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间，他在孔子博物馆
“素手余馨”修文物
除尘、揭取、展平、加固、补缺……十年间，每一道纸质文物修复步骤的动作于艳龙都烂熟于心。而让“病”着的文物重新焕发生命，即是他身为文物修复者“素手余馨”的重要工作。
从2012年进入曲阜管理文物委员会，到2017年调入孔子博物馆，十年间，于艳龙经手修复过的国家级文物已达200余件，他正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担起了延续纸质文物生命的“第一健康责任人”。
与文物“长相守”需要技艺与耐心
孔庙正南，顺着大成路，便到了不少人来曲阜必会去的地方——孔子博物馆。
孔子博物馆是个既热闹又冷清的地方，称其热闹是因为他一年四季有无数游客驻足停留。话其冷清，则是在人声鼎沸之外，亦有一处鲜有人知的角落，那里的人日复一日地用心修复着一件件传世文物。
1月30日，记者即首次踏入那“冷清”之地，沿着长廊而行，一间标有文物修复室字样的工作室，推开两道门，一阵古旧书卷的气息迎面而来。而此时，孔子博物馆科技保护部副主任于艳龙正伏案于前，与他修复的古籍待在一起。
室内，白色工作照明灯下，于艳龙正着手修复有着200年历史的《纳书楹正集曲谱（卷四）》，其封面已是破旧不堪且污渍斑斑。
“纸张作为有机文物，寿命有限，而我们的工作即是通过修复为文物焕发‘新生机’，使文物更长久地保存下去。”在于艳龙眼中，文物修复师即是延续文物生命的“第一责任人”，容不得半点马虎。
一件纸质文物送来后，便会进行详细“会诊”。“修复古籍与人看病差不多，情况不同，检测结果不同，治疗方案就也不一样。”于艳龙说，《纳书楹正集曲谱（卷四）》一册85页，除封面外，其余书页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残损、断裂、虫蛀情况。因此，在修复之前，首先要对古籍进行现状调查及纸张纤维分析。待对古籍材质、病害分析清楚后，即会确定具体修复方法。
此时，修复工作便正式迈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历经拆书、除尘、清洗、溜口、补缺、压平、折页、锤平、齐栏、装订……十余道程序，一件文物才能修复如初。
而由于每件文物破损程度及修复难度各不相同，修复所需时间亦不相同，短则一月，长则需历时一整年。“纸质文物修复工作多数都需要耐得住寂寞，将残缺不全的纸展平、修复，需要的不仅是工艺，更多的是耐心。”于艳龙说。
五六人合修孔府档案
8000多页耗时数载
或许是纸质文物特有的历史厚重感，仿佛让修复者的性格也都沾染了这股子稳重的气息。起身、行走、拿物，纵使无关工作，他都依然保持着不紧不慢的节奏，似乎那份稳重、谨慎早已刻入骨子里。
看着如此专注于文物修复工作的于艳龙，很难想象在入行之初他也曾有过“抗拒”。“我研究生学的是考古专业，考古是面对未知的探索，而文物修复则是对已知的完成。”于艳龙坦言，报考专业之初，本以为可以去野外考察，走遍全国。但没想到，最终被“困”在修复桌方寸之间，手中一本残破的古籍，四周被毛笔、浆糊、棕刷、镊子、剪刀等工具环绕，溜口、补洞、喷水、压平……每天的工作看起来十分单一、枯燥，但做着做着，他的心境很快发生了变化。看着一件件“伤痕累累”、缺乏生机的古籍、档案，经自己的手修复后重新焕发光彩，那份油然而生的成就感是其他无法比拟的。
而回望10年文物修复历程，参与修复孔府档案是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孔府档案体量大、修复耗时长，我们五六个人花了几年才完成了8000多页的修复。”于艳龙称。
孔府档案全称为“孔子世家明清文书档案”，记录了自明嘉靖年间直至民国孔府的各项活动，历明、清、民国400余年历史，总共30余万件，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面对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传世之物，修复压力更不言而喻。从公文到簿册、信件……类型多样，部分絮化严重、遇水成泥的纸张，为修复增加了不少难度。“之前我们多采用整体托裱的方法，现在采用局部病害处理修复，虽然修复技艺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但能够保留文献原装帧形式，尊重文献历史真实性。”于艳龙坦言，纸质文物修复不仅是个手艺活，更是一个需要细心钻研的活。无论修复何物，都没有百灵百验的模本。因此，修复亦是思考的过程，纵使已有同类藏品修复经验，但再遇时，亦需多探索、多研究，不断找寻最优修复方法。
