月都是图书馆系统的全民读书月，图书馆在推广阅读的活动中发挥了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得到了重视，沉寂中的古籍工作有了复苏的感觉。
我是2001年走上管理岗位的。在那之前，善本特藏部的主任大多要50岁左右才可以担任，但这一届，我们三个主任平均年龄不到36岁。国家图书馆把管理中华民族最重要文化遗产的担子压给年轻人，大概是出于激发古籍事业活力的考虑，我们也深感责任重大。上任后，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安平秋、杨忠、曹亦冰等几位老师的支持下，我们在国图开设 “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讲座是纯公益性质的，观众没有年龄、身份的限制，时间在周末。2001年5月17日，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作为第一位专家开讲，题目是“汉学研究五十年”。他一口甘肃方言的讲述，我至今记忆犹新。其后，金维诺讲敦煌艺术、王尧讲西藏宗教文化、朱家溍讲南府与升平署、舒乙讲老舍作品的人文特质、赵其昌讲风雪定陵、冯其庸讲红楼梦思想及其版本、启功讲永明声律与中印文化交流、徐苹芳讲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遗物、张公瑾讲南传佛教与傣文贝叶经、吴小如讲古籍整理中的点校注译问题、栾贵明讲伟大的文化长城《永乐大典》、段晴讲波斯帝国的历史传说……这些主讲人那时候都是学界各相关学科的“天花板”，这些讲座不仅使听讲的读者受益，也促进了国图学术的发展。随着他们陆续驾鹤西去，这些讲座成为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当时策划的选题和现在的文化研究热点大多契合，现在想想还有点自豪。而一些冷门绝学，如史金波、聂鸿音讲的西夏，姜伯勤讲的粟特与敦煌，郭黛姮、王其亨讲的样式雷，杨镰探索失落的西部文明，在之后的十几年也起到了“冷门不冷，绝学不绝”的作用。
2002年，国家图书馆开始作为主力参与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工程的启动背景是，江泽民同志视察后，李岚清副总理又多次来到国家图书馆调研，提出古籍善本要加强开发利用，不仅要供学界使用，还可以作为国家对外交往的礼品，以彰显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
遵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财政部、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着手对现存古籍的存藏状况进行调研，并从国家图书馆馆藏中选取21种珍贵文献，从2001年起进行试制作。
2002年初，21种样书试制完成，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副部长赵维绥、副部长周和平以及财政部教科文司的同志们进行了审查，并延请任继愈、杨仁恺、冯其庸等各方面前辈专家进行评估。专家们认为，样书的装帧、制作反映了当代的设计和印刷水平。再造善本的实现，第一，可以吸取历史上典籍散佚的教训，让珍贵典籍化身千百，分藏于各地，以防珍善孤本失传之虞，同时减少珍贵原件的使用，更有效地保护古籍，较好地解决藏与用的矛盾；第二，可以比较全面地发掘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发扬光大，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设精神文明；第三，再造的善本可以作为国家级礼品走出国门，让世界通过典籍了解中国文化，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世界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
领导、专家审查“中华再造善本工程”试制的21种样书
2002年5月，财政部、文化部联合发文（文社图发〔2002〕 21号），决定在全国范围启动“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工程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厅、财政厅及国家图书馆组织有关单位，按照《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实施方案》做好选目申报工作。工程聘请的专家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基础进行选目，使珍善孤本化身千百，传承文化，合理利用，繁荣学术。工程指导方针为“传本扬学、继绝存真”，选目则 “宋元从宽、明清从严”。
2002年7月19—20日，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正式启动。学界的两位泰斗分别为这一工程题词，季羡林先生题“酉山事业，功在千秋”，任继愈先生题“兰台秘笈分身有术，宋椠元刊原貌长存”。
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的题词
同年12月19日，再造善本第一批34种完成，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李岚清副总理出席并讲话。至今我还记得，任继愈先生发言时激动地说：“作为管理古籍的人希望把古籍保护好、减少翻动，作为读者希望能见到原书、解决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再造善本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保护和利用的矛盾，要把书做好。”冯其庸先生则将再造《史记》的所有不同版本都购置回家，认真比对研究，以期研究出新的学术成果。
开启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出版工作时，任继愈先生（前排坐）亲切看望工作人员并合影
再造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善本书的传承安全，新印的古籍又方便了利用，推进了学术研究、文化传播与普及。这些再造的古籍后来送进110所高校、30余家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省级以上图书馆，还走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智慧为全人类所共享。
