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与“外”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当这组概念与中国古籍和古文献学的联系日渐紧密的时候，中国古文献学的历史将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同时，它也将成为中国学术国际化建设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复兴的又一个具体体现。从中国古文献学的角度明确提出其涉外问题，旨在以国际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古籍及中国古文献学研究。本文尝试从当今凸显的许多有涉外特征的古籍入手，探讨古文献学研究在其影响下所出现的新问题。这是中国古文献学国际化建设的重要起点，是拓展中国古籍和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维度的自觉。

一、中国古籍的“中国”问题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1]1。这里的古籍其实就是“中国古籍”，只是这个内涵界定更侧重“古籍”二字的具体阐发，而对概念中“中国”的含义语焉不详。关于“中国”古籍中“中国”二字的内涵以往并未明确界定和深入探讨，中国学者大体约定俗成地认为，刊刻出版并收藏在中国境内的、作者是中国人的、以汉语或中国境内其它民族语言编撰的古籍就是“中国”古籍。然而，近些年随着古文献学学术的繁荣发展，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学界对中国古籍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内”与“外”的边界在被突破与融合。在具体的古籍整理实践中，遇到的相关具体问题也不一而足，很多时候需要暂停工作，思考和界定中国古籍的概念问题。因此，为当代中国古籍整理工作和古文献学研究服务计，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之上，根据古籍整理的相关情况加以总结，补充中国古籍之“中国”的内涵和外延，是必要且重要的。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地域、作者、语言三个方面。

所谓地域的问题，指中国国内与国外之别，其实是说域外中国古籍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界定“中国”，需要结合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知识，注意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边界的变更与边界内外的差异。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拥有主权的地区统称为“国内”。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古籍，原则上应该是指产生、流通、收藏于中国国内的古籍。但是，在“域外汉籍热”的刺激下，究竟怎么看待域外的——即流通、收藏于国外的——中国古籍就变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中国古已有中外文献的交流，中国古籍流传海外的情况早已存在。例如，165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返回欧洲时，把他在中国搜集到的中国书籍带回欧洲；1682年，柏应理抵达罗马时，一次就携带中国书籍400多册；1694年，白晋返回法国时，将中国书籍300多卷赠送给法国国王等[2]41-42。中国古籍流传海外后，被国外学者与机构翻刻的情况也很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和刻本”，即日本刊刻的中国古籍，主要指日本明治维新以前，1603-1866年间大批翻刻的中国汉语书籍。张元济主持编纂的《四部丛刊》就收录了日本正平本《论语》、天明本《群书治要》等一批可以对中国传世典籍有所补益的重要典籍。虽然，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有了域外中国古籍的问题，但是，直到20世纪末“域外汉籍”兴起，它才被中国学界所关注。目前，中国学界对于“域外汉籍是中国古籍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已达成共识。国外图书馆所编的馆藏汉籍图书目录便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3]，流传并收藏于海外(国外)的中国古籍也被中国学者陆续考查、整理、挑选、影印回国，并在国内出版、流通，以飨学界。这些工作如今依然方兴未艾，像《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录》《西班牙藏中文古籍书录》等书目，都是海外藏中国古籍整理编目的成果。而《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则是域外汉籍整理出版的代表作。因此，与中国地域内外相关的“中国”古籍问题中，中国境外的汉语古籍是中国古籍已毋庸置疑。

所谓作者的问题，即中国古籍的作者的国籍是不是中国，其实说的是外国人所作或整理的中国古籍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汉语古籍在中国产生、流通和收藏，但作者是外国人，这种古籍算不算中国古籍？这个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这种情况较为集中的一个古籍群是晚明时期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在中国用汉语编撰的书籍。在这些古籍中，有些是外国传教士独立撰写的，像利玛窦(Matto Ricci)的《天主实义》《同文算指》，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的《七克》，艾儒略(Jules Aleni)的《性学觕述》《三山论学记》等；有些是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完成的，例如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的《几何原理》、邓玉函(Jean Terrenz)和王徵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等。根据相关研究统计，著录天主教文献的古籍目录书就不少于50种[4]；仅“明末至清嘉庆时期的天主教中文书籍，大约有千余部，诗词、信函、档案等其他类型的文献，则起码有数千种之数”[5]87；这些文献从晚明产生起，就已被著录于《赵定宇书目》《脉望馆书目》，甚至《四库全书总目》等中国古籍目录中[4]；而影印出版的天主教文献丛书，除了上文提到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还有《天学初函》《天主教东传文献》《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等；注释整理本则有《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等。

