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纪事

陆其国 

本文叙述郑振铎先生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经历、艰辛和成果等，摘自《都会遗踪》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第十三辑。

　　在战火中毅然选择留下

　　世上爱书（包括古籍文献）的人不知凡几，但爱书能像郑振铎那样，不仅为一己之爱，更体现在为国家而爱者则不多。这就凸显了郑振铎爱书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当然不会凭空出世，而得经由思想浸润，然后慢慢从骨子里一点点渗透出来，再化显在其具体行为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37年8月13日，当日军将侵华战火悍然烧向上海，许多人纷纷逃离，郑振铎却毅然选择了留下。此时此刻，郑振铎甘愿留在战火骤起的上海的最大动因，就是为了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郑振铎曾在以纫秋山馆主人名义为《明季史料丛书》作的序言中写道：“语云，亡人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其所自出，昧其已往之光荣，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然史果可亡乎？……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郑振铎在国难降临之际，不避艰险，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动力，盖缘于此。将时针倒拨五年，郑振铎一定忘不了，1932年1月28日，日军飞机盘旋在上海闸北上空，将一颗颗血腥的炸弹扔下大地时，指挥这场野蛮轰炸的日军指挥官的狂妄放言：要灭亡中国，必先消灭中国文化；要消灭中国文化，必先消灭承载中国文化的传承之地！接着，日军指挥官悍然下令：炸毁坐落在闸北的“承载中国文化的传承之地”——商务印书馆！就这样，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矗立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就在一阵阵凄厉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变得千疮百孔。只一瞬间，藏于其中无计其数的浩瀚中国珍贵古籍文献，在一股股浓烈呛人的硝烟中化为灰烬，建筑则成为一片废墟。
　　在这场史称的“一二八”淞沪战役中，日军不仅把商务印书馆毁于一旦，也让嗜书如命的郑振铎个人损失了几十箱藏书。在为《中国版画史》一书写的长序中，郑振铎关于个人聚书情况，交代得更为详细：“凡兹所收图籍类多得之维艰，或节衣缩食，或更典售他书以得之，有已得之，竟以无力而复失去，有获一见，而力不能收，竟听其他售。一书之得失，每至形之梦寐，数年不能去怀。”又说：“集此千数百种书岂易事乎？往往斥半月粮，具大决心，始获得一二种。岂富商大贾，纨绔子弟辈之以书饰壁壮观者所能知其甘苦？殆如猩猩血，缕缕滴滴而出，无一非呕心镂肺之所得耶？”如此千辛万苦、聚沙成塔积累起来的藏书，如今不幸遭遇灭顶之灾，当事人所受到的身心巨创，岂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孰料，这样的心痛继“一二八”淞沪战役，五年后竟再次让郑振铎感同身受：“‘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拍拍，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为聋。昼时，天空营营若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尽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语声为所喑，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燋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这成了郑振铎久久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对此，与郑振铎同时代的作家唐弢曾写道：
　　大约是（1937年）八月二十日前后吧，战争正在进行，有一次我去看他（郑振铎），他一反常态地站在窗口，独自望着院子里出神，我悄悄地绕到他身后，循着他的视线看去，院子里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我轻轻地叫了声“郑先生”。他转过身，见到是我，一把将我拉到窗口，指着院子里的天空说：“你看！这些书……这些书！”
　　我没有看到什么书。闸北大火以后，烧过的纸灰和焦片飘浮到租界的上空，有一两天，空气里散落着灰烬。我知道西谛（郑振铎）有一部分写俗文学史的资料如弹词和宝卷，寄存在梧州路书店仓库里，那儿正是火线，保不定会付之一炬。但说梧州路烧掉的纸片飞到了庙弄郑家的院子里，我却不相信，距离实在太远了，除非这些书也像人一样通灵性。然而西谛是相信的。他认为这些都是从那里飘过来的纸片，而且其中就有他的弹词和宝卷。“都变成灰烬了。”他叹息说。
　　自“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成为“孤岛”起，至1941年岁末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侵入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约四年间，中国珍贵古籍文献迭遭厄运。尽管个人藏书遭遇灭顶之灾，但当国难降临，嗜书如郑振铎，在经历个人大损失时，他更看到了国家遭到的文化巨创。此时他还发现，当时上海流散着许多线装古籍，其中不乏珍本善本书，尤其是北京（当时称北平）和其他内地好书，它们的拥有者一时间纷纷汇聚在上海寻找市场。郑振铎和他们中不少人都认识，所以后者也愿意先期将欲出售的书籍先让郑振铎过目选购。这就使郑振铎有机会及时发现一些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好书。
　　这时候一个现象引起了郑振铎的警觉，那就是此时有一些日本人、美国人、汉奸也在千方百计搜集收购这些在战乱中流散的中国古籍文献。这一发现令郑振铎大吃一惊。他后来在所著《劫中得书记》一书中写道：“然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不留意访求，必将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每一念及，寸心如焚。祸等秦火，惨遭沦散。故余不自量，遇书必救。大类愚公移山，且将举鼎绝膑。”他还曾经这样慨叹：“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入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文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后来的事实果真被郑振铎不幸言中。
　　不久即有外电传来，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曾踌躇满志地自诩道，“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着，品类毕备”；该主任旋放言，“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以求深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振铎决定留在战火笼罩、硝烟弥漫中的上海，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行动之中。他已清醒地意识到“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也”。