出版过程中，我们也培养出来了一批专业人才。比如，每部书都需要撰写提要，担任这项工作的都是年轻人。他们写完，专家们再逐字逐句审改。通过这种方式，青年们得以迅速成长起来。就我自己而言，“再造”一期时就是这样的“撰稿人”，在专家的提携下成长，等到二期的时候就成了“审稿人”，负责给青年人审改提要。我想，这种角色的转变也是这一工程实现的“传承”。
2022年，中华再造善本三期工程初步立项，令人充满期待。
这个阶段，我想到的关键词是“破冰”。
开拓中，古籍事业走上快车道2006年前后，文化部曾委托国家图书馆开展基于古籍工作的初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古籍底数不清，有大量亟待修复的古籍，而修复队伍不足百人，科研能力和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巨大，古籍利用渠道严重不足……这一年，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以“文明的守望”为题的展览，展示珍贵古籍和历史上古籍产生、损毁、保护情况及现状，呼吁社会关注古籍保护事业。
200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针对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提出了“古籍保护更加科学规范，古籍利用更加便捷有效”的要求。《意见》核心的要求是摸清家底、分级保护、人才培养、科学修复、合理利用，等等。该《意见》拉开了政府主导全面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序幕。
为落实古籍保护工作，我国陆续成立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为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文物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并在国家图书馆设立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文化部成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以确保古籍保护工作科学、规范。
我有幸成为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第一任主任，也是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这一年，距离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入职国家图书馆整整20年。在办公室的三年半，我们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几乎没有节假日。我们每年公布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出版一套《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举办一次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特展。筚路蓝缕的拓荒，也奠定了之后的基础。让人感动的是，全国的古籍人都像是注射了兴奋剂，耄耋之年的老专家和年轻人在会议室集中加班加点。因为古籍人都知道，古籍工作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机遇难得，必须努力。
为“摸清家底”，我们对古籍开展了普查工作，普查的对象不仅仅是善本（指1795年以前的古籍），而是包括所有的古籍（指1912年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我们利用已经成熟的计算机技术搭建了普查平台，名录评审有了各藏家的数字书影，遇到疑问，可以出现场鉴定。这段时间的工作，用“马不停蹄”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有了新技术、新手段以及充足经费的加持，还有冀淑英等前辈打下的《善本总目》的基础，鉴定工作比以前更加便利，也有了更高的效率。经过15年的努力，全国的古籍普查完成了90%，6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所评出的13026部（组）珍贵古籍得到更妥善的保护，6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共有203家单位入选；20个省区建立《省级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25476部，19个省区命名246家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通过评审，带动全国1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不同程度地改善库房条件，使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2014年，我们制定实施国家标准《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为各地建设古籍书库、改善古籍存藏环境提供标准规范。
普查中，常常有之前不曾著录过的古籍被重新发现，让领导、专家、藏家、普查参与者激动不已。依然记得，当《旁唐目录》《释量论》出现在名录中的时候，王尧先生难以抑制的泪水，率先带领学生进入国家图书馆上古籍鉴定保护实践课时，董洪利老师的那份喜悦，更难以忘记海外回归一册“湖”字韵《永乐大典》时，傅熹年先生自然流露的那份欣喜。
海外回归的“湖”字韵《永乐大典》