所谓语言的差异，是指中国的语言和外国语的差异，其实是古籍文本的语种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种民族文化的国家，但以汉族、汉语和汉文化为主，这里的中国的语言即以汉语为代表，包括中国境内其它民族语言。而外国的语种则是其他国家诸如日、韩、英、法、德、意等语言种类。与这个问题关系密切的一个概念是“汉籍”。虽然“汉籍”曾指代过汉代典籍，但相对于国外，近现代中国往往采用其汉文典籍之意。“域外汉籍”中的“汉籍”主要就是指用汉语编撰的古籍。也就是说，该古籍是否是用汉语编著的被视为判断其是否为“中国”古籍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除了大量中国本土产生的汉语古籍以外，儒家汉语言文化圈的问题亦需重视。汉字在历史上的东亚或东南亚曾经是通用文字。朝鲜使臣李粹光《芝峰先生集》曾多次以汉语记载他在北京与越南使臣、琉球使臣之间的诗文之交。我们应该将视野扩大至整个东亚历史上的汉语书写传统，将朝鲜、日本、越南学者以汉语撰写的古籍纳入中国古籍的范畴。或者，至少在一些古籍整理工作中，为学术文化计而将其列入。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收录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那么，由这些东亚或东南亚学者用外语所作的对中国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中译本算不算中国古籍？例如，由日本高岛吞象著、清代王治本译、孙正治点校的《高岛易断：易经活解活断800例》[6]。再如，日本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编著的《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是作者以日本收藏版本目录之书最丰富的静嘉堂文库藏书为主，配以作者架藏，并补以东京帝国大学藏书及其友人麓保孝收集之书而作的解题书目，而且还附入了《经籍访古志》《古文旧书考》等日本人编著的中文之作[7]。答案是，这些以汉语编撰或者被翻译成汉语的、与中国古籍密切相关的成果也应该纳入中国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范畴。

那么，以外语撰成，但流传、收藏于中国的古籍算不算中国古籍？例如中国各图书馆收藏的外文类图书。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堂书目》(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中就著录有4101部西文善本。这批古籍作为晚明以来陆续进入中国、几百年来在中国流通、现保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或中国民众的私人藏书中的在华西语文献群，曾是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载体与“亲历者”，已被有些学者视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再如上海图书馆编的《上海图书馆馆藏旧版日文文献总目》所收录的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旧版日文文献41766条，包括图书、期刊、文集、小册子、手写本、非正式出版物等，覆盖馆藏八万余册。其出版时间为日本宽政四年(1792年)至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刊行的日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为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图书。它们存在于中国大地，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文化与文献的联系，应该算作外延意义上的“中国”古籍而被中国古文献学者所留意。

虽然上述分析是将相关问题清晰划分成三种而论，但实际情况比理论分析要复杂许多。对于每一部古籍而言，它们都是这部书的基本信息，但在实际的整理工作中，学者们需要综合考虑这些标准。这就是当代重要的涉外汉籍的整理标准要宽泛很多的原因。例如郝润华和侯富芳在编著《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籍目录提要》的时候，就酌情收录了一些域外汉籍目录，像“域外汉籍综合目录”、“域外汉籍善本”、“域外方志目录”、“域外汉籍文学书目”、“域外版本图录”以及“域外目录之目录”[8]。梵蒂冈图书馆、罗马智慧大学孔子学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大象出版社几方联手，精心遴选、复制、整理、汇编的《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既是影印的域外汉籍，其所收录的汉籍的作者又兼具中外。再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共同主持编纂，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出任顾问或编委的，旨在对域外汉籍进行完整而系统的整理，遴选孤本和善本，借此准确把握汉文古籍在域外流传、遗散、收藏、保存的基本状况，为学界提供研究基础，抢救性地保护世界范围内的汉字文化遗产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所收书籍均影印自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稀见的汉文文献，主要内容有三部分：一是中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述，这就打破了传统的地域界限；二是域外钞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三是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这两条则又同时打破了整理和研究者的国籍界限。而其附录的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则进一步突破了语种的界限。

二、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古文献学是以中国古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既然中国古籍及相关整理工作涉外的部分已很难被忽视，那么中国古文献学研究必然会在其影响下出现新的研究热点。