就这样，十年间，他拜师胡玉清导师（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提升修复技艺，并先后主持参与完成《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清洁保护、褡裢装袖珍《四书》手写本保护修复、孔府档案、古籍善本保护修复项目等249件/套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
而这份探索，他坚信自己将永远在追寻路上。
手握修复之技
扛起文化传承之责
于艳龙所从事的纸质文物修复领域虽较为小众，但所修复的文物范畴可占据孔子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半壁江山”。
“我们馆藏文物70万件，纸质文物就可达30余万件。”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介绍，与其他博物馆相比，孔子博物馆纸质文物占比较大，除书画外，亦有不少宋元明清时的古籍、档案。由于纸质文物纸质脆弱、易受环境影响等，致使在保护过程中难度较大。因此，修复即是保护的前提，纸质文物修复师也显得尤为重要。
“在我们科技保护队伍中，于艳龙是我们队伍中成长最快的，去年年底被任命为科技保护部负责人。”杨金泉说，文物修复需要传承，需要手把手的传授。而于艳龙即是在博物馆2018年成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传习所时，拜师胡玉清，系统学习古籍修复技艺。如今，已可独当一面，为守护古籍，延续修复技艺，传承中华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于老师总是做地多，说得少，是我们心中的主心骨。”2022年刚入职的新人魏然主攻方向为书画修复，从理论到实操的转变，着实让她苦恼过。某次她所修复的书画粘连、破损严重，揭裱时稍有不慎便会对文物造成损伤。一时间，她有些慌了神，一旁的于艳龙看出了她的紧张，便主动要求为她演示实操一下。那一刻虽话语不多，但魏然却在演示中学会了更为熟练的揭裱手法。再次修复时，心中也多了份底气。
“他不仅常将好的修复方法分享给我们，平时也愿意深入研究文物背后的故事。”在共事4年的同事宋美毅眼中，文物是不可再生的，修复它除了要有技艺，修复者还必须有一份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必须怀有一颗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之心。于艳龙就是这样做的。
“在修复顺兴号钱票时，他不仅完成修复，还围绕顺兴号钱票的历史、修复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了两篇论文发表。”宋美毅说。
而她所提及的论文，即是于艳龙分别发表于《中国钱币》与《文物天地》上的，《孔府“顺兴号”钱票历史初探》和《浅析清光绪『顺兴号』钱票的保护修复》。
为何独对“顺兴号”钱票深究，于艳龙有着自己的初衷与想法。“‘顺兴号’钱票是在进行孔府档案散档整理中的重要发现之一。”于艳龙表示，“顺兴号”钱票是清光绪年间孔府顺兴号钱店发行的地方型钱票，其流通范围在曲阜及周边几个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地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研究地方经济史等就有重要意义。同时钱票的发现即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相关事件所佐证。
不仅如此，该钱票正反两面均有书写文字，或有红色印章，且多存有加贴多层纸条的情况，在保护修复过程亦有创新修复之法可分享。便于为同行业者在修复此类纸质文物时，提供参考和借鉴。
“修复文物，也有传承文化之责。”于他而言，身为文物修复师虽肩负着延续文物生命的使命，但文物价值的深入挖掘及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更需多加探索，今后，他愿将更多有价值的文物历史“写出来”，为文化两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源：齐鲁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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