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
古籍修复师袁东珏：
为古籍“号脉治病”
3月23日，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袁东珏手握马蹄刀，一双巧手在纸间翻飞，明刻版《文心雕龙》在她手中得到细心修复。“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句出于《文心雕龙》的名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袁东珏的写照。
在过去近40年里，袁东珏修复的各类珍贵古籍及书画、图档资料多达355种、4088册，总量超55000叶。其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25种、190册、7350叶。
袁东珏修复的清康熙年间瓷板印本《周易说略》
获全国古籍修复技术竞赛优秀奖
获全国古籍修复技术竞赛优秀奖
埋首故纸，不辍耕耘，书叶里的天头、地脚、边栏建构起了她生命的经纬，也勾连起了近40年四川古籍修复演变史。她以匠心守望，让古籍重焕青春华彩。
古籍修复师就是“书病”的医生
走进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袁东珏的修复台就在最中间。桌上，马蹄刀、针锥、喷壶、量筒、毛笔、镊子、尺子、刷子……近30种工具分列其上，袁东珏正忙着以“金镶玉”的方式修复《文心雕龙》。
修复古籍需要用的工具
因环境条件、保存不当等原因，书会出现絮化、鼠啮、破损、污渍、虫蛀等问题，有“病”就需治，修复师就是专治“书病”的医生。
古籍修复师袁东珏
指着书中夹杂的一页档案纸，袁东珏将古籍修复的步骤一一道来：书从书库提取后，先要拍照存档，记录现存的种种“病害”，再确定相应的修复方案，进行古籍修复。古籍修复并非易事。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中写下古籍修复师应具备“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等特性。针对古籍病害不同，修复师需对症下药。
明刻本《陈伯玉文集十卷》收录了唐代诗人陈子昂的作品，对于研究其文风具有极高意义。该书为李一氓先生捐赠。修复时，袁东珏将书拆开，反面朝上，用毛笔蘸上糨糊，把相同材质、色泽相近的补纸贴到破损部位，只保留2毫米的重叠部分，再把多余的补纸撕下。修复之前，书籍的书签已布满污垢，袁东珏将书签揭下修补洗净后，书签上原有的金粉露出了本色。之后，袁东珏利用国画颜料曙红、钛白、赭红、墨色调配成藕荷色，染色宣纸、补书皮，内页用毛太纸，溜口用皮纸染成相近颜色进行修补。
明刻本《陈伯玉文集十卷》收录了唐代诗人陈子昂的作品，对于研究其文风具有极高意义。该书为李一氓先生捐赠。修复时，袁东珏将书拆开，反面朝上，用毛笔蘸上糨糊，把相同材质、色泽相近的补纸贴到破损部位，只保留2毫米的重叠部分，再把多余的补纸撕下。修复之前，书籍的书签已布满污垢，袁东珏将书签揭下修补洗净后，书签上原有的金粉露出了本色。之后，袁东珏利用国画颜料曙红、钛白、赭红、墨色调配成藕荷色，染色宣纸、补书皮，内页用毛太纸，溜口用皮纸染成相近颜色进行修补。
修复前的《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
修复后的《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
袁东珏正在修复《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
明刻版《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是近年来四川省图书馆修复的重要古籍。它是明代张世贤注释的一部医经著作，刊于1510年，共八卷。袁东珏回忆，这部书是在四川省古籍普查中发现的。该书送来时，纸张老化、脆化问题严重。最小的碎片仅一厘米长，还原非常困难。“比如，书中‘五行相生’中的‘相’字就断裂开来，和其他文字碎片混在一起。我依据边栏一块一块对照，才最终找到断裂的碎片。”每次修复，她都屏住呼吸，生怕将碎片吹飞。不过，将一个个碎片拼接后，她也很有成就感，“和年轻人玩拼图一样，折磨又有趣”。
一次培训让她甘愿与古籍伴终身