践行抢救工作的曲折艰辛

在此不妨让我们从郑振铎为公家购得《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书的经过，来了解一下郑振铎践行这一抢救工作的曲折艰辛之一斑。因手头拮据，囊中羞涩，郑振铎最后是用公家的钱为公家购下这部《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以下简称《杂剧》）的。这部《杂剧》是明代赵琦美抄校本，其重要性不下于孤本的被发现。郑振铎在完成于1940年10月17日的《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文中写道，根据他的研究，他相信应该有存世的珍贵元明古今杂剧尚未被发现。后来他看到北平图书馆月刊上丁芝孙的一篇跋文，果然从中发现相关线索，郑说当时“我惊喜得发狂！我的信念被证明是确切不移的了！这些剧本果然尚在人间！我发狂似的追逐于这些剧本之后”。郑振铎好不容易打听到与此书相涉的丁氏、赵氏的联系方式，不料丁氏却已作古，赵氏也在“八一三”战火中罹难。丁、赵家人也不知此书究竟。就在郑振铎大感失望之际，他无意中从来青阁书庄杨寿祺先生那里获悉，有人在苏州发现有这些剧本，持有者分别为唐姓、孙姓二人。郑立刻联系杨，请他代为购置。据杨寿祺当时反馈的估价，在唐、孙二人那里各花上1500元一共3000元，即可购全整部书。之后的经过，郑振铎后来这样写道：“隔了几天，杨君告诉我说，这部书凡订三十余册，首半部为唐某所得，后半部为孙伯渊所得，都可以由他设法得到。我再三地重托他。我喜欢得几夜不能好好的睡眠。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

《杂剧》一书有了眉目，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为此，郑振铎联系了北平图书馆，后者也欣然表示乐意购置。不料购书款刚有了着落，事情却陡起变化：杨君告诉郑振铎，唐君的半部《杂剧》已谈得差不多时，却被孙伯渊捷足先登购下。现在全本《杂剧》已都在孙手中，孙持此书“待价而沽”，表示“非万金不谈”。郑振铎听后说：“我觉得即万金也还不算贵。这些东西如何能够以金钱的价值来估计呢！”话是这么说，可是一万元对北平图书馆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他们只能无奈表示：“书价如此之昂，只好望洋兴叹矣。”

这一来却急坏了郑振铎，“我一面托人向孙君继续商谈，一面打电报到教育部去”。最后终于得到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支持，同意购置。最后郑振铎亲自和孙伯渊谈妥以9000元成交。不过让郑振铎抓狂的是，陈立夫同意拨给的款项一时无法到账，暂时必须由郑振铎设法垫付，“而孙君却非在十几天以内交割不可”。郑只得先答应孙。之后他往教育部“打了好几个电报去。款的汇来，还是遥遥无期。离约定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我焦急得有三夜不曾好好地睡得安稳”。最后还是向人告贷才缓解了此燃眉之急，从而将《杂剧》珍本书完整地购下。郑振铎事后自况：“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座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这也难怪，《杂剧》里有242本杂剧，其中有一半是湮没几百年的孤本。元代人所写就有29种。很多还是稿本、抄本，没有刻印过。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中写道，这部多年来已被众多藏书家普遍认为佚亡的书的突然发现，“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资料的加入。这发现，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发现”。