第一，古文献学的基本概念更新和基本理论新构建。在国际化浪潮汹涌的今天，对“中国”古籍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审视和总结。成为中国古文献学基本概念更新的一个重要工作。由于中国古籍的“中国”涉及地域、作者和语言三个主要问题，那么所谓中国古籍实际包括12种情况，分别是“中国产生、作者为中国人”；“中国产生、作者为外国人”；“外国产生、作者为中国人”；“外国产生、作者为外国人”；“中国产生、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其它民族语言”；“中国产生、语言为外语”；“外国产生、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其它民族语言”；“外国产生、语言为外语”；“作者为中国人、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其它民族语言”；“作者为中国人、语言为外语”；“作者为外国人、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其它民族语言”；“作者为外国人、语言为外语”等。因此，中国古籍实际上有三个层次：其最核心的部分是指在中国国内产生、作者为中国人、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境内其它民族语言的古籍，这既包括在中国的中国古籍和流通、收藏在国外的中国古籍；而以核心中国古籍为底本产生的衍生品，以及对核心中国古籍及其衍生作品进行再整理的相关成果也可纳入中国古籍范畴，视为中国古籍内涵的第二层次；既不在中国产生、作者亦非中国学者、语言也不是汉语或中国境内其它民族语言，但与中国历史文化密不可分并收藏于中国的外语古籍，则可视为最外围的中国古籍，此为中国古籍的外延。当然，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一个逐步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但是，对中国古籍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新界定是当代中国古文献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亦是中国古文献学国际化建设的起点。

一旦视野被打开，中国古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就会受到新的冲击。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古文献研究者尝试对“文献学”一词的缘起进行考察，并梳理日本和德国“文献学”的情况，对它们与中国文献学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欧美文献学领域的“新书籍史”研究给中国历史文献学带来的改变。张升近些年对西方“新书籍史”研究用力颇多，不仅梳理了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专著、学者及观点，还关注西方对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新书籍史对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启示，认为新书籍史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带入文献学领域，为古文献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张升在西方新书籍史研究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古文献学，认为“文献学是研究有关文献产生、流通、收藏与整理的学问”。他在其新作《历史文献学》中突破传统，按照“文献学的理论与研究资料”、“文献的产生”、“文献的流通”、“文献的收藏”、“文献的整理”的思路诠释了整体文献学的理念[9]。另外，对国际相关研究成果的参考和利用，也极大地补充甚至改写了一些中国古文献学史及其相关专题的内容。

第二，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的深入开展。一个方面，域外汉籍及相关文献的整理工作更加多样化。除了继续将域外汉籍善本分批影印回国出版，为保护中国古籍、为学界提供更多宝贵文本之外，很多域外文献整理的系列成果出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出版反映东亚中、日、韩、越交流状况的使行文献丛书即是一例。他们倡导“从周边看世界”，秉持借助异域眼光打量自己，以及域外文献亦是中国史研究、中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宝库的理念，继《越南汉文燕行之文献集成》《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之后，又整理出版了《朝鲜通信史文献选编》，弥补了中国学术界在通信使文献整理上的空白。再如《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收录了耶鲁大学所藏容闳致各方友人13封书信、容闳致卫三畏8封书信、容闳与耶鲁大学1854届同学相互留言选录，1902年1月1日至1902年11月29日的日记，以及甄选的37页容闳手迹。还有一种，是对域外文献的校勘、注释成果。例如，郝春文等著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三十卷，以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汉文非佛教文献为资料来源，将数百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古代写本，全部按号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尽可能地解决所涉及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每件文书释文后附有校记和一百年来学术界有关该文书的研究文献索引。另一个方面，对中国古籍在海外的流传及其影响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张西平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开始申请题为“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15年，他主持的“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更名为“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标志着域外汉籍与海外汉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并聚焦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研究。2015年，他的教育部重大课题结项书稿《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问世，成为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第一次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25个国家的传播做系统调查和研究的开拓者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相关研究的先锋。当然，在这股学术潮流中，还有很多相关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从钞本到刻本：中日〈论语〉文献研究》[10]、《越南汉籍文献论述》[11]等是著作代表；而论文则更多，例如《从西北汉简与朝鲜半岛出土(论语)简看汉代儒家文化的流布》一文则利用中外出土文献考察了中国古籍《论语》及其对周边文化的影响[12]；而《陶渊明在朝鲜的接受与传播——以〈和归去来辞〉为中心》则是以文献为中心的专人研究，考察了中国晋代文学家陶渊明及其思想对朝鲜王朝的影响[13]。