说起那册《永乐大典》，不得不说是天假机缘。2007年底，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华东组在上海督导，意外获知加拿大华侨袁女士将家藏一册尚保留明代包背装的《永乐大典》带回国，希望此书回归故土。督导专家与袁女士见面后，看见书兴奋不已，打回电话与国家图书馆核对确认。经文化部、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以及一众专家的协作，在国家文物征集款的支持下，此书与国家图书馆馆藏其他《永乐大典》团聚。国图恰好存此本的前、后各一册，此册的发现，使“湖”字部分内容前后相缀、更为完善。她的发现和购藏，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流散海外的中华典籍实体回归祖国的成功案例，是给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一份厚礼。
其后，传世孤罕的《开宝藏》零卷、阮元《十三经注疏》的一部分稿本、三件早期印刷品、西夏文献等都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入藏国家图书馆。
普查中，藏有十万余册古籍的军事科学院图书馆、3万余册古籍的皖西学院等机构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还发现了民间藏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胡承龙刻本《本草纲目》、南宋宝祐元年（1253）刻本《五灯会元》等。
15年间，进展最令人欣喜的是古籍的修复。2010年全国评出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以点带面重点推进古籍修复工作，国家图书馆的清宫“天禄琳琅”“西夏文献修复”“西域文献修复”“三件早期印刷品”修复专项，云南省图书馆“纳格拉洞藏经”修复、山西宋辽金元珍贵古籍修复、山东《文选》修复、天津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合作的周叔弢藏敦煌遗书残片修复等一批修复项目，古籍修复总量超过380万叶。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技艺、传统书籍装帧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年，只有不足百人的修复师队伍在短期培训、师徒相传、学历教育等“三驾马车”的拉动下升至千人，不少高校还开设了相关课程甚至专业，培养的硕士也陆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修复队伍呈现年轻化、专业化的良好业态。社会对这些“大国工匠”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国家图书馆在十年间就有三位修复师被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部评为“全国技术能手”，媒体对于国图的采访几乎一半都是古籍修复相关内容，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瞭望东方周刊》就曾做过不同角度的报道，“奋斗者正青春”修复师群体的报道也在《新闻联播》播出，这些都让从业者备受鼓舞。
修复行业的发展也吸引了社会资金的注入：财通证券资助了五年的西夏文献修复；文保基金花呗专项资助了敦煌遗书、文学名著修复；字节跳动专项资助了永乐大典、样式雷图档、全形拓……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和时间赛跑，为珍贵古籍续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承、枝繁叶茂。
几年间，科技赋能古籍修复，古籍高清摄影、古籍修复用纸自行抄造、古籍修复浸染、纸张脱酸保护等领域多项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一批自主研发专利技术的转化利用。我所在的古籍馆研发的脱酸技术与设备，也进入转化应用推广阶段。1850—2000年150年间的文献纸张酸化严重，导致破损比例达90%以上，有的已经失去机械强度，成为濒危文献。这些技术的突破，使得濒危文献脱险成为可能。
这个阶段，我想到的关键词是“提升”。
活化利用，让珍贵古籍的生命有效延续
新的时代，传承手段和渠道越来越丰富，珍贵的古籍资源通过出版、数字化、展览、影视甚至游戏进入生活，文化基因得到有效传承，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中华再造善本》及续编出版后，古籍影印、整理、研究、出版成果越来越丰富，古籍目录、图录、影印丛书、整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地方典籍丛书编纂出版蓬勃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华医藏》《中华续道藏》各地文库如井喷般地涌现出来。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十三五”期间为各单位影印出版的古籍就超过1.5万种。国家图书馆的古籍特藏与近百家出版机构合作，近几年每年出版量可达3万余册，相当于每年一部《四库全书》的体量。近年《鲁迅手稿全集》《〈永乐大典〉影印本》《敦煌遗书书法精选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国家图书馆藏黄河历史文献》《国家图书馆碑帖综录》《国家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集成》《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古农书集成》《馆藏样式雷图档》的陆续出版发行，积极配合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古文字工程、黄河长江大运河文化公园、敦煌与“一带一路”等文化战略，方便了学术研究。此外，还陆续有人告诉我，有了国图古籍的出版物，他们在疫情封闭的情况下也完成了博士论文，再加上网上资源库，疫情中不来国图也能用到书。我们编写的《善本掌故丛书》，则用浅显的文字让更多人了解了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藏，并产生了深入探究古籍的愿望。
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工作会议