还值得一提的是，《杂剧》的出现比莎士比亚的剧本还要早300多年。现代作家叶灵凤在《版画图籍的搜集功臣——悼郑振铎先生》一文中写道：“抗战期间，他（郑振铎）仍留在沦陷了的上海工作，隐名改姓，进行抢购流落到市上的公私藏书，他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收获极大，为国家保存了不少文化财宝，尤其是发现脉望馆旧藏的元明杂剧二百多种，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盛事，因为这一批经过名家抄校的元明戏剧，许多年以来久已被藏书家认为已经佚亡，现在竟由于他的努力，又被发现而且归之国家了。”而可以印证我在本文前篇即提及的郑振铎爱书“境界”的，是他所说的下面这番话：“这‘书’（指《杂剧》。引者注）是‘得其所’了，‘国宝’终于成为国家所有。我的心愿已偿。更高兴的是，完成这大愿的时间乃在民族的大战争的进行中。我民族的蕴蓄的力量是无穷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坏过程中，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建设还是无限的关心。这不是没有重大的意义！这书的被保存便是一个例。”实事求是地说，在战争时期的上海搜集、收购中国珍贵古籍文献，以郑振铎的能力，一般人还真难与他竞争。

当然也有例外，而且这种例外还让郑振铎感到格外焦虑。因为此时和他在上海“竞争”搜集、收购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不只是那些书商和藏书家，还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日本人、美国人，以及汉奸。其中有日本人还想方设法让郑振铎在这方面为他们“工作”。郑振铎妻子高君箴在《“孤岛”时期的郑振铎》一文中提到，曾有一个落水的“朋友”上门，替主管文化工作的日本特务清水做说客，说清水非常“敬佩”郑振铎，还送上一张大额支票，当即被郑振铎赶了出去，支票也被他当场撕碎。当时为家人安全计，郑振铎独自在外租屋住。高君箴回忆有一次她去看望租住在外的丈夫，郑振铎兴奋地指着屋里一堆书告诉她，“这一堆（书）是从纸商的熔炉边抢救出来的；而那几部（书），如不赶紧买，就有被投机者盗卖到域外去的危险……”还有一次，当留着长发，身穿青布长衫的郑振铎正在中国书店翻找书籍时，恰遇一个自称清水的日本特务在向伙计打听郑振铎最近是不是来过。认识郑的伙计们当即回答，郑先生好久没来了。这件事也为现代著名作家师陀所证实。师陀在《怀念“老郑”》一文中写道：

日本人是知道他（郑振铎）在上海的，也深知他爱逛旧书店。有一天他正站在旧书店里看书，一个日本人从外面闯进来，假装买书，问店里的伙计郑振铎是不是经常来。上海所有的旧书店，上自老板下至伙计，当然全认识这位老顾主。那伙计大约估计到赖是不行的，为着掩护这位老顾主，却回答说：“他长远不来了。”本人又问他住的地方。伙计又回答说：“我们也不知道。”一般卖线装古书的旧书店，店面只有一间，而且是老式房子狭窄得很。“老郑”就站旁边。他极镇静，直到那个日本人问不出所以，带着失望的神情悻悻然而去，自己才若无其事地走开。

自上海陷入日寇魔掌后，郑振铎也在暨南大学结束了他的“最后一课”。之后他就留在上海这个危险的敌占区，在日、美各色人等抢购我国地方志和善本古籍之际，虎口夺书，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抢救珍贵古籍文献之中。他的心愿就是“书籍存亡，同于云烟聚散。唯祝其能楚弓楚得耳”。唐弢说：“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人千方百计，掠取我国珍本古籍，席卷以去，西谛（郑振铎）痛惜这些书籍将流散域外，运用上层爱国人士的经济力量，高价吸引书贾，取得了优先选购权，这方面的争夺战是非常激烈的。”

郑振铎曾不无感慨地说道：“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郑振铎研究专家陈福康曾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保存下来的郑振铎1940年1月5日日记记载，那天郑振铎得到消息，敌伪要绑架他，因为他的名声较大。他在敌人的机关当中，像法院、巡捕房这些地方，有一些朋友，就得到了消息，于是躲到外面。他那天在外面躲的时候遇到同事周予同，他同周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却有一团浩气在。

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时候居然有人有意无意地曲解郑振铎。陈福康指出，当时甚至还有人传出来说郑先生跟周作人一样，做汉奸了。上海沦陷以后，1941年以后汉奸报纸上就公布过，日本方面要召开一个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与会者中就有郑振铎。有意思的是，这天的郑振铎日记保存下来了。郑振铎自己看到了这条报道，他在日记里面写到了。当时他非常愤怒。