其实，除了中国学界对中国古籍在域外的流传、收藏情况进行爬梳和整理以及对中国古籍在国外的影响进行研究之外，国际学者也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这一状况是以往学界关注和交流不多的部分。国外各大图书馆或博物馆都有重视馆藏中国古籍的传统，并从16世纪以来开展过不止一次的整理编目工作。除上文所述及的几部，再举几例，像1877年大英博物馆负责人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K.Douglas)编著的《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14]和法国伯希和编的《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15]，等等。另外，出于汉学研究的需要，国外学者对相关中国古籍进行编目的成果也有很多。如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编著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论著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16]，是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学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参考书，里面著录了很多相关中国古文献。此外，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籍的成果也应引起重视。杜鼎克的《晚明中国基督教研究五种》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一个例子[17]。这部研究论著中的研究对象就有晚明时期的中国古籍《南宫蜀牍》《破邪集》《圣朝佐辟》《主制群徵》，成为外国学者从文献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个案。

第三，开展中西方文献学比较研究，以资借鉴。世界文明多元共同发展，就古文献学科而言，中国有自己的古文献学，其他国家亦有自己的文献传承与古文献学。无论是古文献的内容、历史与独特性，还是古文献学相关的目录、版本校勘、注释等分支学科的理论、方法，都可以梳理、呈现于学林。就像白寿彝所说：“文化是赖比较而更明白的。”[18]434

中西校勘学比较研究的第一人应该是胡适。1933年，他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撰序，认为中国校勘学不如西洋。他说：“西洋印刷术起于十五世纪，比中国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书的古写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长。欧洲名著往往译成各国文字，古译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长。欧洲很早就有大学和图书馆，古本的保存比较容易，校书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较容易，所以，校勘之学比较普及，只算是治学的人一种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为一二杰出的人的专门事业，这是三长。在中国则刻印书流行以后，写本多被抛弃了；四方邻国偶有古本的流传，而无古书的古译本；大学与公家藏书又都不发达，私家学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够用，所以一千年来，够得上科学的校勘学者，不过三两人而已。”[19]122后来，胡适又进一步指出：“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颇使我惊异。但是，我也得承认，西方校勘学所用的方法，实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彻底，更科学化。”[20]135虽然这仅仅是谈及，还算不上真正的比较研究，但却为文献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方向。到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的引介一时成为热点。2006年，余英时为刘笑敢的《老子古今》撰写序言，认为西方“文本考证学”源远流长，倡导比较研究。他说：“西方在校雠、考证各方面都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文本处理的技术更是日新月异。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十分热心于中西哲学、文学以至于史学的比较，但相形之下，‘文本考证学’的中西比较，则少有问津者。事实上，由于研究对象——文本——的客观稳定性与具体性，这一方面的比较似乎更能凸显中西文化主要异同之所在。”近些年，苏杰将西方校勘学的相关理论和论著译介到中国，2009年编译出版了《西方校勘学论著选》[21]，2015年又翻译出版了西方古典学、校勘学经典名著《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22]，做了些基础性的工作。此外，相关研究课题的立项以及《20世纪西方文献学发展历程探析》《20世纪西方文献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等论文的发表也说明西方文献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第四，中国古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外文献交流史的研究是中国古文献学的有机内容，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独特存在。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提出“汉籍之路”，就是要强调典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的重大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除了丝绸、茶叶、奇器外，还有一种十分珍贵的东西——典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典籍交流已被国家高度重视。以往中外学者对文化交流的研究多侧重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而典籍文献往往被认为是历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其实，文献交流是文化交流——尤其是某些历史时期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是文化交流史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文献不仅是记录与保存文化的重要方式，在文化传播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这些中国古籍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流通的历史本身就是文献流通史的主要内容。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入华，西方书籍就是他们获得中国人好感的重要工具，不仅从欧洲募集大量西方书籍并携带至中国，而且将中国古籍携带、译介至欧洲，成为中西文献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1877年2月，英国哈福德史蒂夫·奥斯丁父子出版社出版的《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籍和印刷品目录》中有这样一段序言：“本目录包括的中国图书于不同时间、不同条件逐渐被收藏。图书馆小部分馆藏来自斯隆、哈利父子、旧皇室和兰斯等遗产，主要馆藏来自1825年赫尔(Fowler Hull)先生所赠。1843年，英国皇室将在鸦片战争中所获中国图书赠予图书馆。”记载了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从中国掠夺的中国古籍大约有2万册之巨。清末陆心源皕宋楼藏书甲于海内，其子陆树潘将其售于日本三菱财团岩崎家，落得“民族文化罪人”的骂名。而这四万多册中国古籍经过百年，完好保存至今，这又不得不归功于日本岩崎家的文化公益事业经营策略。201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入的“大仓文库”典籍，是1912年董康赴日时将自己诵芬室部分旧藏和谭锡庆正义斋的部分典籍售于大仓文化财团创始人大仓喜八郎的重要古籍，在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以“大仓藏书的名义”保存了一个世纪。这931部、28143册典籍返回北京大学图书馆，被以“大仓文库”专藏形式永久整体保存。这一段又一段的中外文献交流的故事告诉人们，古籍不仅是记录文化的载体，还是保存文化的功臣、传播文化的媒介。