古籍数字化成果的公布，为古籍的利用插上了翅膀。我们依托国家图书馆丰富馆藏，通过自建、征集，“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数字资源超过10万部（件），并且采用免登录在线阅览方式，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公众对古籍资源的利用需求。通过联合发布，全国39家古籍收藏单位在线开放共享古籍数字资源超过2.2万部，极大地方便了用户。正在建设的智慧图书馆项目将会推进数字人文建设快速发展，让用户对传统文化的体验实现“可视可听”，数字中国中的古籍元素将点亮传统文化的传承普及。
展览是让观众亲近古籍的有效手段。自1905年实业家张謇创立中国第一座近代博物馆南通博物苑起，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已走过百年。百余年来，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在启迪民智、传播文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7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作出《关于国家图书馆加挂国家典籍博物馆牌子的批复》（中央编办复字〔2012〕130号）。作为以典籍为专题的博物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成为典籍收藏中心、研究保护中心、展示中心、交流中心、教育基地、公众文化娱乐休闲场所，在文化传承普及中发挥重要作用。八年中，从甲骨到近现代名家手稿，从诗经到红楼梦，从莎士比亚到汤显祖，文化在交流互鉴中启迪民智。我们的样式雷图档、年画、古籍文献还去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讲述”中国先民的创造和生活。走进博物馆的孩子们在这里研学体验、享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开蒙，文创产品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青年的时尚生活中亦有了古籍元素。对于大众较为陌生的古籍，我们还在展览中制作音视频予以推送。近年来，我们发现，来看典籍的人年龄跨度在逐渐增大。2018年春节，我们从旷世巨著《永乐大典》中选出象征吉祥的书叶供参观者摹写，竟出现排队现象，有的甚至是祖孙三代一起体验当年书籍的抄写过程。我们还欣喜地看到，这几年以典籍为主题的博物馆渐渐多了起来。
2021年大年初一，《典籍里的中国》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时间首播，从当代读书人到古代护书人的穿越，以跨越时空的对话，解读自古号称难读的《尚书》，辅以戏剧化、影视化的情境还原，带给观众沉浸式体验。唐代韩愈在《进学解》中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历代解释、疏说《尚书》的著作，从唐高宗时期的敦煌写本起，仅国图就有几十种不同时期的注释本。“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这些来自《尚书》的名言自古以来影响过多少人。它们通过《典籍里的中国》，又为更多人所了解。据统计，《典籍里的中国》第一季节目播出后，全网话题阅读量及播放量超60亿次，在海内外掀起“典籍热”。近期“一馔千年”“寻古中国”“春妮的周末时光”以及“中国地名大会”等也纷纷加入古籍元素，使古籍中的记载融入现代生活。
新媒体的运用，让古籍得到活化。2021年春节，在疫情笼罩下，国家图书馆和阅文集团合作，将国家图书馆珍贵藏品中的名家手书“福”字，结合年轻人喜欢的梗制作成福字故事手机壁纸进行推送，为疫情中坚守的读者送去极具仪式感的春节祝福。这一活动得到了广泛关注。典籍中，康熙、雍正、王羲之、颜真卿、赵孟頫等名家手书的“福”，让读者借手机阅读方式，秒懂汉字书写之美。这提示我们，在数字时代，古籍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触手可及”，会让受众喜闻乐见，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才能潜移默化成为基因，进而有效传承。
2022年新年伊始，国家图书馆携手阅文集团又发起“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以“让中国字源远流长，让好故事生生不息”为主题，通过甲骨文与网文跨越千年的碰撞，以“网文”助力古老的“甲骨文”在数字文明新时代焕发生机。先是在2022年元旦前夕，“2022阅字如愿”网络互动小游戏正式发布。在互动过程中，用户学到了“虎”“犬”“贝”“吉”等甲骨文，感受到甲骨文的魅力，丰富了疫情中的文化生活。一时间，手机被这一互动游戏“刷屏”，一小时后分享页的打开率便已高达63%。到1月10日，已有83万人次参与互动，此H5已作为亮点案例，上榜爱果果、H5案例分享等多个业界平台。然后，我们首次在阅文平台向社会公众发起“甲骨文”主题征文，十天时间收到来自2200位阅文作家的2500部优秀作品，超过70%是“90后”“00后”作家。穿越3000年的惊艳碰撞，成为国家图书馆和阅文集团献给读者的新年饕餮文化大餐。这次活动，甲骨文版站内互动活动曝光量高达2.15亿。我们欣喜地看到，新技术、新手段、新思维，让甲骨文从象牙塔走进生活，在现代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
2022年，我们根据从古籍中挖掘的音乐文献，与煤矿文工团联合跨界推出“古籍里的古曲”，让古籍可听、古曲可观，实现着古今的穿越、古籍古乐的融合。
古籍古曲演出后的合影
这一阶段如果用关键词来形容，我想应该是“赋活”。
习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古籍工作需要更多人加入、更多力量加持，也需要我们从业者更加全力以赴为之奋斗。之后的若干年，我想还会有更多的关键词去描述古籍事业的发展。我今天讲述的只是35年间和我所在的国家图书馆、和我本人参与的古籍工作相关的点点滴滴，这也是国家古籍工作的缩影，也可以视为古籍工作发展的风向标。对于我而言，一个平凡的生命遇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可用个人的几十年职业生涯为千年古籍续命，并与国家的文运紧密相连，我何其幸运。对承载着中华文脉的古籍而言，无论为之付出多少努力，都是值得的。
来源：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主管，中国文史出版社主办《纵横》，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