当郑振铎在上海殚精竭虑抢救中国古籍文献之时，同样留在上海，坚守在文化阵地，不仅给予郑振铎莫大支持与帮助，甚至和他并肩奋斗在同一战壕的，还有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考古学家、版本收藏家张凤举。那一阵，五位爱国文化志士，目睹中华古籍精华、珍贵文献处于险境，几乎每天都要聚在一起，商讨抢救之策。他们觉得事关保护抢救国家文化留存，除了启动民间力量，政府也应该担责。为此他们联名给重庆政府发去电报，希望由政府来帮助做这一工作。

电报发出不久，得到教育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复电同意，除同意拨款外，并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来沪协商。最后商定由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郑振铎、张凤举五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订立如下七条办事细则：

一、本会设办事处一所，以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二人组织之，办理图书点查、登记、编目、及装藏事宜。二、凡购买图书每部价格在五十元以上者，须委员全体签字通过。三、各委员购买图书，无论价格多少，均须先行开单通知照办事处查核登记，以避重复，再由办事处以书面通知各委员征求同意。四、办事处应每两星期将所购各项图书列清单及价格送交各委员存查。五、重要之宋元版及抄校本图书在决定购买之前，应分别延请或送请各委员鉴定。六、各委员需要抽查或检阅某项图书时，办事处应于详细登簿后送去，收回时并应即行销号。七、购得之重要图书，于登记、点查、编目后，即应由委员一人或二人负责督同办事处人员装箱封存藏于缜密保管库房中，每箱均应详列图书清单一纸。

抢救中国古籍文献工作的严谨与慎重，通过这七条细则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而且公私分明。从现存当年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的往来信函，可知凡发现线索或购书，尤其是发现以及打算购买珍稀和要价不菲的书籍文献，由大家商量决定或互通声气，购买后登记造册。下面是郑振铎写给张寿镛（咏霓）两封书信中的文字：

前日在来青阁见到薛应旗《宪章录》一部，绝佳，索价五百元……兹奉上，请鉴阅。[凡十册；但原为二十册；并订之痕迹尚在。]此书绝罕见，所见为不全者。此是天一阁旧藏，初印干净，虽为万历初年刊，实极可贵……我辈必须收下。先生以为然否？[史料书不可与寻常集部相提并论。]……我辈访购，必须先有见到新出书籍之机会，然后方可选择其精者。致咏霓[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群碧楼书，已约好菊老（张元济），于本星期日至孙贾处阅定。详情当续告。兹奉上《辛斋存稿》一部，似甚佳，乞酌定。赵万里先生拟代购元刻《乐府诗集》一部，兹将赵函及菊老函，附奉，乞酌复。敝意此类书似不应任出（其）流出国外也。天津李木斋书已全部为伪方所得，为之一叹！惜无法救之矣！……宋本《石林诗话》为光华附近某西书肆之物，索价三千，竟已登《字林报》求售，欲售美金二百元。闻先生已阅过。昨日我亦阅过。确是好书。菊老亦阅过，还以五百元，彼不肯售。如为敌方或美国人所得，未免可惜！能设法一救否？致咏霓[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一日

咏霓即张寿镛。此信中因为有一部书卖家开价售三千元，张元济还价五百元，郑振铎怕无法成交而流露出的着急之态溢于言表。阅郑振铎这些信函，更让人感到可触可摸的，是他在非常时期不顾一切保护中国古籍文献的拳拳爱国之心。诚如郑振铎在另一封致张寿镛信中所道出的，“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了也!”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所以在具体操作上，“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虽为时不久，而麻烦已极多。想先生亦必有同感也。然实甘之如饴！盖此本为我辈应尽之责也”。在这样的过程中，郑振铎曾购得《盟鸥堂集》三册，虽为残本，但其中“多征倭史料”，所以虽“价昂至四十元，亦收之”。