20世纪80年代，举步维艰的古籍修复正从漫长的寒冬中苏醒。1983年，古籍修复培训班分别在浙江杭州和上海两地举办，师资力量相当强大。凭借在印刷厂制作精装书和平装书的经验，袁东珏受单位推荐，接受了为期一年的系统培训。如今，培训班中的不少人已成为中国古籍修复界的中流砥柱。对当时的培训内容，袁东珏记忆犹新：“课程分为半天理论、半天实操，培训内容从纸张鉴定、古籍版本到修复技巧等均有涉及。”这次培训，让她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一次培训让她甘愿与古籍伴终身
20世纪80年代，举步维艰的古籍修复正从漫长的寒冬中苏醒。1983年，古籍修复培训班分别在浙江杭州和上海两地举办，师资力量相当强大。凭借在印刷厂制作精装书和平装书的经验，袁东珏受单位推荐，接受了为期一年的系统培训。如今，培训班中的不少人已成为中国古籍修复界的中流砥柱。对当时的培训内容，袁东珏记忆犹新：“课程分为半天理论、半天实操，培训内容从纸张鉴定、古籍版本到修复技巧等均有涉及。”这次培训，让她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参加杭州培训之前，时任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主任沙铭璞老先生还特别将一块用棉布包裹的厚厚的书砖交给袁东珏，并叮嘱要把这部书抢救出来。“当时，四川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已中断了很多年，古籍修复工作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沙老希望我回来后能把这项工作接起来。”
白天上课，晚上袁东珏就在老师指导下修复古籍。因为带来的书砖页面已严重粘连，只能用起子小心翼翼将书叶揭开，再慢慢处理霉变、书洞等问题。等到课程结束，这本书砖也修复完毕。后来，袁东珏才知道，这本古籍是清乾隆年间的《中江县志》。
1984年，袁东珏学成归来，在领导的支持下，四川省图书馆将两间废旧房间划出来，为新成立的古籍修复部所用。一间陋室，一个人，数册待修古籍。从1984年起，她投身古籍修复工作，且乐不知倦，独自坚守18年。直到2002年，陆续有新人加入。
在政策的推动下，古籍修复渐入佳境，四川的古籍保护也走上了“快车道”。在四川省图书馆抢救的古籍中，九成以上都有袁东珏的参与，其中不乏镇馆之宝《洪武南藏》、宋刻本的《茶经》、清康熙年间瓷板印本《周易说略》等珍本、孤本。同时，她还通过各类授课形式教授学生达千余人次，以“师带徒”的形式正式传承弟子14人。
记者手记
一个活得“漂亮”的人
袁东珏的母亲是四川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发现十多种野生杜鹃花，被尊称为“杜鹃婆婆”。小时候，袁东珏住在四川大学铮楼，楼下种着不少木槿花。“木槿花可供食用，叶子揉碎会生出黏液，这个黏液在造纸工艺中就是天然的悬浮液。”母亲教导她的植物“密码”，长久地封存在脑海，直到她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和纸张长期打交道，才慢慢发挥作用。她说，自己对于很多植物的巧用都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修复古籍，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受母亲影响，她也善于在严肃中找乐趣。她是一个极有毅力的人，保持了良好的健身习惯；她也爱美，对服装、配饰到生活中的装饰都很讲究。她说，活得漂亮和年龄无关。袁东珏对美的追求，也延伸到了修复古籍中。宋代百川学海版本的《茶经》，是目前国内已知《茶经》的最早版本之一。修复《茶经》时，为了达到“修旧如旧”美感，她用栎树果壳染制纸张，果壳还是她从浙江杭州带回来的。其他善本修复，她也会用宋锦或者其他材料，给古籍加一个函套，美观大方。
她和古籍逐渐建立了一种独特的默契，也有着很强的学习欲。多年来，她苦学不辍，已系统掌握了中国书史、文献学、档案学等知识。此外，她还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知识库，学习了不少化学、生物等方面的新知识，掌握了纸浆补孔机、多功能纤维测量仪等新技术、新设备。
年过七旬的袁东珏最近忙着研究“蝴蝶镶”，这是一种失传已久的古籍装帧形式。她说，已经找到突破口。（记者边钰 摄影向宇）
来源：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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