三、中国古文献学涉外问题研究的意义

2016年由中华书局主持、国外多家藏书机构共同参与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已启动，被列入“十三五”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五大重点之一，是中华书局长期以来关注海外中国古籍的整理编目与出版工作的一个重大项目，旨在摸清海外图书馆存藏中国古籍的家底。这样看来，借助古籍数字化技术，《全球中国古籍联合目录》的编成指日可待。古籍数字化使传统古籍与当代世界先进的信息技术完美结合，建设“全球中国古籍数字图书馆”也会实现，中国古籍的国内、外地域差异问题有一天将会消失。其实，中国古籍数字化一直就不是技术层面的一个话题，而是一个对信息技术时代的中国古籍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等很多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性课题。而这些又势必会对“中国文化热”及“汉语热”继续在全球扩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目前，全球学汉语的人数和开设汉语课程的国家和地区数量激增，汉语教材已经进入美、英、日、韩等国的大中小学课堂。很多欧美汉学家自发研习中国古籍，并日益精通。可以想见，在国内、外产生的、作者为国外汉学家的中国古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汉语或外语成果也会日益增多，而这些外语类相关成果的中译版本也会增多。因此，相关的中国古籍的整理工作将会不断被提上日程，对中国古籍内涵和外延的清晰的认识必然会促进当代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顺利开展。

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古文献学的国际化建设的逐步展开。到目前为止，古文献学的国际化建设大概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从国内学者所开展的工作角度来看，最重要和突出的成就是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域外汉籍珍本文库》《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海外中文古籍总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等一批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成果是其代表。另外，中西文献学的比较研究出现，如从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的引介开始，到当下各种课题立项及相关成果发表，这方面的意识逐步增强，相关研究已经起步。还有国外书籍史等与文献学相关的专著汉译本的涌现，如苏杰编译的《书籍的历史》《书籍社会史》《印刷书的诞生》等。这些均是中国古文献学研究者在国际化浪潮下而初步产生的宝贵成果。但综合来看，国内古文献学研究者国际化建设的自觉意识还有待强化，有意识地、全面而深入地探研中国古籍与中国古文献学的整体世界形象及其贡献的研究尚显薄弱。对国外学者在中国古籍的整理研究及其对中国古文献学的了解与借鉴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没有系统梳理和总结。而要从中国古文献学的角度开启这一领域的研究，必须明确提出中国古籍及古文献学的涉外问题，自觉对其进行全面梳理与理论总结，并清晰认识和把握其对中国古文献学的贡献及其与海外汉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的互动关系。没有对中国古籍及古文献学的涉外问题进行的全面梳理和总结，就很难准确把握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和意义，遑论中西学者中国古文献整理与研究之比较。

提出中国古籍和古文献学的涉外问题，还是拓展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维度的自觉。20世纪初期，中国古文献学学科被提出并逐步建立起来。如今，中国古文献学的历史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由埋头梳理和总结中国古文献学的传统到自觉将中国古文献学置于全球视野重新审视，这是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维度的增加。维度的增加带来的将是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巨大变化。因为这样一来，所研究问题的参照物就会完全不同，其内涵和外延必然需要重新界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古文献学将可能被重建。当然，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是其技术革命性助力。在这样的技术支持下，当代的文献载体、文献的产生与流通、文献的收藏与利用乃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均产生了颠覆传统性的变化，中国古文献学的国际形象建设也得到极大的推动。

另外，中国古文献涉外的问题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和中国优秀传统文献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亦有重要价值。中国古籍及古文献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中国古籍及古文献的涉外问题，就是要从中国古籍及古文献学与其他国家或文化的关系、作用与价值的角度，以全球视野探索中国古籍与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对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给予重视与观照，才能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国古籍与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从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文化战略与中国优秀传统文献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提供中国古文献学角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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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毛瑞方(1979- )，女，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外文化与文献交流史研究。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