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

郑振铎是作家，也是学者，所以格外重视史料。他曾表示，“关于史料书，如实在罕见与无刻本者，即（使）价昂，亦不能不收下也。此类书，关系‘文献’最巨，似万不宜放手”。在他看来，“在辛苦艰难之中，奋斗缔造，有大成功，乃是一伟大之事业也！”（诚如郑振铎一再表白的，“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饰架壮观，唯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我辈之工作，完全为国家、民族之文化着想，无私嗜，无偏心，故可得好书不少，且眼光较为远大，亦不局促于一门一部，故所得能兼‘广大’与‘精微’”)。这其中的根本原因，聚焦到一点，诚如他在用纫秋山馆主人名义为《明季史料丛书》写的序言中开卷所言：“语云，亡人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其所自出，昧其已往之光荣，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然史果可亡乎？……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郑振铎坦陈，为公家购书，要比他为自己个人购书难许多。为自己购书，出价高低，完全由自己决定；为公家购书，则一分一厘也要较真，往往不能由他一人说了算，须得履行相应程序；有时还得征求多数人同意。如有一次，郑振铎曾就嘉业堂藏善本书目四册，整整研究考虑了一个月，从中选出第一批拟购置书籍若干种，提供给张元济先生过目，听候意见；然后再送何炳松先生征求意见。有时彼此意见不一致，还得一次次沟通。如此一来，每为公家购置一批书，其难度可想而知，以致郑振铎感到时有心力交瘁之感。但也正如郑振铎夫子之道的，一方面固然觉得“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近虽忙迫，然亦甘之如饴也”。另一方面，他也深感“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且究竟较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适。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们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较之战士们，我辈之微劳复何足论乎！”不以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的特殊和艰辛为标榜与自诩，这就是凸显在郑振铎身上的文化志士的境界。

郑振铎还具有前瞻性的文化眼光。他在艰难境况下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同时，已设想到为国家建设图书馆，“如能以我辈现有之财力，为国家建立一比较完备之图书馆，则于后来之学者至为有利其功能与劳绩似有过于自行著书立说也。”而在此过程中，一旦发现有应该收购而没能收购下的珍贵书籍文献，郑振铎就会因此寝食难安，不断自责。如有一次他已与人谈好欲购买的珍贵书籍文献，因对方突然变卦而未果，郑振铎为此连连叹息：“奈何？！奈何？！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思之，殊觉难堪！殊觉灰心！”在“近日连遭失败，心中至为愤懑！”之余，他“反省：我辈失败之原因，一在对市价估计太低，每以为此种价钱，无人肯出，而不知近来市面上之书价，实在飞涨得极多极快……二在我辈购书，每不能当机立断，不能眼明手快。每每迟疑不决。而不知，每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便为贾人辈所夺矣！亦缘我辈不敢过于负责之故”。这样的经历，每次谈起，总让郑振铎觉得不堪回首，认为“徒惹伤心！”此中甘苦他以为不足为外人道，也只是在致张寿镛的信中，一吐心中块垒。

既然当时的上海充斥着居心叵测的异国文化特务和本国鹰犬，那么对于可疑的信件和包裹都是非经他们检查不会放过的。而对于郑振铎们来说，有些信件，比如内容涉及中国古籍文献持有者或出售的信息，自然是保密的。1940年7月21日，郑振铎在一封致张寿镛的信中写道：“昨上一函，并附朱电，想已收到。先生批注后，乞即交下，以尚须送菊老阅复也。致慰堂函已謄清，请签字后交还，再转何先生签字寄发。”写到这里，郑振铎接着标上括号并注上如下文字：“寄发方法甚稳妥，可不经寻常收信员手，亦不经检查，故可放心。”寄发邮件能够“不经寻常收信员手”，这里当然有着玄机。而且不仅仅只是信函，有时候还要将购买下的书籍文献邮寄到安全的地方。如当时郑振铎他们抢救下的珍贵古籍多先由徐森玉运往香港，再由香港空运至重庆，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徐森玉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系1940年年底由教育部派往上海，协助郑振铎他们从事抢救文物及珍本书籍等工作。在此期间，徐与郑振铎结下深厚友谊。郑振铎在1941年7月28日致张寿镛信中写道：“时局大变，幸货已多半运出。上海想可无虑，即太平洋一时想亦不至有战事。然货究以速运为上策。”信中的“货”指的就是珍贵书籍文献。读着郑振铎的这些文字，感觉得到话语中透着一份自信和骄傲。这自信和骄傲的底气，就缘于暗中有人施予援手。这些施予援手的人，除了徐森玉，还有就是当时在邮局工作的作家唐弢。在唐弢印象中，他是经阿英介绍认识郑振铎的，但此前他已不止一次听鲁迅先生提起过郑振铎。唐弢回忆道，“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从编印《鲁迅全集》开始，我们的过从多了起来。他（郑振铎）写《民族文话》，编《明季史料丛书》，借用上层爱国人士的财力，和日本人争夺孤本珍籍。他购入的书目，印行的史料，分成散页，封入函套，自一九四一年六月起，由我设法躲过日本驻邮局检查的耳目，陆续寄往内地。或径寄，或由香港转递。根据现在能够查到的材料：十月六次，共四十函，散叶和目录，不下两百五十函。其中哪些是书目，哪些是丛书散叶，甚至连印的什么丛书，我也没问过，一点都说不上来。记得丛书种类很多”。当时郑振铎因“近日发现寄香港函件遗失者。不知兄处亦能代寄否？”（郑振铎语）“兄”即指唐弢。对此，唐弢表示乐于出手相助。此中经过，我们可以从郑振铎当年致唐弢信中得知一二：

