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室的修复机器。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正在修复古籍。张文静摄

■本报记者 张文静

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走红，隐藏在幕后的文物修复师等职业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图书馆里，还有一群人正承担着为中华古籍“治病”的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传统的技艺正在进行着新旧传承和与科技手段的融合。

会说话的文物

“不少人认为古籍就是一本书，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会说话的文物。”提到古籍的意义，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教授刘家真说道，“古籍里面的文字可以直接、明确地告诉你中国人的智慧、成就以及中国的历史，它是我们炎黄子孙的共同记忆。”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中国有几千年文明史，书籍作为文明的标志，也与中国文明社会一道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书籍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至今，古籍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比如，在西域出土的不少珍贵文书，就为人们了解当时西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切实的史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介绍说，“如研究于阗地区税制的最好文书就是贞元六年全年的税账，足有一米多长。过去日本学者说西域没有税粮制度，但我们的文书上用汉字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收税的一笔一笔账。这类文书展现了西域地区多民族、多文化的状态。我们现在研究丝绸之路、谈‘一带一路’，这些文书就是最好的材料。”

在刘家真看来，古籍里面扎着中华民族的根，保护古籍就是保护全球华人的记忆，也是保护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但是中华古籍历经久远，在流传过程中如果保存不当，就会形成破损。所以，对古籍的保护和修复也一直在持续着。

史料记载，唐代以来中央藏书机构就已有书籍修复人员。宋代时，书籍的装订人员被称为“裱褙匠”“装背匠”。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仅有几家图书馆有专门的修复部门。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的古籍修复部门就是一家“百年老店”，从1918年组建古籍修复室至今，古籍修复工作已有近百年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图已经完成了四次大规模古籍修复工作，包括1991年启动的“敦煌遗书”的大规模修复工作、2002年初启动的《永乐大典》修复与保护工程、2004年开始的对120多册（件）西夏文献的修复工作和2013年启动的“天禄琳琅”的修复工程。

当老师傅遇到年轻人

国图古籍馆的古籍修复师郭志新正在修复的就是“天禄琳琅”项目中的《元板事文类聚翰墨全书》。

“天禄琳琅”是清代皇室典藏珍籍的代称，汇聚宋、元、明时代珍籍善本，是中国古籍中的奇珍。由于该批书籍传世久远，入藏前又有部分书籍曾被水浸、火烬等，书籍中存在着严重的纸张糟朽、絮化、粘连、原装帧结构解体等问题。

古籍修复是个连续性很强的工作，每个环节的衔接都非常重要。比如，刚在纸张上喷完水，就要趁着潮湿赶紧抚平、粘贴，一旦水分挥发了，纸张就皱了，就需要再次喷水，这样会对古籍造成二次伤害。所以，郭志新的工作需要很强的专注力，每天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很少起身。

七年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郭志新来到国图工作，在此之前，她对古籍修复具体技巧一无所知。郭志新的技术完全是从她的师傅、古籍修复专家、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那里学到的。与杜伟生43年的从业时间相比，郭志新还算是个新人。

在国图，专门的古籍修复师现在有19位，已经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这其中包括从业几十年的老师傅，也有刚入行一两年的年轻人。国图的古籍修复室就是他们的“战场”，那里摆放着几张宽大的办公桌，桌上放着放大镜、冷光源补书板、毛笔、剪子等工具，这些就是他们的“武器”。

过去，在古籍修复这一行，老师傅带几个小徒弟手把手地教，是技艺传承的主要方式。杜伟生自己也是这样学手艺的。如今，已经有了八位徒弟的杜伟生，师与徒的关系已与原来不同。

“对于古籍修复这样的手艺活来说，师带徒的形式仍有生命力。老师傅的学历不是很高，但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年轻人则毕业于美术史、化学、汉语言文学等不同专业，在纸张成分分析、修复色彩配比、临摹等方面更能发挥专业优势。所以，现在国图师带徒的形式也与以往不同了，年轻人在继承老师傅修复技巧和经验的同时，也与师傅一起做实验、研发设备。”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说。

对于自己的古籍修复工作，杜伟生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么多年来，我修复过的《敦煌遗书》和《西夏说法图》应该说是难度最高的。《西夏说法图》底下有一个小卷，时间长了磨损后卷起来了，稍微不注意，一动就碎，仅仅是打开那个卷，我就用了一个星期。古籍的纸张品类特别多，即使是一个厂家出的，不同季节出的纸都不一样。一旦不小心，就对古籍造成了损害，所以修复一定要加倍小心。”

这种耐心细致的工匠精神也是年轻人从老师傅那里继承的宝贵财富。“老师傅们让我们看到，古籍修复首先要把书籍当成有生命的病人，要抱有极大的耐心。可能年轻人在修复辅助工具的使用上、对仪器设备的操作上比老师傅熟练，但老师傅的修复技法和敬业精神，是我们永远需要学习的。”郭志新说。

经验与科技相融合

古籍修复是个古老的手艺，有些古人的修复方法，我们现在仍在使用。比如，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记载：“书有毁裂……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微相入技术，即书页破损边缘跟补纸边缘的纤维只能微搭，这样才能保证书的厚度不变。古籍修复也是个经验活，日复一日的拆书、洗书、补书、折页、喷水、剪页、压平、捶书等十余道工序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是古籍修复师的最大财富。

但如今在国图古籍修复室，无论是老师傅还是年轻人，也都在拥抱新科技为古籍修复带来的便利。“比如要对古籍纸张的成分进行鉴别，判断是麻纸、竹纸还是混料纸，以前的师傅用手一摸便知，但这手艺没个十年八年是学不出来的。即便学出来了，也有摸错的时候。现在，我们有了显微镜，把书放在显微镜下，一下子就能鉴别出纸张的成分，还不会出错。”杜伟生说。

在修复室，还有一台类似于打印机的机器。杜伟生介绍说，这是一台“纸浆补书机”。用这台机器，几十秒就补好一叶书。用机器修补古籍，一人一天可以修补40叶，相比之下，人工修补一件一级破损的古籍，一天只能修补1~4叶。“但机器虽好，却也不是什么都能做。”杜伟生补充道，“比如‘纸浆补书机’就不能修补缝隙，也不能修补跑墨掉色的古籍，有些工作机器还是代替不了的。”

除了增加修复机器外，国图下设的古籍保护科技重点实验室还在加紧解决修复技术难题。比如针对古籍酸化的问题，2015年，该实验室就对国外文献脱酸溶液、工艺路线和脱酸设备进行研究和改进，研制出无闪点、安全性更高的脱酸溶剂以及小型一体化批量脱酸试验机，有效实现了古籍脱酸。

“还有对纸张纤维、纸张酸碱度、纸张的拉力等指标的检测，对书库的空气检测等工作，原来都是需要请外面的公司来做，现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就可以做。”陈红彦介绍说。

但陈红彦也坦言，利用科技手段来进行古籍修复，国图现在仍处于初步阶段。“在这方面，我们与国外先进的水平还差得很远。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加强与国内科研机构的合作，也与国外同行建立交流机制，扩展我们的视野，借鉴已有的成果，促进古籍修复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进一步融合，相信会给古籍修复带来更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