不日将有“航快”（航空快件——引者）数件内寄，不知先生能代为寄出否？（摘自[民国]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郑振铎致唐弢）

前烦兄寄出一函，兹又附上（正贴好邮票，如不足，乞代为加贴）一航快，恳即代为发出为祷！（摘自[民国]三十年六月五日郑振铎致唐弢）

兹又有二信（内书目）须寄出，兹附奉，乞便中代为发寄为感！（摘自[民国]三十年六月十六日郑振铎致唐弢）

兹奉上致渝函一件，便中乞代发为感！附奉国币五元，请代购邮票，暂存兄处，盖数日后，尚有一二函，拟请代寄也。（摘自[民国]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郑振铎致唐弢）

在这过程中，有几次郑振铎请唐弢秘密转寄《交黎抚剿事略》一书印样、石印明刊本《发边图说》等海内孤本，更是成为这一文化抢救工程中的佳话。郑振铎他们在整个抢救中国古籍文献的过程中，经由唐弢之手从邮路秘密寄出的邮件和信函不知有多少。而由于唐弢先生的低调和谦逊，他似乎也没有专门撰文详述当年他利用自己在邮局工作的职务之便，帮助郑振铎他们，究竟冒着怎样的危险。要知道，他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可是要坐牢甚至掉脑袋的。但唐弢义无反顾，毅然决然默默帮助郑振铎他们在敌人眼皮底下做着这些危险的事。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寇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件。唐弢当时是利用日寇或日本特务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秘密邮件投入邮袋然后封口启运。郑振铎那些经唐弢之手寄发的邮件信函，大都和抢救珍贵书籍文献有关，一旦被敌寇查出，不仅抢救工作功亏一篑，敌人由此顺藤摸瓜，还很有可能连累许多爱国志士受到迫害。据知，郑振铎们在战时上海抢救下的珍贵明刊本、抄校本等约有3200余部，这批典籍费时两个月陆续邮寄至香港，由作家许地山负责接收，寄存于香港大学。据蒋慰堂在《珍帚斋文集》中所记，这批典籍运抵香港后，他曾请示陈立夫，经陈同意，在这批书上盖章后本来打算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不料三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批正待启运的典籍不幸全部落入日寇之手。直到日本投降后，蒋慰堂先生得以前往日本查访，因这批典籍全部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日方无法抵赖，80余箱被劫典籍才得以完璧归赵。至于当时抢救下来留在上海的书籍，最后全部秘藏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上的佛教净业社所在地“觉园”。抗战胜利后由政府接收。“觉园”的前身为“南园”，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的私人花园。当年坐在“南园”的湖心亭，可隔水看到一栋名为“法宝馆”的新式洋楼。“法宝馆”为叶恭绰捐资建造。叶是净业社发起人，也是供给“文献保存同志会”购书的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他借了“法宝馆”楼下一大间屋给郑振铎藏书，这里与净业社办事处相向而望，利于掩护。这批珍贵古籍文献劫中得存，后来人们多相信此托庇于佛光普照。但其实又何尝不是对郑振铎们全身心付出的回报呢！

与郑振铎有交谊的捷克学者普实克，曾比喻说“郑振铎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是英雄，也是神。郑振铎当然从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更不是神。但就他在战时上海抢救中国古籍文献的功勋论，说他像英雄赫拉克勒斯，庶不为过。

来源：新民晚报　　发布时间：2014年10月20日—23日